魏文享:理性审视下的晚清经济—评马敏、朱英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17-06-27 14:57:14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在中国经济史上,晚清时期具有中西新旧杂糅的特点和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一方面,由于“西力东渐”的影响,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在延续的同时发生松动,无论是在生产关系还是在生产力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晚清时期又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启动期,蕴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与潜因,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探因求源。这使晚清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特殊的时段,别具迷人的魅力。因此,众多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已有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王方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稿》、魏永理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于素云等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凌耀伦等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蒋建平的《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周谷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等著作中,晚清经济史均占有重要地位。晚清经济史方面的专题或理论性著作还可以举出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陈翰笙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等。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卷本)可为重要的代表作。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3卷本)也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此外,在诸多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中,晚清部分也不可或缺地被列入其中加以论述。

  

   无论如何,面对晚清经济纷繁复杂的多面相和“众说纷纭”的学术前史,要想取得突破与创新,将晚清经济史研究推进一步,确是一大挑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又一对晚清经济史进行断代性研究的新成果,该书时段自1840年至清王朝崩溃,对晚清经济史进行了总体考察。此书为赵德馨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之第九卷,可以说是通史中的阶段性研究与众多晚清经济史论著相比,此书在体例、方法以及有关专题研究方面均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对于推进晚清经济的总体性研究大有启发。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内容,然后对本书的写作方法以及专题研究方面的创见进行分析。全书共分十二章,在第一章导论中对晚清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概况,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西力东渐”,传统经济秩序不断解体,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格局。这一进程中的晚清经济体现出以下特点:被动型的经济近代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工商错位与经济结构失序。西力东渐直接表现在商业贸易上,在第二章晚清商业贸易的变化中,作者首先讨论了商业制度的变迁以及近代市场的发育问题,此外对新式商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本章还对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全新经济组织形式-商品赛会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这时期的工业主要包括官办军事工业,官办、官督商办民用工业和民营工业。第四章分析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外国列强在条约制度的特权庇护下,开展了在华的商业、金融和设厂活动,控制了中国的外贸与金融。本章还归纳了在华外国资本的结构及其特点可以说,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存在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环境因素。第五章延续第三章分析了甲午战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甲午战败的刺激以及新政的实施,促使民间投资热情高涨。第六章分析了中国传统运输业的概况及近代遭遇,重点讨论了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发展以及铁路运输的兴起与进步。第七章主要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命运及其发展演变,重点讨论了原始工业化以及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问题。第八章对晚清发展农业的新举措、农业的改良与进步进行了讨论,并对兴起的农垦公司的产生、特点以及影响作了分析。第九章论述晚清时期的财政金融业,晚清财政面对内忧外患,入不敷出,清政府竭力整顿财政和推行币制改革,但并不成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政依赖于内外债的局面。文中对清政府财政改革以及内外债的复杂影响进行了恰当评价。本章还对传统金融业的演变新式银行的产生以及晚清金融业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第十章主要讨论清政府经济政策,认为甲午战败、民间舆论推动以及清政府内部的变异是清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所在,并对清政府设立商部、劝设商会、劝办实业等一般性工商政策进行了叙述,具体分析了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影响与缺陷。第十一章对近代经济组织及其管理思想进行讨论,考察重点包括近代公司的产生与发展、工商行会与商会等经济组织的蜕变、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产生主要内容以及特点。第十二章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分析了新型民间社会的建立和社会风尚习俗的变迁。

  

   由以上内容说明可以看出,本书是以总体论史学观点来建构章节体系,十二章的内容涉及到晚清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产业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多个方面。社会环境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清政府的财政以及经济政策产业发展是本书的重心,作者从商业、农业、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方面进行了横向的行业考察。在经济生活方面是第十二章近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后两个方面体现出了本书的经济史观的两个特点:其一是生产力的经济史观就以往近代经济史的写作来看,生产关系是讨论的主要对象。孙健早曾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2]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错,但偏于生产关系而忽视了生产力显然不太符合实际,反而言之脱离了生产力的经济史是否还是经济史犹当存疑。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生产力的研究已逐步为经济史研究者所重视。本书基本上摆脱了传统革命史框架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将产业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对农、工、商、贸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进行专题考察,而没有纠缠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陷阱。这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力的经济史观。在具体行业的分析中,作者也注重从生产力要素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存在、晚清财政改革以及经济政策则作为晚清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以及外部环境进行关照。

  

   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本书是以产业发展为重点考察对象,但同时又将新型民间社会的建立以及社会风尚习俗的变迁专作一章进行讨论,与一般经济史著作异然有别,从而体现出经济-社会史的取向,即研究经济不能单独注重于经济増长,而要关注经济对于社会层面的影响,包括衣食住行、消费习俗等,此其二从经济史的范畴意义上讲,重视经济生活是其应有之义。赵德馨认为,经济史学科的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它只受“经济”与“史”的限制。……就整个学科而言,则只能表述为“经济”,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3]而在一般的经济史著作中,消费层面往往被忽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史学往往注重“国计”而忽视了“民生”。[4]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也强调在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往往重视自然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空间的相互关系。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著作鲜明体现了这一特点近年来,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所提出的“新社会史”范式以及经济史领域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均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中视野过于片面和狭隘的一种反动,虽然这两种提法本身尚存在种种争议,但并未掩盖其在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上的功效。因此,不论是从经济史的本来定义或者是经济史的研究趋势看,经济-社会史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经济史的对象与研究方法。本书将新型民间社会建立以及社会风尚习俗变迁纳入考察范围之内正体现了这一趋势。借此之力,我们从作者对晚清独立经济活动领域的出现、新型商办民间社团的产生、市民社会雏形的初现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对于政治空间的拓展之功,从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由俭趋奢观念的转变以及衣食住行的种种变化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推动。间接可以说,经济发展的成效不能仅从数量或者指标上分析,也要着眼于社会层面的综合考察。

  

   本书在写法上重视叙述与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将晚清经济的历史形态完整展现,或者说本书是一本较为成功的历史学经济史著作。如何看待这一特色要结合经济史的学科特征来加以解释。经济史属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因而存在着历史学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的经济史之别,前者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之一,后者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两者在研究任务及研究方法上各有特点,也使经济史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吴承明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这主要是以研究方法来分。[5]高德步将经济史研究的任务与方法分解为三个层面,包括编年经济史、分析经济史和历史主义经济学。在这三个层面上,由于研究任务的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一般所言的经济通史和断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等大致属于编年经济史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经济部分,其任务是对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进行客观的描述,所以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历史归纳法。历史学的经济史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理论、工具和术语,而经济学的经济史的目的是发现经济规律,主要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术语。在第二个层面上,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的区别就十分明显,经济史已经完全是经济学的经济史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所要发现的规律不是历史规律而是经济规律,经济学的经济史的方法论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而历史学的经济史的方法论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在这个层面上比较典型的经济史研究范例,包括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等第三个层面的经济史学已经是彻底的经济学了。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经济学研究一样,也要采用科学的抽象演绎法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理论假说。[6]

  

   可见,如何处理历史学的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经济史不仅关乎书的体例,而且关系到写作方法就已有经济史著作的风格来看,正如吴承明先生指出:“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至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他以为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7]《中国经济通史》主编赵德馨教授也考虑到这一问题,他曾对主编经济通史的思路有所解释,他认为,“中国经济通史”中的史,是史学或史学著作之“史”。显然,本书为偏重于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发展的编年经济史的范畴,为更近于历史学的经济史著作。与此相应,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理论、工具与术语赵德馨教授提出,史学之“史”首先要叙述,但又不能停留于叙述,除了叙述史实外,还要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的概括换句话说,本书在内容上不仅要叙述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还要说明它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在叙述方式上,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8]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总体思路。作者一方面运用历史描写与叙述的方法对晚清时期的产业经济发展作了详细勾画,同时又重视理论分析与概括,使本书的论述更为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适当运用了现代化理论。现在,史学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已较为深入,对现代化理论运用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观”、“传统-现代”的二元史观等弊端有着众多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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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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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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