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1 次 更新时间:2017-06-27 09: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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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为农户家庭提供了城市获利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从而使得留村务农农户也可以有相对较高收入。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户缺少家庭劳动力而产生的贫困,二是生存条件恶劣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办法是继续城市化,为农户提供在城市获利的体制机制保障,基础则是为农民提供增长自我发展能力所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关键词:贫困;扶贫;社区瞄准;城市化;赋权

   作者简介: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两种类型的贫困:缺少劳动力的贫困与集中连片型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显著的成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2008年以来,我们两次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标准。目前,按老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 [1]。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在京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扶贫蓝皮书)指出,中国减贫对全球贡献卓越,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71464万人[2]。

   当前中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中国反贫困战略也经历了一个由区域到农户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主要扶贫对象是国家或省确定的贫困县;2001年开始将扶持的重点转向15万个贫困村;2011年国家又确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等。可以看出,中国农村扶贫长期以贫困地区的区域开发为主要手段。[3]

   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集中在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十三五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大多分布在生存条件恶劣、缺水少土、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灾害多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大石山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水库移民区,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是实现我国千年扶贫目标、小康目标中最难啃的硬骨头”。[4]在连片贫困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而且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小,识别难度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往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简单地进行帮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简单地说,当前全国反贫困的主要战场是在集中连片贫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存在着比较显著的贫困文化。此外,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有普遍的零星贫困发生,这些零星贫困发生的主因是天灾人祸造成农民家庭缺少基本劳动力,从而无法从市场上获得缓解贫困的劳动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旋律。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抓住了新形势下做好扶贫工作的核心。他明确指出:“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在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习近平要求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指出:“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注重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就需要理解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尤其是要理解农民获取收入完成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获得收入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务农收入,一块是务工收入,且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已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5]: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富力强的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一个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状况。即使农村农业生产条件比较恶劣,农业收入不足以解决贫困问题,农民家庭只要有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就可以从城市获得已经形成的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收入,从而可以缓解(实际上一般是彻底改变)农户家庭贫困状况。因此,从家庭层面来看,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家庭中缺少劳动力,不仅缺少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务工收入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缺少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入的劳动力。这是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生贫困的主因;二是不愿意进城务工经商,而农业收入又较少的农户,这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生贫困的主因。不愿意进城务工经商,既有交通不便、受教育水平不高等客观原因,又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某些个体不能接受城市工厂长时间的约束,而宁愿在家乡农村游手好闲。相对于较高收入,他们更愿意选择较多休闲。这种文化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是,在这种文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面,任何扶贫都是无效的。连片贫困地区恶劣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户很难获得足够农业收入,由此陷入普遍的贫困。

   对于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反贫困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来兜底。对于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最重要的办法一是建设基础设施,二是改变文化条件。或者说,在当前农户家庭可以同时从家庭农业与城市务工中获得收入机会的情况下面,只要农户家庭有强壮劳动力,且他们有从通过劳动来获得收入的意愿,这样的农户家庭收入就一定要高于国家最低贫困线的标准,就不存在贫困问题。

  

二、反贫困与城市获利的制度机会

  

   正常情况下决定农户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家庭缺少强壮劳动力,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获得城市务工机会,而之所以没有获得城市务工机会,要么是城市务工机会难找,要么是不愿意获得这样的务工机会。

   当前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并且形成了几乎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只要身体健康,进城农民基本都可以获得远高于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的工资性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进城农民在城市所获收入可能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却足以解决他们在农村的基本生活问题,并且可以轻松地将家庭收入提高到农村贫困线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政策被陆续取消,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方面,进城农民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与城市居民相差不大的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保障,基于农民身份歧视的就业限制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清除的话,也已经十分有限了,并且仍然在进一步清除之中。资本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在雇佣劳动方面不会关心被雇佣者的身份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当前城市务工收入水平,一对中青年夫妻一年三五万元收入是不难的。一个农民家庭,即使留在农村的父母没有任何农业收入,中青年夫妻再加上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一家六口人,按3万元收入计算,每人年均收入有5000元,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300元/年的最低贫困线。即使是一个6口之家,只有一个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一年只有2万元纯收入,这个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也超过3300元/年,更何况不可能没有任何农业收入,年老父母在农村生活的支出消费水平一般也较低。

   仅仅靠最低水平的城市务工收入,一个农户家庭6口人进城,他们不可能在城市体面生活。如果这个农户家庭仍然立足村庄,年老父母多少还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入。一般而言,农民家庭在村庄生活,住自家房子,有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农村消费水平又比较低,则只要有一个家庭劳动力进城获得最低水平的务工收入,这个农民家庭就可以摆脱在农村的贫困状态,就可以获得家庭基本的发展能力。

   因此,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办法就是让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获得正常的进城务工机会。恰好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为几乎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力市场)、不排斥农民进城的城乡体制机制,为几乎所有愿意进城的农村中青年人提供了城市就业与收入机会,正是城市就业与收入机会的普遍化,使农民家庭除在农业收入以外还可以获得城市务工收入,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农村的贫困。正是城市就业机会的出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进城,“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农村内部也发生了利益重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就业机会的大量出现。

   从农户家庭来讲,他们是否会响应及有没有能力响应城市就业机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力方面,一是意愿方面。从能力方面来看,尤其是少数老少边穷地区,农村青壮年仍然缺少接受基本教育,甚至不乏文盲,这样就会限制他们在城市获得就业的机会。因为不识字,他们对进城务工就有顾虑。从意愿方面看,有一些地区农民不愿意进城务工,忍受不了工厂劳动的约束。他们认为,虽然城市务工收入高,在农村种田,农闲时间长,都是熟人,相互信任,时间自由。因此宁愿在农村收入低一点也不愿进城去过受约束的日子。也就是说,虽然进城的机会是敞开的,在城市务工可以获得远比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有一些人却不愿进城务工去,而更珍惜农村自由的生活。虽然高收入是好的,农村游手好闲的日子也是让人留念的,值得珍惜的。“若为自由故,收入可以抛。”因此,他们即使进城务工,也可能只是在城市从事比较短时间的劳动,有了一定收入就回到村庄继续过“逍遥”的日子。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农村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只有当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了,才能留下相对较多的土地给仍然离不开农村的那些人获利。从农民家庭来讲,中青年进城,土地由仍然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种,这个农民家庭就在保留原有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新增了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从农村来讲,越来越多农民家庭进城,土地流转给仍然留守农村种田的农户,这些流入土地的农户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三、反贫困战略的三个层次

  

   如上所述,农村扶贫的根本不是在农村搞产业发展,搞定点帮扶,甚至不是要通过政府力量将农户进行易地搬迁扶贫,而是要在允许农民保持农村生活的基础上,获得从城市务工经商的获利机会。

从农民生产生活的农村来讲,即使都在农村生活,都只是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不同地区农村因为人地关系状况、自然生态条件差异,也会有很大的获取收入的差异,以及生活质量的差异。一般农业地区,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机械化水平也比较高,农户家庭比较容易从农业中获取收入,从而保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连片贫困地区尤其是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很不便利,劳动强度大而农业收入少。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缓解贫困的办法是帮助农民易地重建搬迁扶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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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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