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 钱永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4 次 更新时间:2006-07-25 2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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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   钱永祥 (进入专栏)  

  

  一. 前言

  

  近年来,政府及学界领导阶层,针对整个学术界积极设立各种规章,加强各类学术评鉴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续聘制度、学术刊物的审查评等制度、大学评鉴制度等等),进一步加上国际化、英语化等要求,并且将资源分配、个人奖惩、校系「退场机制」等办法,与评鉴结果直接挂钩。由于这些新制度的设计受到偏见、成见和浅见的影响,往往无视学门之间应有的差异、忽视国内学术生态的具体状况、更漠视学术发展本身的内在需求与外在条件,各类学术评鉴制度业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新进年轻学者,因为只能接受而不能参与制订评量办法,又面对常聘权的生存压力,而若是身处理工科居优势的机构和大学中,人文社会学科往往还得遵照理工科的评量方法接受检验(如专书不受重视、国外期刊论文才是发表常态,等),受聘伊始就被迫接受游戏规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也只有忍气吞声,逐渐在资浅教师以及研究人员之间,形成了一股很不健康的心态和气氛 。我们觉得,为了国内学术的正常发展,也为了协助学术工作者争取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将学术评鉴问题化为公共讨论 ,让学术工作者有机会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这是我们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基本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会议的抛砖引玉,讨论得以更为扩大,接下来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沟通论辩,逐渐形成学界更为细致的共识。台湾社会既然声称已经进入民主时代,学界便更有责任,要能够持续深化民主的落实。学术评鉴的各种机制,不能再由少数学术行政领导人凭一己的观点主导决定,而是必须接受学术社群的公开讨论。

  不过,身为学术工作者,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在法令规章等行政层次。我们认为,学术评鉴不仅是学术行政、学术规训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了解学术行政体系所推动的评鉴体制、掌握其方向及政策中对于未来想象的远景,必须能够分析及厘清当前学术生产方式变动的动力之所在;在缺乏公共讨论的情况下,面对着不断翻新而又琐碎的规章条文,我们若是不掌握总体的图像,也就难以应对。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概括性的来提问: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生产,究竟面临甚么新的考验与难题?身为学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问题历史化、拉高并拉广关照的层次,才可望开始协力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是我们在思考学术评鉴问题时,应该掌握到的基本脉络。在这里,我们愿意先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学界参考。

  以下的讨论分成几个部份。在第二节,我们指出这一波学术评鉴背后的动力之所在,并且观察压缩在人文社会领域中正在进行以及可能的变动方向。第三节将讨论集中在学术评鉴,特别是环绕着T/SSCI所引发的争议;我们选择这个主题,不仅是因为它受到学界同仁普遍的关切,而更是因为聚焦在T/SSCI的讨论,可以让我们揭示这个新制度运作中所暗含的想法,及其可能带来的长远学术、文化效应。在第四节,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动力,我们提出关于台湾学术可以如何全球化以及国际化的看法,指出台湾学术的国际化的方向,可以是相当多元的,而不必然将全球化等于英语化、或是SSCI化。再一次强调,我们并不认为本文的思考照顾到了全面;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激发和展开讨论。

  

  二. 变化的动力及变动的方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冷战体制快速形成。在东亚地区,为了围堵社会主义阵营(北韩、中国、北越)势力的扩张,美国延伸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防线,与各地军事威权体制合作,将日本、南韩、琉球、台湾等地纳入其区域性军事部署当中。不要忘记,长期的冷战秩序,并非只是在军事及国际政治的层次运作;反共亲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对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造成深远的效应,长期流动在我们的思想、身体与欲望当中。在文化上,台湾地区与东亚诸国不同,战前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战后的冷战结构与国共内战的延续,加上国民党政权的亲美反日情结,及韩战后南北韩分裂的确立,快速地使得美国成为台湾唯一主导性的对外关系。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留学生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是留美的,曾经构成在美国最大的外籍学生群体。如今这个情势起了变化,但是还有五成出国学生留美。所以,战后的菁英大部分有过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在政治上美国式民主成为台湾主要的想象;除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被好莱坞所笼罩之外,就连另类的反对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国马首是瞻。总之,战后台湾的美国化,或是说对于美国的依赖,是总体全面的。台湾的学术生产,是在这样的格局中纳入了美国的系统。然而战后的美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深受冷战格局所形塑,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 。一旦我们处处师法美国,典章、制度乃至于学科分界便都以美国为典范,连教科书的引进,乃至于翻译,都是来自于美国(精准的说,是冷战体制下的美国学院)。由于留美学人在知识上深受冷战体制的洗礼,反共亲美成为学院知识生产的基本结构,也就不足为奇。

  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于是在欧美地区宣告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形成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简单的说,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样的面向来思考,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 ,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与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份之一」 。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的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的大学校长的选择,是基于他在学术、眼界与公共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仅得有能力向企业募款,更需要有经营能力,把大学转化成生财机制。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 。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略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走向,不但牵动后进国家,也成为后进国家不断模仿、跟进的标准。像台湾、新加坡、南韩乃至于中国大陆等地,也在彼此竞争的压力下,开始把学术生产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标,归结到国家总体竞争力来计算,以量化得分多少来实施奖惩。每个学校可以分到多少预算资源,甚至于是否必须退出「市场」,都与此相关。为了在国际上竞争,又提出各种各样的卓越计划竞标,想要在国际大学的评比中占一席之地 ;或将几个大学联合起来,加大学校的体积,在国际评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数 。下降到个别研究教学人员,应运而生极为简化的量化记帐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这样的产物,以一条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社会人文等领域,虽然近年正受到所谓后殖民学术典范移转,以及内在于台湾历史社会的本土化运动的冲击,但是台湾的学界适得其反,并没有展开批判性的讨论,反思台湾的知识生产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个情况之下,一旦学术国际化当令,「美国化」很方便的与「国际化」几乎划上等号 ,也就不难理解。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学术生产的变动,主要的动力来自台湾外部,特别是美国学院的变化。不容讳言,90年代以后两岸竞争互动中,中国大陆投入大量的资源建立重点研究大学 ,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等,也有推波助澜的效应。所以必要的进一步提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逻辑,会如何重新定位学术生产,特别是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部份?如果一切以市场、生产力、利润为依归,那么可以想象的是:以前国立大学的经费来自于人民纳税的钱,研究及教学还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场为判准,但在私有化过程中,哪些课程选的学生多,哪些学科及哪些个人可以将经费带入大学,就将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捐助,学术生产被重新定位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产业界的研发部门,即R&D 。在此条件下,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则是公私智库、研考部门,乃至于包装(packaging)、对于市场潜力的社会文化分析、甚至被迫从属于商业管理学院的知识典范。原先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反思性社会进步动力的角色,也就相对地遭到掩没。类似这样的走向,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我们不得而知 ;将本应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学主体,这样转化成为配合、附属于政府及产业的研发客体,学界会如何反省和看待,我们也雅不愿猜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能够配合大势的学科(或是学科内部的某一支流),已经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轨的学科,正在努力地找寻衔接点。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识国家化、知识产业化──的意见,几乎没有空间以及正当性发出声音。于是,政府与少数的学术领导阶层,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况下,正在透过特定经费的分配方向,替学术工作者调整研究教学方向、越俎代庖地决定整个学术社群的性格以及未来。

  这也就牵扯到同样重要的一连串相互关连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下的学术生产中,作为统合社会资源的国家(the state),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势之下,国家如何形成总体的基本政策?如何对知识生产重新定位?政策的内容为何?它对学术工作者进行了什么样的宣示?这些政策形成的过程,是否有广大学术社群的共识?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我们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乱的条文不断出笼,大方向何在则没有人说得清楚。跟教改工程一样,由于学界并没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结果基层教师不知所措,但是负担和责任又由他们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形成之后,透过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么样多层次的效果?比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名,在产官学可以相互为用的领域当中投入大量的资源,由政府透过诸多奖励机制主导特定的研究方向,结果在民族国家的架构当中,统合并主导了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知识生产的方向,至于不具有产官学所定义的「生产力」的知识领域,则惨遭排除到边缘的地位。

  然而,知识生产的民族国家化,或是说国家以「产业竞争力」来主导学术生产,在不同面向上又与政府积极推动的大学市场化∕国际化呈现了暧昧的竞争关系,凸显出政策并没有顾及长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这个效应,体现在研究及教学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教学方面,为了国际上的竞争,大学的教学开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国际学生,以及如何加强学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会学科因而必须调整教学内容,符合外来学生的需求,特别是强调得以英语授课。但是这正好与民族国家重视自身语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以台湾当代的显学台湾文学及台湾史为例,这些相关的课程如果用英文来上课,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有多少教材已经有英文翻译?有多少师资能够以英语授课?(有关语言问题,我们下面会进一步讨论。)在研究的层面上,问题在于,国家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务于产官学复合体制中台湾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时在学术国际化的情势中,学者提出的问题又必须在既有的国际学术场域中操作,而欧美地区主导的社会及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却与台湾社会并不一致。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出版,许多学者所用的分析架构与问题意识,都必须符合欧美地区的要求,反而与产官学的想象大不相同。同时,国际化的另一个操作方式,就是国际研究团队的形成;可是这类研究团队得以形成,前提在于具有共同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场域中,这种问题通常会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来出现。想要以台湾自身面临的问题为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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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化与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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