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7-06-24 13:29:30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历史记忆     型塑     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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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維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維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  历史记忆  型塑  解构

  

   在中国台湾地区“国父”与“国号”、“国徽”、“国歌”,均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性政治符号,是国家与历史认同的重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尊号系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确定。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不仅将之视为延续党统的象征也将之视为“中华民国”正统的标志之一。因此,在文化符号和物质空间上不断加强对“国父”功业及精神的宣扬,増强民众对“国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依恋。随着台湾地区“国际地位”及岛内政治生态之演变,“国父”内涵亦有所变化。作为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成为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推动政治和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基础元素。但在“台独”者看来,“国父”记忆之中蕴涵的“中国记忆”“统一意识”是走向法理和事实“台独”的重要障碍。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动作来推行“去中国化”,甚而“去中华民国化”。在2004年前后,关于“国父是否外国人”的问题在台湾朝野爆发激烈争议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试图通过正名、修改教科书等方式来消解“国父”记忆;以国民党、亲民党为代表的蓝营贝阪对政治干预教育,竭力维护“国父”地位。(1)本文主要运用台湾地区的报刊资料试图对台湾“国父”记忆及2004年前后台湾关于孙中山“国父”称号的争议进行解读,以了解台湾地区现实政治权争及“统”、“独”对峙之中历史记忆的现实功用问题。

  

   一、“国父”称号之政治意蕴及两蒋时期的记忆强化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及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历史功业受到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敬重。孙中山在世之时,国民党内多称“总理”。“国父”之称始于孙中山逝世之后。1925年3月12日,社会各界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呈上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其唁电挽幛均称“国父”。目前,学术界多以此为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的台湾岛虽在日本侵占之下,民众举办追悼会亦称“国民之父”。台湾在孙中山逝世后三年也建立了塑像。1928年时,台南的佳里镇金唐殿就树立起孙中山之塑像,是汕头人何金龙所雕,此为台湾最早的孙中山雕像。(2)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正式仪式及政府文本之中,仍尊称孙为“本党总理”。中国共产党虽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仍尊孙中山为“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国父”之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于同年4月1日通令全国,以总理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尊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则不必强令改易。这样,“国父”就和“国歌”、“国旗”、“国徽”一样成为国家之政治象征符号。严格说来,关于孙中山历史记忆的形塑在其逝世之后就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中国国民党举办奉安大典、修建中山陵;规祭祀及日常纪念的仪式;地方及民间社会修建中山公园、树立孙中山雕像;植树节及纪念日的确立等等都在空间及时间上使社会对孙中山的记忆不断得到提醒与延续。1940年确立“国父”地位,只是这一趋势的强化。陈蕴茜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借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3)这一分析揭示出孙中山作为历史符号在国家认同、权威建构及政权党争之中的现实作用。

  

   台湾地区正式形塑“国父”之历史形象是在光复之后。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国民政府即采取道路命名、机构命名、建立纪念场所等方式来加强台湾民众之国家认同,以摒除日据时期“皇民”思想之负面影响。“国父”作为国家的形象符号,也是重要的宣教内容。以路名为例,台湾光复之后,不少地方将日据时期的道路改为“中山路”。如台中市的中山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叫“新盛桥通”,嘉义市的中山路曾叫“大通”,高雄市的中山路曾叫“昭和通”,在光复后均改称为中山路。在台北县的淡水镇、莺歌镇、金山乡、石门乡、八里乡等许多乡镇都有中山路。(4)台北市之中山区,亦为光复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在两蒋时代,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敌对状态,不过两蒋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反对“台独”,强调“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国父”作为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的符号,需要依赖于物质及文化的不同形态予以提醒强调。在1949年后,台湾关于“国父”的纪念和记忆几乎全方位展开。

  

   节日纪念是强化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国民党迁台后,1954年公布了《纪念日(或节日)纪念办法》,1982年公布了《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将节日纪念及国定节日作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在“国父”纪念方面,每年3月12日之植树节及11月12日的诞辰纪念日是最为主要的节日。在“国父”百年诞辰中,国民党和“政府”举办盛大纪念活动。自1951年始,还将纪念日扩升为纪念月会活动,为时更长,活动更多。1966年还将“国父”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诞辰纪念曰,“总统府”及中枢会举办纪念大会,由“总统”发表讲话。在蒋介石时期,多强调奉行“国父”遗教,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到蒋经国时期,纪念大会讲话多注重台湾经济及民生问题。中枢纪念日还举办专题演讲,由与孙中山有渊源的政府资深官员演讲。民间也会举办纪念大会,会后有民众游行及游乐活动。《中央日报》、《联合报》等媒体还会发表社论,缅怀“国父”革命历程,向“国父”致敬。(5)“国父”诞辰纪念、双十“国庆”、中华民国建国日纪念,共同构成“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仪式。

  

   物质形态的纪念空间也在不断营造。最为重要的是台北国父纪念馆。该馆于1964年筹建,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时奠基1972年5月正式完工。纪念馆原隶属于台北市政麻1986年改隶台湾当局“教育部”,后合并阳明山中山楼机关名称从国父纪念馆管理处易为“国立国父纪念馆”。此外,还有中山楼、中山博物院、中山桥、中山宾馆等建筑孙中山的雕像也是直接展示其历史形象、寄托民众緬怀与崇敬之心的重要载体。在台湾的孙中山雕像极多。宜南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石像是1948年所建台北中山堂孙中山立像,由嘉义人蒲添生制作,于1949年建成。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国父纪念馆”,还竖有孙中山铜像在台湾全岛以中山为名的学校、道路、机构、区域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方面,既有大陆迁台的中山大学,也有数量极丰的中山“国中”、中山“国小”。在台北市、高雄市、新竹县、彰化县、台北县等,均有中山“国中”“国小”。在道路命名之中,中山路遍布全岛,如台北县、台中市、台中县、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市、高雄县、新竹市、新竹县等,许多乡镇也以中山为路名。(6)台北的中山路分南、北两路,分布有逸仙公园、“国父史迹纪念馆”、中山美术公园、中山市场、中山足球场。台湾之中山公园极多,据统有16个中山公园。(7)

  

   学校教育之中所采用的历史教材也是形塑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文化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影响。“国父”作为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其定位是受到中国史与台湾史之关系而变化的。在1949一1995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即由教育部门统一制定教学大纲并由国立编译馆编撰教林教材直接体现“国家”关于历史的主体论述。到1995年后,改统编制为审定制,允许学术及教育出版机构自编教材而由“教育部”审定,实质生杀大权仍操之于“教育部”。在两蒋时代,坚持中国史的主体论述,并在相当长时期之内延用大陆时期之用本台湾作为中国之一省的地位及“国父”的历史地位自不容置疑。无论是社会课本还是高中教材,都强调国父的伟大业绩。在1971、1972年先后两次修订高中历史课标,历史仍分本国史及外国史两大部分,以本国史为主,其中増加关于台湾史的内容。到1983年、1985年又两次修订课标,将历史教科书定为5册:第1一3册为本国史,即中国史;台湾史则按中国之一地区,置于中国史范畴之内,但内容大幅増加。第4、5册为外国史。(8)多次修订之中,中国史观仍是核心基点,台湾史一直是隶属于中国史的范围内讲解并不存在政治争议。到1994年的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之中,新増加《认识台湾》的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各一册,这是首次在教材体系中编排专门台湾课程,显示台湾史的比重和地位在不断提升。虽可说是李登辉推行台湾本土意识之一种体现,但増加乡土认识也并无不可。台湾有学者分析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的教科书中的台湾论述,认为整体上看“关于台湾史的内容是从中国史观出发,以大中国的意识形态对台湾史进行诠释与再现的”(9)。孙中山来台之史实被反复宣讲,成为构建“国父”与台湾关系论述的重要依据。(10)总体而言,在两蒋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史观是得到加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台湾岛长期受日本占领而国家认同不足之情状。

  

通过国家的政治仪式、物质空间上的布设、文化意识上的形塑、社会活动的展示,“国父”之形象在台湾岛内得到空前加强成为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不可缺少、随处可见之象征符号。国父的内涵随政治环境之演变也在发生变化。在大陆时期,孙中山被认为是民主与革命传统、国民党党统、中华民国国统之象征,其诠释权受各方争夺。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以“国父”形象、“国父”遗教作为号召民力、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在每年的双十“国庆”及“国父”诞辰纪念之中,国民党、“政府”部门都会发布文告、举办仪式,规划活动,以此宣示政策、感染民众。在文化层面,孙中山也是台湾与大陆作为中国共同组成部分的纽带。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跨越了海峡,受到两岸的共同尊敬,因而也有超越两岸政治纷争的象征正因如此,“国父”记忆才与“中国记忆”、“中华民国定位”、两岸关系发生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解涂“戒严”以后,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明显増强。但是,单纯的乡土意识或者说主体意识并不必然会挑战民众的中国观念,但“台独”势力将有意将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连接,并力图切割台湾与大陆之政治文化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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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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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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