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共同体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7-06-24 00:10:40

进入专题:   协商民主   依宪执政   共同体   关系存续   系统调整  

赵谦  

   摘要:  基于共同体理论对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展开方法论层面的本源式研究,有助于在理念模式上全面解析该问题,从而为既存现实问题的整全性校正提供可能的方向指引。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是一种有效解决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体制机制中各类具体问题的共同社会治理生活,其成就与否往往取决于共同体所特有的关系存续属性与系统调整属性能否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中彰显出来。该类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主要通过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各方成员生成的默认一致行动而实现,其应具备的自足化系统调整属性则主要通过共同体中预设权威所推进的良性统治而显现出来。

   关键词:  协商民主;依宪执政;共同体;关系存续;系统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依宪执政作为一种执政党依宪治理国家的实践活动,即意味着“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逻辑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2]作为一种“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3]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则表现为依宪执政活动在协商民主领域的一种具体实践。该类实践活动往往围绕宪法权威的确立而展开,强调执政党及各民主党派依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最终根据宪法规范、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基本精神的指引而实现对各项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治理。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序言中明晰了“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之依宪执政活动的宪法依据,并确认了作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之制度载体的政协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8条规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之“(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中规定:“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皆在事实上将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确立为加强宪法实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特优势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我国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仍存在不少问题,难以凸显民主、高效、合理、有序之基本要义。如协商民主的“程序机制缺乏、制度权威性不足以及缺乏配套政治文化”[4],“协商主体要素欠缺、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质量效果不高、协商民主发展不平衡”[5],“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运作的规范依据中虽然也存在少量的硬法规范,但是大量存在的是软法规范”[6]。具体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也存在“领导干部宪法意识不强”[7]、“宪法思维缺乏”[8]、“执政党权力难以形成有效监督”[9]、“党内法规水平不高”[10]、“执政能力的法律定位欠缺准确性”[11]等问题。则有必要就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问题展开针对性研究,从而为科学规制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提供所需方向指引。

   近年来,学界就依宪执政问题已经展开了一些探索。例如,就“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依规治党”[12]和“依法执政、依宪执政”[13]这几对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从执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及参政权的关联角度来厘清依宪执政的法理内涵[14];从地位、对象、内容及路径层面来界定依宪执政的核心要件[15];在法治中国建设大背景下,探讨作为依宪治国的一个具体环节之依宪执政的构建途径[16]。但相关研究更多地将“依宪执政”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社会事实抑或规范事实,基于较为传统的问题对策式分析路径展开,较少将其置于协商民主的场域中来探讨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发展完善问题。对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展开“方法论的自我反省”[17]层面之本源式研究,有助于在理念模式上全面解析该问题,从而为既存现实问题的“整全性”[18]校正提供可能的方向指引。

   共同体作为一种经典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哲学理论,可为进行这样的本源式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工具。“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19]ii-iii“共同体生活实质是一种能思考、能意识并以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生活。”[20]可基于此来解析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特有属性,进而为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检视共同体理论以证成该理想类型指明方向。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即是一种执政党依托宪法权威于协商民主场域推进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得到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同的,实现“领导、合作、监督、参与”之个体间相互交往的,以有效解决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体制机制中各类具体问题的共同“社会治理”生活。该类生活成就与否往往取决于相关个体间相互交往的行动方式,即共同体的特有属性能否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中彰显出来。

  

二、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的关系存续属性


   共同体内部存续的关系大致可界分为三类:其一,“关系本身即结合”[19]52之有机结合关系;其二,“局部依附于自身和受自身制约”[19]56之相互依附关系;其三,“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19]71之默认一致关系。这三类关系共同赋予了共同体关系存续的互助性,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20]。可基于此来解析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

   (一)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往往通过该类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而实现。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根据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界分为三个同心圆式影响层面,由里及表地生成辐射作用效应。首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的“多党合作”层面,该层面包括作为“政治领导者”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协助领导者”之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其次,发挥主体共治作用的“政治协商”层面,该层面包括作为“参政议政者”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最后,发挥参与治理作用的“协商民主”层面,该层面即作为“主权享有者”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汇集的最广延爱国统一战线下的人民群众。“政治领导者”、“协助领导者”、“参政议政者”和“主权享有者”这四方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和参与关系。

   1.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领导关系

   该类关系主要存在于作为“政治领导”者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被领导者”的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之间。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的领导关系主要显现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之“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具体领导方式与侧重点则因不同共同体成员而各异。

   其一,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该类领导更多地是一种基于执政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领导。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意见发展”中规定:“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也是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的应有之义,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具体展开。

   其二,对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的领导。该类领导更多地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思想领导。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10条规定:“组织和推动委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人民团体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组织形式上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党委序列,则亦可归入执政党组织领导的基本范畴。

   其三,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该类领导主要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主权享有者”行使权力的协商民主路径而实现。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总纲”中明确了执政党对政协的领导地位。又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在“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中规定:“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在推进、落实执政党领导政协的具体过程中往往强调执政党党员应积极参加政协工作并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加强政协理论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等。进而透过执政党领导政协之核心引领作用的辐射效应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相对间接的广义“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2.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

   该类关系可显现于三个合作层面,即“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的合作、“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之间的合作、“政治领导者”与“主权享有者”之间的合作。

   其一,“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的合作。该类合作主要表现为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二、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中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中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拓宽了“协助领导者”作为参政党参与权力行使的渠道,推动各民主党派基于合作前提而非对抗前提下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得以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21]与执政党展开理性沟通、对话并达致合意,继而更进一步巩固强化了“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其二,“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之间的合作。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的协商式合作。例如,就爱国统一战线范畴下宣传贯彻各类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事项,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2条之规定“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其中人民团体作为执政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更应发挥居中协调组织的桥梁沟通作用,以推动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切实贯彻执行。

其三,“政治领导者”与“主权享有者”之间的合作。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商式合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2]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合作是由我国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使命所决定的。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基本方针”规定之“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在“深入开展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规定之“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但该类合作较之“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间的协商式合作要更为间接,具有较弱的羁束性和实效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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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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