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税收风险与现代化相关性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17-06-21 1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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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也直接影响税制、税收现代化的优劣与完备程度,进而影响系统性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因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17]因此,必须高度警惕税收权力的滥用。而且,即就是偶尔错了,伤害了“最诚实最公正的人”,也必须对其进行限制。道理在于:“虽然恶人在数量上少于正派人,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区别他们,于是便有怀疑、提防、抑制和自卫的必要,即使这偶尔会针对最诚实最公正的人。”[18]更何况,即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公民通过民主制授予了政府的征税权力,由于现实利益的驱动,同样会在征税权力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在某些范围和场合偏离公众的需求。

  

   3.税收法治优劣直接影响系统性税收风险的概率大小。因为法治是对一个社会重大人际利害行为的协调与管理活动。因此,法治体系的优劣,会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概率大小。这是因为:(1)税收法治的目的决定税收价值接近真理的程度,进而决定税收现代化的优劣与完备程度。因此,优良税收法治一定是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为终极目的。(2)凡优良税收法治都追求善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说:“善的定义揭示的是,具有自身由于自身而值得向往的这类性质的东西,都是一般的善。”[19]就是说,一切税收法治都应该征纳两利,最忌讳的是,损不足而济有余。(3)凡优良税收法治要有民主制的保障。因为,民主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税收民主是税收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只有民主才是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只有税收民主才是税收法治区别于税收人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正如洛克所说:“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0](4)凡优良税收法治一定符合公正平等原则。因为公正平等是税收法治的根本。(5)凡优良税收法治都有宪法之根。因为“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征税的权力是其最熟知的政府强制力的表现。征税的权力涉及强迫个人和私人机构交费(charges)的权力,这种收费只能通过向政府转移经济资源来进行,或涉及对这些资源的财政索取权(financial claims)――这种收费伴随有在严格的征税权意义上的有效实施权。”[21]因此,就更加迫切需要做出宪法的安排,以便规避政治机会主义的弊端[22]。

  

   事实上,税收法治的人道精神、限度、生态意识,等等,也都关系系统性税收风险爆发概率的大小。一个充满人道关怀,力求满足每个纳税人的基本福利需求,关注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的实现,拒绝一切非人道的税收桎梏,不断提升税收法治境界和整体水平的税制与税收现代化,系统性税收风险产生的概率注定很小。反之,则很大。同样,一个有着强烈生态意识,有助于人类生命意识与生态意识熏陶与培养的税制与税收现代化,系统性税收风险产生的概率就小。反之,则很大。同理,一个税收法治恰当适度的税制与税收现代化,既能“把纳税人当人看”作为税收法治的重要原则,又能把“使纳税人成为人”作为税收法治的最高原则,其系统性税收风险产生的概率就小。反之,则很大[23]。

  

   三、税收风险作为偶然的因素,也会因其性质、大小、类型、损害程度等等因素,反作用于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进而影响其现实进程的快慢与方式的选择等等

  

   固然,国家现代化系统的完备与优劣,总体上决定税收现代化系统的完备与优劣,决定税收系统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但这并不是说,税收风险、税收现代化不可能影响国家现代化,不会影响经济、文化产业、人际关系、政治、德治、法律、道德等活动的现代化。事实上,偶尔的、具体的税收风险,也会反作用于税收与社会,从而影响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快慢,以及方式的选择,最终影响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与多少。道理就在于,“‘社会’是广义的社会体系,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构构成,三者相互作用。财政(包括税收——笔者注)是调节三者的媒介,因此,财政成为‘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24]而且,“政治体系通过财政渠道筹措货币,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又通过财政渠道提供公共服务,保护所有权,进而通过财政渠道向社会体系提供公共服务,借以维系共同体式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取社会体系的‘忠诚’拥护。”[25]一句话,因为财税是构成“社会”的三个子系统之“媒介”,因此,一旦系统性税收风险发生,也就是“社会整体”危机的结果和翻样。或者说,财税体系的优劣与完备程度,一定反作用于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进而影响其现实进程的快慢与方式选择等等。

  

   至于这种影响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反向的、消极的,或是另一回事,但这种影响是必然的,千万不可忽视。具体而言,究竟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反向的、消极的?关键要看这种税收风险属于何种性质?哪种类型?是否可控?在何种境遇下?等等。

  

   如果税收风险是可控的,非系统性的,是形式技术层面的,局部的,可控的,等等,那对税制改革、税收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对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可能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反之,如果税收风险是不可控的,系统性的、内容型的、全局性的,等等,向好里说,可能“倒逼”税制改革、税收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悲观地说,则完全有可能干扰,甚至阻滞税制改革、税收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至少会打断渐进式税制改革、现代化转型的自然节奏,走上剧烈大动荡之路,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造成社会财富的巨量浪费。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等等,就是血的教训。毋庸讳言,从古今中外已经发生的系统性税收风险看,一旦一个社会走上激烈的剧变之路,不论是税收现代化,还是国家现代化,代价都是惨痛的,大多会以牺牲普通社会成员的生命与财产为代价。因此,任何一个理性文明的国家,都应尽量避免这种系统性的税收风险。

  

   质言之,系统性税收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税制落后与不完备,以及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运行不当所引发的总体性、大面积的不确定性与损失。相对于税制之优劣及其完备程度(极差、较差、次优、最优),系统性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就可分为极大、较大、较小、极小四个类型,从而可对此类系统性税收风险进行相应的预警和防范。道理在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需要强调的是,系统性税收风险对税制改革、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完全不同于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对税收风险的影响。如果说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对税收系统风险的影响是总体的、面上的、诱发性与聚集性的,那系统性税收风险对税制改革、税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点式突破蔓延,迅速诱发次生风险,进而耦合共振,导致母系统的快速瘫痪与运转失常。或许这就是历史学家朱学勤教授在读完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书后发出“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26]感叹的原因所在。坦率地说,系统性税收风险的预警与防范,首在母系统——国家现代化、税收现代化系统的优化。其次才是具体的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的预警与管理。

  

   四、税收风险与税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而且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表现形态

  

   系统性税收风险与税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而且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表现形态。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现代化、税收现代化的结构与类型本身就十分复杂。既有基本的结构:内容与形式,也有完整结构: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还有深层结构:道德价值规范、道德价值判断、道德目的、行为事实。另一方面,税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类型,既有普遍性的与特殊性的,也有共同性的与特定性的,还有相对性的与绝对性的,优良的与恶劣的。因此,仅就税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结构与类型而言,系统性税收风险的影响就已经十分纷繁复杂。且不说,国家最高权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际、法治、德治、法律、道德等活动,以及全球化世界大背景诸多要素的影响。因此,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不可预见性、不确定、不可控性与必然性等特征,也就毋庸置疑。

  

   因此,税收风险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具体发生,也就难以确定,充满偶然性。比如,到底是因为税收子系统运行不当引发了税收风险,还是因为社会母系统的先天性缺陷催生了税收风险,或者是因为二者的共振与耦合共同引发了大面积的税收风险,等等。这不仅使得税收风险的研究本身充满不确定型,也使税收风险防范难度加剧,成本加大。

  

   当然,税收风险之复杂性并不是我们无视税收风险研究,放弃防范预警系统性税收风险的借口。因为所有风险,必定还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测性等特征,是可以有限把握和防范的。

  

  

   注释: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6.

   [2](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

   [3]王海明.新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748.

   [4]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ume 1 ,Fifth Edition, Methuen & Co. Ltd.London,1930,P421。

   [5]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

   [6]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ume 2 ,Clarendon Press.Oxford,1979.582.

   [7]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9.

   [8]Robert Maynard Hutchins: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ume.43.On Liberty, by, John StuartMill, Encyclop Aedia Britannica,Inc,1980,P.292.

   [9]密尔顿.论出版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4.

   [10] 马起华.政治学论[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台湾),民国66(197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1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89.

   [13]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N].学习时报(北京). 2007.09.19.

   [14]欧阳谷.法学通论[M].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民国35(1946). 102.

   [15]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2.

   [16]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17.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8][21][43]詹姆斯·M.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秋风、王代、魏志梅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

   [19]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4.

   [20](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8.

   [22]云南.正义报[A].转引自新华日报(延安).1944-07 -20.

   [23]姚轩鸽. 税收法治的基本特征与要求略论[J].西安税务研究(西安).2015(7).

   [24][25]神野直彦.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9.

   [26]朱学勤.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N]. 南方周末(广州),2012-12-13.

  

   原载《西安税务研究》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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