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父亲重返阔别近半年的武汉。
这一次，父亲是带着妻子孙岫云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姐一起去武汉的。而在与祖父和祖母告别离开泰州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世，父亲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亲。这是父亲一生的遗憾。
1938年初祖父去世时，因父亲正作为发行人与胡绳（主编）在汉口（后转移至宜昌）创办中共的一个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救中国》周刊，根本离不开，也就未能给祖父送终。甚至直到五十年后去世，不知为何，父亲也从未回老家给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扫墓。不过平心而论，由于各种个人权利难以抵抗的因素，即便后来父亲萌生回乡扫墓的年头，可能也办不到了。
史家老五房的祖坟墓地——我的曾祖父母葬在那里，位于泰州都天庙西北不远处，但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次修整河道、建造船闸的工程而被毁弃了（当时五叔在海安工作，姑妈出嫁，泰州老家仅有托人照顾的生病的三叔，而且也没有接到通知。祖坟被毁后，地理面貌变化了，后来家里去人找，但一片茫然，家族祖坟遗址也不知何在了——作者注）。据五叔说，我的祖父母，也即他和我父亲的父母，因均死于战乱的抗日战争年代，只得暂被安葬在泰州城西北的楼家庄，期待今后有条件再移坟至都天庙的家族墓地。但后来因为家族祖坟没有了，只得作罢。然而，人民公社时又大搞深耕平坟，位于楼家庄的祖父母的坟也得移了。但当五叔闻讯后赶去时已经晚了，坟已被平，祖父母骨殖都已散失。五叔只好原处找到并收集了部分骨殖，用蒲席包好就地深埋，后来也找不到了。从1932年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到1989年去世，父亲足有五十七年未曾回家见过他的父母，更不用说给其父母送终和祭扫坟墓了。这是父亲埋藏心中的一个一辈子的痛。
父亲这次去武汉，在余香山先生处仍然是当会计，先是在天福纸庄，第二年因余先生麾下另一爿天泰纸庄业务扩大开始搞印务，又被调至天泰纸庄（经查，该纸庄位于当年汉口特三区老大智门保华街101号——作者注）。第三年，即1935年，基督徒余香山先生开始在汉口组建大智门公益会，联络地方士绅，捐款捐物做慈善，业务繁多，便又将父亲抽调至公益会做秘书兼会计，对父亲很是信任和倚重。父亲此时的工资也涨到了三十多元。后来，因父亲又兼做纸庄的账目，薪水也相应增加了一些。具体是多少父亲没说过，但从后来父亲所拥有的积蓄看，估计那时月入五十元以上都是有可能的。虽说那时他和孙岫云已有了一个女儿（大姐），生活负担重了，还要补贴泰州家里，但省吃俭用些，这收入还是足够宽裕的。
在此期间，父亲与何伟、黄心学、成庆生以及蓝乃真这几位好朋友依然保持紧密联系。不过此时，随着年龄增长和世界观的逐步形成，他们五人中有些人的理想与志向都开始明朗化了，区别也明显了。比如，蓝乃真主要从事孤儿院教书和基督教布道工作，成庆生出身于一个基督徒世家，每天祈祷和宣讲基督教义也在情理之中，加上工作地点在武昌（任教会大学——华中大学附属教会中学部主任），往来也少了。而何伟和黄心学则由于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思想也越来越趋左倾。父亲虽然忙于纸庄和公益会事务，因性情相投且住得较近，与仍在华中大学读书的何伟他们往来也很频繁，思想上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即便如此，出于友谊，蓝乃真依然与何伟和父亲等经常见面，互相交流各自的工作和读书心得。
1934年夏天，何伟他们三人从华中大学毕业了，哪里也没去，都留在了武汉。何伟和黄心学分别到汉口的两个女子中学任教（这两个女子中学，一个叫圣罗以女中，一个叫懿训女中，都是教会中学。前者与华中大学一样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909年创办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懿训女中现叫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当年就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集提及的传教士杨格非所在的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作者注），而成庆生则被聘为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留在了武昌。此时，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会大学毕业后均仍然在教会中学工作。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
此时，在汉口这两家教会女子中学任教的何伟与黄心学为省钱在汉口合租了一间宿舍，离父亲租用的住处不远。这样，工作和居住也都在汉口大智门附近的父亲与何伟及黄心学两人来往得更为密切了。成庆生则因在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中学部（也叫华中大学附中）当主任（校长？），工作生活都在武昌，只能偶尔到汉口来聚会。此时，成庆生与父亲见面机会也少了许多。父亲的英语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我也曾听过父亲老年在家带孙女时教孙女说过几句英语，都是些问好和简单问答之类的句子，发音和语气还算标准，有点儿伦敦音味道。看来，当年父亲向成庆生学英语还是很用功的。
以前，父亲和黄心学、成庆生等在与何伟交往时，就听何伟说过他在汝南家乡就参加过共产革命并与中共有联系。当时，父亲他们都以为他是说大话，没在意，后来才得知何伟说的都是实话。何伟（原名霍恒德）的二哥霍德轩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就是中共党员了。何伟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教育家和活动家。毕业后当了教会中学——圣罗以女中的教师，何伟在教课（教授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和地理）之余，常与父亲及黄心学、成庆生等学习讨论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授课时，他总将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和政治观点揉合到他的教学中去影响他的学生。黄心学似乎也是这么做的。当时，父亲和他们聚会讨论读书学习心得时，何与黄有时也带着几个他们的学生来参会。这些学生大多是14-15岁，都是些女孩子。比如，何伟的学生，父亲记得有范元甄（后来成为李锐先生的前妻——作者注），黄心学的学生则有梁立琳（1938年3月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委员、宣传部长——作者注）等。可见，在何伟与黄心学的影响下，汉口圣罗以女中和懿训女中这两个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后来确实有很多人参加了抗日和共产革命。
后到1935年，父亲与何伟他们的读书学习聚会也有了一个名称，叫读书会。读书会主要由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为主组成。蓝乃真因汉口慈幼院事情太多，加上在信仰上还是有所不同，住得也较远，这时来得少了。成庆生则因工作生活都在武昌，离得远，来往也不是很多。在何伟等人的感召下，读书会名气越来越大，开始有大中学生慕名而来，比如，华中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以及何伟和黄心学他们任教的那些女中学生等。李锐先生那时在武大读书，叫李厚生，“一二九”运动后也时常参加读书会活动。我父亲也常介绍大智门公益会的年轻工友参加（其中一些就是蓝乃真服务的汉口慈幼院长大了的孤儿，这些人后来有不少也参加了抗日和共产革命——作者注）。这样，参加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大约是1935年底，汉口的生活书店开张了，除了卖书还出版一些杂志，如《世界知识》和《妇女生活》之类的月刊半月刊等。这爿书店与一爿文具店相连，面积不大，但其楼上是交通旅馆。从上海生活书店调来汉口的书店经理叫顾一凡（后来也加入中共了——作者注），其思想也较左倾，他在书店楼上居住的交通旅馆的房间后来就经常作为读书会的活动地点。大约是1936年底，即何伟在南京被捕前后，顾一凡在汉口也曾被逮捕并入狱，甚至还曾被控告与时任湖北省长的杨永泰被杀案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战，国民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因无任何犯罪证据，顾一凡先生也被作为政治犯释放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汉口读书会当时是以何伟为首的部分武汉进步青年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松散的社团组织。可以说，那两年（1934年至1936年春）在读书会周围聚拢并团结了一大批武汉知识界和学界的精英，为日后武汉地区抗日活动高潮的掀起无形中起到了很大的凝聚和促进作用。可见，汉口读书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时期武汉地区知识青年在彷徨中寻觅真理的一种尝试。由于一开始就是以阅读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书籍为宗旨，在苏俄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强力输入以及抗击日寇侵华这一大背景下，汉口读书会成员最后大多走上了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也是其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后来到了1936年春，由于救国会这一新的民间抗日组织的产生和兴起，依托汉口读书会而成立的、社会影响面更为巨大而其组织形式也更加紧密的武汉各界别救国会开始登上武汉历史舞台并最终取代了汉口读书会。随着何伟加入中共，武汉救国会也就成为中共向国民政府施压以鼓吹抗日的一种组织了。此时，原本那个组织形式松散的、仅仅由汉口部分进步青年自发组织的读书会也就彻底偃旗息鼓了。然而，汉口读书会洒下的革命种子早已在武汉三镇各界青年知识分子中发芽、生根和开花了。
据《武汉党史网》介绍，何伟于1935年夏“在汉口生活书店结识书店经理顾一凡和读者光未然、孔罗荪、史略、何功伟等，一起组织读书会。”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父亲也曾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及其中某些人的姓名。比如光未然。光未然是笔名，原名叫张光年，是名闻遐迩的《黄河大合唱》组诗作者，当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还有孔罗荪。孔当年可能在汉口一家报纸任副刊编辑，1938年4月曾与周扬一起成为当时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候补理事。不过，《武汉党史网》所说的何功伟，1935年时只是湖北省立高中的一名学生，史载他在1935年底的“一二九”运动后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工作了，实际上没有怎么参加读书会活动。两年后何功伟才于1937年底从上海回到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区委书记。但是，那个时候汉口读书会早已成为过去时了。何后来于1941年英勇就义。
其实，相比于高中生何功伟，那时候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李锐先生作为大学生参与读书会的活动的次数可能还多一些。说到读书会就不能不提到黄心学，因为他与父亲一样始终是汉口读书会的核心之一。黄心学1950年5月因病去世，生前任中共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另外，在汉口参与组织读书会时父亲还叫史金缄。史略之名是他在1937年底在武汉与胡绳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才改用的。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创办的读书会主要成员一致决定应该做些什么以响应北平的学生。1936年春，听说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读书会成员也开始为在武汉成立类似组织做准备。这时，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李家栋（也叫董毓华，是董必武先生的侄子，中共党员——作者注）到武汉来串联，听说了汉口读书会，就与何伟联系上了。于是，很快就以汉口读书会为核心先行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主要成员就是何伟、黄心学、成庆生等十多个大中学教师，还有武汉《大光报》几位编辑（他们也曾参与过读书会活动，可能就有孔罗荪先生——作者注），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
据父亲回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那天是在汉口《大光报》所在地（经考证，《大光报原址似乎在特三区鄱阳街34号，距父亲工作的天泰纸庄不远——作者注）开的会。《大光报》一位副刊编辑（不知是不是孔罗荪？——作者注）作为东道也参加了。何伟讲了话。后来，在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之外，他们学习上海做法又成立了武汉职业界救国会。而这个界别的救国会主要就是父亲去鼓动和组织的（其它界别救国会还有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和武汉妇女救国会等，前者是以李锐等武汉大学学生为主组建的，而后者则也是由武大的女学生为主组成的——作者注）。那时，父亲找了大智门公益会的一些工友以及他认识的其他公益会、救火会职员，加上蓝乃真和成庆生及读书会其他成员推荐介绍的一些其他行业，如银行、慈善组织的职员等共约数十人，然后开会并共同起草和发表了一份文告，汉口职业界救国会就算成立了。但此后这个职业界救国会好像并没有组织什么活动，也没有编印发行什么出版物进行宣传。反观武汉文化界救国会和武汉学联，倒还出了一些用蜡纸钢板刻印的非正式宣传品进行宣传。
大约是1936年4-5月间，何伟跑来家里跟父亲说，他要去上海，是联系有关成立全国性救国会的事情，只是手头有些紧。父亲从未听过何伟说这话，知道老友遇到困难了，于是二话没说就拿出了三十块银元塞给了何伟。何伟也没有谦让就收下了，只是用力地握了一下父亲的手。在这之前，父亲也常常掏腰包补贴读书会的一些活动，但那都是主动的，而这次何伟张口却是第一回。这时，大姐已经3岁，孙岫云也没有工作，父亲虽说薪水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仍须补贴泰州家里，家庭生活还远说不上富裕。当时这三十块银元于父亲而言确实不算小钱。由此可见父亲那时与何伟的友情之深以及其对抗日和革命的态度了。
何伟从上海回来后的身份已是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了，名气也大了许多。当时一些报刊对此都作了报道。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和策略的一大胜利。民意的转向也迫使国民政府逐步收敛其对长征到陕北的中共及其红军的围剿和镇压。比如，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宣言上说，“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执行委员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则为常务委员。何伟从武汉华中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和教会女中的青年教师，通过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成为与前述的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全国知名人物并肩的人，也确实了不起。要知道，那年何伟年仅26岁。
父亲也觉得那段时间何伟比以前忙得多了，当然他们见面次数也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有一天的见面父亲却记得很清楚。父亲回忆，193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也就是何伟从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汉口不久，具体时间父亲记不清了，只觉得那时还很热，何伟满头大汗但显得很高兴地跑到家里来找父亲，悄声对父亲说，他已与中共联系上了，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然后，他又问父亲想不想入党。父亲说，他当时觉得消息突兀，就稍停顿了一下说，当然想啊，让我考虑一下怎么安排我的家人吧？何伟见状就说不着急，过一段时间再说也好，到时候我找你。
父亲生前曾回忆说，那次在加入中共问题上之所以犹豫未决，主要是感到突然。因为前两年还是学生时，何伟就常说他参加过共产革命并与中共有过接触。但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这几个好朋友听后，谁也没将此话当回事，估计是都不太相信。因为那时候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加入中共就意味着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将脑袋掖在裤袋上，连家带口的显然不行。那次何伟从上海回来后专门来找父亲时突然严肃认真地低声告诉父亲自己就是中共党员——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父亲有点吃惊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何伟说过这样的话——然后，紧接着何伟又问父亲想不想入党？一听之下，父亲在惊讶之余就立即决定下来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其次，父亲也想到，与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何伟不同，自己老婆孩子都在身边，泰州老家还有七、八口人需他不间断地拿钱接济呀。想想也对，在父亲看来，那时入党就意味着自己要舍家赴难献身共产革命，总得想一下家里事怎么安排吧？
后来父亲才知道，何伟那次到上海去参加全国性救国会组建大会后，又曾悄悄地从上海辗转到了天津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可能是何伟临离开汉口去上海之前跟父亲说自己缺钱的原因所在吧？——作者注）。在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回武汉后，何伟与其他两位分散在武汉的党员（据查，这两位隐藏身份在武汉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位叫习东光，另一位叫王锡珍，王锡珍也叫陈约珥——作者注）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武汉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经考证，那时中共北方局似乎并没有要这个临时工委在武汉发展党员的既定计划。可见，那次何伟问父亲想不想入党可能只是一种朋友间的信任和关心，并非是一种正式的组织意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顺口一说而已。这么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何伟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也与父亲一样，都是一年多之后的1937年底或38年初才先后加入中共的。那时，黄与父亲都是何的最好朋友。如果要发展党员，何伟不会厚此薄彼。何况当时何伟所在的武汉党组织还只是一个刚成立的临时工委，而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及组织原则，一个临时工委一般是不会也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和资格的。当然，以上都是笔者个人的分析与猜测。最终还须以日后公开披露的史料为据。
几个月后，1936年底，已是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书记的何伟又一次来找父亲，还带了一张纸条交给父亲，说他准备去南京和上海执行一个任务，要父亲好好保留这张纸条，不要给任何人看到。纸条上都是些父亲不认识的符号。父亲不懂纸条上那些符号的意思，但他知道这张纸条很重要，于是就把它折叠一下插到自己书桌抽屉内层上方的一条木缝里。从桌子上看不到，拉开抽屉往里面看，因角度不同，也是看不到的。
自从那年秋天何伟首次当面问了他是否想入党以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已想好了家事安排，也下了决心要加入中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为此，在那次见面时，父亲便对何伟很正式地说，他想加入中共，当一个职业共产党人。请他介绍吧。何伟听了非常高兴，就说，好啊，我很高兴我们成为同志。但现在来不及了，我从上海回来后就介绍你入党。父亲还记得，何伟那次来找他说要去南京是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来的。因为平时，何伟不是学生装就是长衫，是很少穿西装的。谁知这一去，去营救他人的何伟竟然也被国民党逮捕下狱，而他们两人的再见面就是来年9月份了。其时，1937年“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上海也已经沦陷。
根据常情，作为工委书记的何伟被逮捕后，武汉临时工委的工作肯定会处于停顿状态了。这就是说，在何伟被捕的那段时间（1936年底至1937年9月），中共在武汉的组织活动基本上是停止了的。但有资料说，那段时间里，习东光与王锡珍这两位工委委员曾与一些进步学生和人士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还自发组建过一个所谓的中共武汉临时党支部，甚至还以这个支部名义发展过党员。但是，根据当时的中共党纪规定，他们自己的党员身份如未经临时工委书记许可，无论遇到怎样情况都必须保密，除非组织上主动联系他们。所以，那个临时支部尽管有他们两个中共党员参加并主持，但囿于严格的组织原则，他们必须对自己地下党员身份保密，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所以，尽管有资料说上述这个中共武汉临时党支部在那段时间可能有过发展党员或入党宣誓之类的活动，但因其未经其上级临时工委书记批准，只能属于自发性党组织，均作不得真。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对于父亲而言，这两次加入中共的契机因客观原因未能实现其实是有着隐喻意义的。现在看来虽然这只是一段经历，但似乎却在冥冥之中暗示着今后父亲在党籍这一所谓的政治生命问题上可能会遭遇不顺。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确实被他的这个所谓的党籍问题折腾得够呛。不知在那一个环节上出错了，父亲的中共党组织关系在他1939年从鄂北大洪山鄂豫边区去延安时居然被中断，衔接不上了，而且在求证过程中阴错阳差，虽几经努力，父亲的党籍直到抗战结束也始终未能获得认可。这真是一个历史遗憾。（具体历史情况，后续文章将仔细叙述——作者注），
1939年夏离开延安后，父亲随抗大渡黄河东征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事的工作始终呈流动状态，工作区域和单位一再变化。而且，由于无论在哪里，所有能够证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如何伟、黄心学和胡绳等当时都不在当地而在其它战区，也无联系方式，无法作证。而能找到的知道父亲党员身份的其他中共党员，包括经父亲介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那些人，如四叔史金龙（力群）和堂叔史敬棠等，因是兄弟关系且是父亲引荐他们走上共产革命道路的，却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明资格和依据。结果，父亲在证明其党籍问题上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毫无用处。中间有几次，其上级和同事也曾劝过父亲，要其放弃恢复党籍的努力，重新入党，不要再找证明人证明自己的党籍了。但耿直认真的父亲总是不愿意放弃。
1945年4月，时任《豫北日报》主编的父亲，在得知到何伟下落后，终于经时任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化工部部长，改革开放后先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作者注）同意并派小分队护送，先是从八路军太行第七军分区从河南新乡一路通过封锁线北上到位于河北南部的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局获取许可，然后又一路南下，到位于淮河以南安徽、江苏交界处的新四军七师及中共淮南区党委所在地寻找何伟（当年何伟曾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曾希圣任政治委员——作者注）。谁知到了那里父亲却被告知，何伟作为候补代表已经离开根据地去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了。在父亲求证党籍的途中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可见这段千里求证旅程有多长。当这一切的努力无果后，倔强的父亲终于想通了，也认可了命运的安排。最后，父亲经苏北一分区回到老家泰州重新入党了。可以说，八年抗战，父亲为了自己的党籍居然求证了七年。
党组织关系丢失且未能续接上这事本身也许是人为疏忽，也许是一个故意，或者只是一个意外，但对父亲而言，这段坚持自证党籍而无果的经历无疑是一段让他的自尊和自信不断遭受重创的历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虽然此时父亲的入党时间问题终于有条件可被证实了，而且，某些活着的证明人也陆续找到并愿意出面作证了，但此时的父亲却已经失去了再次证明自己是1938年中共党员的兴趣，坦然接受了现实：他放弃了党龄申诉。不过，在父亲1989年3月去世后，中共安徽省委史略同志治丧委员会发的讣告上写道：史略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似乎承认了他的党龄是从1938年而不是1945年算起了。当然，这时再来认可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因《我的父亲》系列文章这次仅写到1939年，为便于读者了解后续文章中的相关内容，特提前在这里将父亲的党籍求证过程的大致情况予以说明——作者注）
何伟这次离开武汉东去上海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设法营救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名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如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因为被捕的这七人都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没想到去营救他们的何伟自己也在上海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南京的监狱里关了起来。何伟的被捕让刚刚兴起的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因群龙无首而陷入了低潮。
这消息是黄心学来找父亲时说的。父亲听了很吃惊。经与黄心学等人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暂时减少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以免引起更多的麻烦并造成更多的损失。这样一来，很多原本可以公开举行的抗日宣传活动也都偃旗息鼓，或者转为悄悄地进行了。何伟走后的武汉也平静了很多。此时，父亲除了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几个纸庄继续干他的秘书和会计工作外，与黄心学、成庆生和蓝志一等老朋友以及其他进步人士还时常来往，打听老友何伟的消息，交换一些民间抗日活动的情况或讨论一下他们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焦虑和苦闷中观察和等待着。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
到了第二年，即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全面抗战开始了。这时，南京政府宣布具保释放七君子，然后大赦政治犯。何伟也很快回到了武汉。父亲的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生涯也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