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7-06-21 13: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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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李大钊1917年4月18日于《甲寅》日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8月15日),评驳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唱起了对台戏。

  

   1、《大亚细亚主义》(1917年4月18日)

  

   1916年11月,日本小寺谦吉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较早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这个概念。(《大亚细亚主义论》汉译本1918年由中国百城書舍出版。)日本《中央公论》第4期,刊登《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李大钊不同意其中观点,奋起驳论。此为李大钊撰写《大亚细亚主义》的直接原因。

  

   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说:“日本东京发刊之四月号《中央公论》,辟卷即揭一论文,题曰:《何谓大亚细亚主义》”,此文论述什么是“西洋文明之精神”,此即对内以“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以“国民的暴力主义”侵略他国。因此“西洋之文明”就是掠夺之文明、“西洋之主义”就是掠夺之主义。

  

   《何谓大亚细亚主义》又指出于今亚细亚人到处受人排斥,遭人厌恶。白人所谓的“世界”,已不将“黄人”包括在内。白人所谓的人道,“不以待遇居于亚细亚之黄人”。堪为深忧的是日本政府对此一无自觉,其外交“皆为英国保障远东之守门犬”。文章“号召”所有亚洲人,“速为觉悟”,培植“独立自主之基”以“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为唯一之理想”。在此理想之下,日本、中国及印度于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经济各个方面,实行“天然之联络”,共同“抗彼西洋,拒彼白人”,直至排除欧美势力于亚细亚以外,俾使“亚细亚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

  

   李大钊写《大亚细亚主义》是对《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的评判。李大钊说:日人所论,“事实所在,无可讳避,吾人亦不敢否认”。针对“大西洋主义”,而揭出“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作为对立与抗拒,似属“当然之反响”。然而没有中国就没有亚细亚,中国不独立则亚细亚不独立,“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如果世上真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如果日本真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与觉悟,首先必须承认“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

  

   李大钊揭露日本“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以“亚细亚之主人翁”自居,必为欧美列强众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同时,亦将“嫁祸于全亚之同胞”。

  

   于此同时,李大钊也正告“欧美诸邦”,必须“速祛狭隘种族之见,而扩充其世界人道之内容,对于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勿任此疆彼界,有尊卑贵贱之差”,如此“世界的革命可免,黄白战争之祸可不至实现”。(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4月18日。)

  

   2、《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

  

   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在《国民》杂志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文章说: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李大钊从以下方面揭示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所在。

  

   李大钊说:“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由此日本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话”,“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这样,亚细亚的民族就都去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一概由日本人解决,让“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让亚细亚成为日本人一家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了。所以,“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而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李大钊说:当今列强都在争先恐后倡导形形色色的“大主义”。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一系列的“大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无非凭籍本国的强大,胁迫周边贫弱之国,绑上它的战车,与别的强国争强夺胜。对于日本人这个“主义”,亚洲各国,哪个甘心。欧美列强,哪个愿意。结果“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李大钊强调:倡导“大亚细亚主义”极其危险,这个危险,不仅危害日本,且可危害亚细亚的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和平。防止这种危险,人人有责,“就连日本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李大钊反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首创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并提出“世界联邦”理论。他说: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是“世界联邦的基础”。

  

   为达成这个目的,的确需要一个“亚细亚主义”,用它协同亚洲人的思想与行动,然而这不是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是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是“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1919年1月1日。)

  

   3、《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元旦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以后,有一位叫高承元的先生在《法政学报》第10期上发表文章,针对李大钊文中“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一语提出商榷意见。

  

   高承元询问李大钊:“为甚么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却要各洲的小联合作个基础?”然后又自问自答,是不是因为:(1)“为联合便利上”;(2)“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为此李大钊1919年11月1日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一文,对高承远的商榷之词作了回应。此年中国爆发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蓬勃兴起。

  

   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说:我并没有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我所主张的亚洲的联合,连欧美人旅居亚洲的也包含在内。不过以地域论,亚洲终是亚洲,非洲终是非洲,是无可如何的事实。以民族论,各洲的民族多是安土重迁,居亚洲的终是亚人为最多,居欧洲的终是欧人为最众。据现在的情势看来,各洲有了小联合,就是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的第一步。

  

   李大钊认为以各洲“小联合”作基础,创造“世界联邦”,确有“便利”操作的原因,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对此高承元驳论: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不过隔一海峡”。相反,从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则遥远得多。以此反对李大钊将地理接近作为联合的基础。李大钊回应:“亚细亚境内各地方对于欧罗巴境内各地方的关系,不全是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以外,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同样,“由小亚细亚到同洲的青海、西藏”的关系,固然不如“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地理相近,“但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间的关系,不全是“由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青海、西藏的关系,“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

  

   李大钊也承认,进行亚洲的“小联合”,亦因民情相近之便。高承元则以反例相驳:香港、广州的民情与异洲欧美相近,而与同洲的蒙藏相远,何不将其联合于欧美,而联合于亚洲?李大钊回应:“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间的民情的差异,都是香港、广州与蒙古、西藏的比例吗?”更何况,“香港、广州的民情和异洲的欧美相较,与和同洲或同国的蒙古、西藏相较,那个远,那个近,还是一个疑问。”

  

   李大钊强调“新亚细亚主义”,“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而是因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才去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他说:若不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就没有意义;“大亚细亚主义”若不破坏,“新亚细亚主义”就无从完成。“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日本人提倡的亚细亚学生会”、“日本人的蒙古的自决”,种种怪现象、诡把戏,不都是“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吗?

  

   他引用法国博士李霞儿的话说:“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洲境内有受人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束缚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受束缚。”李大钊认为:这是欧人对日本人的忠告,也是对亚洲各民族的警告: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是“奴隶国”的主义,是“束缚他人”的主义,必须“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告诫国人: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不要轻视弱小民族和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的力量。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人民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产生勇气与确信,敢于搏战,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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