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不仅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形式逻辑，而且确立了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正是在常规范式的支配下，经济学界盛行开了方法导向式研究，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而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作模型建构和计量实证。但显然，这种研究取向无法发现现实中的问题，更无法给出解决的思路。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是对以前经济学的进步发展，而经济学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使用更高阶的数学工具来将理论进一步逻辑化、严密化。这样，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常规范式，现代经济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大基本倾向：（1）它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艺术创造；（2）它日益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故事编造。但显然，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科的本质和经济研究的根本宗旨，并没有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几篇对现代经济学的流行偏向作一剖析。
【一】
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流行取向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将经济研究也等同于艺术创造，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数理模型的构造。结果，一个个优美的水晶球被创造出来，却远离了现实；而且，一旦遇到预料之外的压力，这种脆弱的水晶球就不可避免地破裂了。其实，科学研究和艺术臆想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科学追求的是真理，而艺术追求的是美感。而且，即使基于艺术的类比，这也主要针对的是应用政策经济学，它关注的是如何灵活而因地制宜地使用既有的经济理论，却不可能发展和完善经济理论。显然，正是将经济研究等同艺术创设的误解，严重妨碍了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因此，经济学科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
一、前言
自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以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逐渐热衷于特定引导假定下作形式逻辑的数理推导或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取向因过度的抽象化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日益拉大的脱节，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地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预测、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反而索性在逻辑游戏的象牙塔里自得其乐，并把经济学的功能界定为对社会经济现象提供解释。尽管这种“象牙塔”研究缺乏现实的应用性，但一些经济学家却不仅不做深刻的反思，反而以自我循环逻辑的数学公理等为借口来为这种现状进行辩护，并将经济研究视为与现实无关的艺术构造；这样，经济学就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其追求的是逻辑的严谨和形式的优美。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基于理性的数理建模日益艺术化，而且基于经验的计量实证也日益艺术化，其追求的是在大量复杂的因素中抽象出某些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在通过回归的分析来“构思”出一个似乎可信的故事。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正在践行济慈在《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畅想：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在世间知道的且应该知道的一切。[1]
问题是，经济学界目前这种艺术化的研究取向果真促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了吗？它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变化呢？甚至它对经济学家本身又带来何种影响呢？显然，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2009年6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写道：“在所有被刺破的经济泡沫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比经济学自身的声望之破裂更壮观的了。几年前，这一沉闷的科学曾经作为对包括从毒品交易到相扑摔跤等更多的人类行为提供解释的一种方法而受到欢呼。华尔街也到最好的大学中搜索博弈理论家和期权模型构建者。而在各种舞台中，经济学也被认为远比政治家更值得信赖。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开玩笑说，那时的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一旦他死了，总统应‘支撑住他，给他戴上一副黑眼镜’”，但是，“为80年来最大的经济灾难所唤醒，经济学的声誉受到了重大打击。在公众的脑海里，一个傲慢的职业已经受到贬抑了，尽管经济学家仍然处于政策争论的中心——如美国的本.伯南克或劳伦斯.萨默斯或英国的默文.金——他们的声明已经比以前更受到怀疑。这一职业也正经受着内疚和怨恨。”[2]显然，这次经济危机再次引发我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取向展开反思。
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如此地偏离了现实，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却依旧还在为此进行辩护。例如，瓦里安就写道：“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确实，大多数经济理论家承认，他们研究经济学仅仅因为它很有趣”。为了给当前这种研究方式提供更好的辩护理由，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转向了自然科学中所存在的类似取向：自然科学家都大多注重其研究结论的优美以及研究本身带来的乐趣。譬如，数学家彭加莱就曾指出，科学家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的，其研究自然是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快乐，而他从中得到快乐是因为它美；相反，如果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求，生活就不值得去过了。同样，物理学家海森伯也记录了他与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优美性的数学形式——形式指一个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融会贯通的系统——引向前所未见的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实特性。[3]
那么，艺术化的研究取向对经济学来说果真合理吗？这就涉及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特性及其应有的研究目的。（1）就经济学与诗歌、音乐以及数论等的比较而言。经济学科毕竟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现代经济学还很不成熟，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理想标准，不过，这却正是经济学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既然如此，又怎能以纯粹的审美兴趣为当前这种游戏化的学术取向辩护呢？事实上，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瓦里安就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并不是为经济理论提供完全的说明。对一个在经济学中充当某种角色的理论而言，它不能仅仅为了其自身的智力追求，而且应该在经济研究中发挥实质作用。……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因而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应该根据它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所作出的贡献来衡量。”[4]（2）就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而言。自然事物具有的是同质性的自然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具有简洁性，以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简洁美与事物本质的探索具有相通性；但是，人类具有的却是异质性的社会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以致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过分偏重于简洁美，那么就会偏离事物的本质。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哲学已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学科。它论述仅仅能被传授者了解的具有高度技巧性和密传性的事物。这些问题与那些普遍感兴趣的事情无关”，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5]是以本文就当前经济学中艺术化研究取向所潜在的问题作一简要剖析，并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出发探究经济学研究的应然走向。
二、艺术化的数理模型及其问题
一般地，一种研究或一门学科要为同行或大众所接受，除了阐明事实和解释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套说服的技巧，使人相信这种研究或学科讲述的就是事实或者具有存在的意义。麦克洛斯基就认为，修辞就是使人接受的主要方式，它是“一门探索的艺术，使人们相信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证明真理”，是“一门发现适宜理由的技术，发现能够保证赢得他人同意的方法，因为任何讲道理的人都应当被说服”，是“一门发现有根据的信念，并且在对话和讨论中发展这些信念的艺术”。[6]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数据的处理技巧以及追求外在的形式优美，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使人们相信，它所作的研究具有严密性和客观性，从而具有“硬科学”的特性。克莱默就写道:“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作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到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说服人”。[7]
问题是，这种艺术化的经济研究是否真的提供了事实、能否增进认知的深化、有否促进理论的实质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否定的。朗达内写道：“科学的发展史似乎证明，在所有的领域中，思考问题甚至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有学科都企图把‘坏的思想’客体模型化。但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不论是立即发生的还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也不论是关于理论本身还是它的推论，观察和实验允许人们采用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客体的方法；这时通过模型来解释的那些思想客体的本质、机制和运行方式会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客观’和‘真实’；并且，也使人们发现了隐藏在可观察的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现象”；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很难对一个“坏的思想”客体进行反驳，因为“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缺乏由观察与实验（确保真实性）所提供的这类逻辑推理方法和模型化方法（确保内在的一致性）的大力支持”。[8]事实上，通过对流行的数理模型进行剖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数理模型所体现的思想带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思想的浅薄性。任何模型都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而这种前提往往有抽象和现实之分；而且，一般地，假设越抽象，也就越容易模型化。正因如此，那些追求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抓住几个宽泛的变量，并在几个简单的抽象假设上推导出结论，因而其内含的思想就显得比较浅薄；相反，非常精微的思想往往需要通过长期的内省和多角度的思辨，这很难用数理模型得到充分的展现。譬如，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众多流派中，威廉姆森一派的很多猜想都已经在威廉姆森的鼓励下被一些青年学人发展成了数理模型，从而越来越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主流，而科斯、诺思等人的主要思想则迄今为止还大多是由文字相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威廉姆森的东西要比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浅薄，从而也就更容易被数理模型化。其实，那些接受数理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子并非不想将科斯的精微思想数理化，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思想远比数理要超前得多。同时，模型是对理论的精炼，但却无法反应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所有内涵，而只能是一个理论的略图；罗默写道：“一个模型绝不可能代替一个理论，也就是说，一个模型绝不可能抓住一个理论所蕴含的每一个细节。”[9]正因如此，模型化甚至会误导和歪曲一个理论所要表达的含义，为此，科斯写道：“一些读者提出要将这种分析纲要以数学形式加以表述，我不会忽略他们的劝告。只有当这种分析力量被用来启发我们认识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时，它才会给我们希望。”[10]
第二，思想的过时性。模型化本质上就是将存在的思想编码化、明示化，从而便于传播和交流；显然，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模型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前人提出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本身却具有非常强的时空性，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这些思想如果与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相脱节，那么就成为“死”的东西。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些数理模型中隐藏的往往也就是一些“坏”的思想客体。譬如，有人热衷于把斯密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是，斯密强调“干中学”的内生优势是当时手工作坊下的产物，根本不适应当前这种流水线式的分工体系；再如，有人将李嘉图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李嘉图所强调的外生性的相对优势说仅仅适合于生产要素是自然给定的情况，而当可以人为创造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制度资本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这种相对优势的适用性就大为降低了。所以，布劳格说，“经济学永远在采纳昨天的偏见。”[11]
第三，思想的常识性。按照杨小凯的观点，主流学派是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那些共同东西，数学因赋予理论和观点以共同的语言而便于共同传授和流传，从而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德布鲁的经济学体系逐渐成为主流。[12]问题是，这种被数理符号所编码模型包含了多少精微的思想？根据多普菲的观点，人类思维过程产生的任何想象都可被称为思想，思想既可以在语言上得到表达而进入通过词语（或非词语）的交流连结起来的社会领域，[13]也可以进一步借助数学符号的表达而在特定群体之内进行交流；但是，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通过数学符号来表达，这种思想都已经被整理和编码了，都失去了原初思想的丰富性。所以，舒尔茨所说，“经济行为比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思想要复杂，而我们的思想要比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更有理解力，我们的语言比标准理论更有理解力，而标准理论比数理经济学更有理解力”。[14]一般地，被数理模型化的对象往往都是那些过时或一般性常识的思想客体，相应地，经济学数理模型化基本目的也就是将一些已经常识化的思想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以便它的扩散和流传，这可以向社会大众传播一般的常识性知识。正因为主流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将过去思想进行编码化、明示化，而思想永远应该领先于模型，并且有更多的思想是难以被编码的；思想的模型化就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部分，因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顶点”在于发现新的思想和洞见。
上面三点反映出，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构造并不能有助于新思想的产生，甚至不能体现思想的新进展，从而也就不可能促进认知的深化和理论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审查一下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必然会大篇幅宣讲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它是否促进了认知上的进步。200多年前李嘉图就凭借其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表达了这么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巴罗在1974年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得到重新阐述。其逻辑是：从表面上看以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显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巴罗的模型表述就是：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特定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问题是，税收和公债的经济效应果真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政府的政策就会简单得多了。同时，巴罗又为何会重新复活200年前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呢？在很大程度上，巴罗重新复活李嘉图等价原理仅仅是为了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因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观点认为：政府通过举债而不是一次性总付税进行融资时，政府支出的一次性增加将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个更大的扩张效应；而征收一次性总付税与举债不同，它会减少消费支出，抵消掉政府指出的一部分增加。
巴罗反抗凯恩斯学说所构建的模型主要是引入理性预期：社会公众是完全理性的，能够有效预期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姑且不说理性预期本身就是抽象的臆想，利他主义更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李嘉图等价原理之所以被重新提起并获得推广就在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困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滞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解释就是合理的，事实上，即使在美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正因如此，巴罗这一精致假说一提出就遭到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例如，莫迪利安尼提出有限期界理论：人们很少关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而于发债带来的减税效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托宾在《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中存在利他动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无差异、财政政策无财富再分配效应、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的比例一致等众多限制条件，而这些都与现实不符；曼昆则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在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显然，巴罗的模型似乎更为精致了，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现实的问题，反而会将社会引向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困境，这可以从英美实行以巴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中窥见一斑。
其实，U.Maji就曾指出“如果建模只是一种现实联系，其目标是表明能从一组前提推导出程式化的事实，那么经济学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智力游戏。对任何给定的程式化的事实，都有无数可能的逻辑自洽的模型。”[15]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数学逻辑的运算和推导就是同义反复，而在绝大多数的数理模型分析中，假设前提的设定往往就已经决定了最终能够获得的结论。关于这一点，英国地质学家海克斯曾做了形象的表述：“数学像磨盘一样，把撒在它下面的东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样地，写下整页整页的公式，也不能从错误前提中得到真理”。[16]《经济学期刊》（EJ）的主编John Hey回顾了其10年编辑生涯后，也对那些数理模型提出了看法：“这些模型除了为作者所观察到的特定事实寻求一个结论之外，别无所求。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练习，但还是需要加上对该事实的这一解释是否更有用、更优于其他解释的讨论。只是作出一个模型，得到一个期望的结论，是对作者智力的一种检验，却不是对理论与实际的相关性的检验。”[17]既然如此，为何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刻意将经济研究视为一种艺术构造，并努力追求由数学符号呈现出来的形式美呢？根本上就在于，它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试图将自身打造成一门类似物理学的硬科学。
问题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它不是描述一个相对不变的自然现象，而是要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挖掘和处理；相应地，其研究方法也应存在根本性差异：所谓的简洁和形式之美在自然科学中体现为对本质联系的揭示，而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中就成了粗劣的归类和简单的说教。Rodrik就指出，人类世界太复杂了，根本无法存在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模型。[18]而罗宾逊夫人和伊特韦尔则写道：“纯粹经济逻辑可以看做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枝，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把大部分论证采用符号形式是有益处的。理由是，一些经济关系，如同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土地同劳动的比率对产量的影响，或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变化，是不能用简单的、光滑的函数来适当表示的。把它们压缩到代数公式里，可能引起严重的误解。”[19]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拔得太高了，从而忽视了真正的思想探索。数理经济学家马兰沃也承认，“今天，对建立和求解关于有争议的相关性的模型方面，我们给予了太多的赞扬，而只要不能进行数学模型化处理，即便是一些较好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也被淡然置之。”[20]而且，由于基于数学的优美性来评价一篇经济学论文，以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是否真有思想创见也根本不关心，对此，布劳格的一篇文章就用了一个充满嘲讽的标题《缺乏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21]
三、艺术化的计量模型及其问题
经济学的艺术化不仅体现在数理经济学上，也充斥于计量经济学之中。例如，发明Jarque-Bera检验的Bera就强调，计量经济学看起来像数学，但它不是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经验性检验基础上的，所以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艺术（art）！[22]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目前中国社会那些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在课堂上往往也都会这样教导学生以及青年学子：计量建模就如同是艺术构造，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处理变量以使审稿人、编辑和读者觉得可信。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现代学者可以就相似主题写出完全不同的文章，每篇文章似乎都是数据充实、逻辑严谨的艺术化模型。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有学者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省部级官员之流动、升迁日益明显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官员升迁和流动这种政治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学者则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法规的大量出台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法律制度建设这种制度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研究都试图通过艺术化的计量模型来论证其所关注的因素是何等重要，并由此提出信心满满的政策主张，却很少关注宏观制度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也很少探究其所分析的自变量（如官员升迁和流动、劳动合同法等）出现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的问题。
而且，基于局部数据的计量模型所获得的往往只是事物的表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很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因果联系；相应地，简单地将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社会实践中，就会犯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事实上，即使某个工具可以成为解决特定时空下某个具体问题的一个手段，也不能把成功将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工具简单地运用到其他问题上。举个例子，上周我服用某种药物而治好了感冒，那么，当今天再次感冒时，我还可以服用原来的药物以保证感冒的治愈吗？显然不一定，因为引起感冒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很可能发生了变化：上次感冒可能是病毒侵蚀引起的，而这次可能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正因如此，医生往往会告诫，在没有弄清楚病因之前是不能随意用药的。同样，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如果简单地以工具主义来推广计量模型得出的非常狭隘的结论，而不弄清经济现象的根本成因及其运行机理，那么所开出的工具主义政策往往就会对社会实践造成严重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无论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它们分别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经济大平和时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新的环境中却都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一个促生了滞胀，一个制造了经济危机。所以，胡佛写道：“把我们的注意局限在短期的、实际的问题——这样做可能使工具主义更能在逻辑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唯一意义在于：倘若‘实际的问题’是可以被解释为医治过去的问题的话。对于真正的实际问题来说，那是无用的”。[23]
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提法，可以追溯到关注应用政策的凯恩斯；凯恩斯甚至将经济学家比作牙科医生，认为它们都具有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目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是作为应用政策经济学出现的，而且，其应用政策主要是着眼于短期的萧条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对应于应用政策领域而言的。科兰德就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三个分枝，强调应用政策经济学是独立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外的凯恩斯所称的“经济学艺术”，它将从实证经济学中获得的认识与规范经济学决定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应用政策经济学与理论是否适用有关，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无关”，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被视为“科学”的实证经济学。[24]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作为“经济学艺术”的应用政策经济学是与经济学理论无关的，而且，这种“艺术”往往是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并拥有特定知识的现场者所独有的，或者说，他们拥有相对优势的。
确实，应用政策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门艺术，这与管理艺术具有相似的特性。一般地，应用经济学的政策执行者往往需要具有这样三方面的知识：一是渊博的理论知识，这有助于扩大政策决定时的对策选择集；二是清晰的问题描述，这有助于从对策选择集中合理地选择相应对策；三是高超的处理艺术，这主要体现为诸如亲和力、敏锐性、领导力等个人禀赋。因此，作为应用政策的艺术，它基本目的不是在发展而完善传统理论，而是将既有的抽象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关注的是如何在已有理论中作出恰当选择的问题；而且，作为一门经济学“艺术”，应用政策主要关注理论的适用性，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则相对无关。科兰德写道：“在应用政策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正尽力将抽象的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真实世界的制度及摩擦等在理论形成过程中被抽象掉的因素。应用政策经济学中存在着经验的因素，正如同理论形成过程中存在这一因素一样，但是这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经验工作”。[25]正是基于应用政策的考虑，瓦里安认为，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科；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它们的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也应该与方法论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又有哪种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呢？实际上，正如宾默尔指出，物理学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工程学则使用目前已经知道的物理学知识进行制造；类似地，在经济学也存在科学（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之分。[26]问题在于，理论经济学应该如何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数理建模，问题是，没有思想的思辨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数理模型呢？同时，如果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又如何发现思想和提升思想的质素呢？一般地，这就需要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中获得思维和启发。而且，如果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应用性质的致用之学，就尤其需要借鉴和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社会科学各个分支之间的知识契合往往可以深化对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都可以为经济学提供认知和思维基础：如心理学提供有关个体行为的知识基础，社会学提供有关社会关系和规范的知识基础，政治学提供有关组织决策及其治理的知识基础，法律提供有关制度演变及其设计的知识基础，而伦理学则提供有关经济政策之利益取向的知识基础，等等。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要切断经济学与其它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结果，尽管其它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在近一个多世纪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经济学却还在因袭这些学科早期的而现在已经明显过时的那些知识和理论。譬如，目前的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都已经表明，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个体大多倾向于奖励合作者而惩罚那些背信者；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却仍然是建立在早期的还原论心理学之上，它把人类个体视为基于成本-收益的简单反应器。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抽象逻辑作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分析，甚至还试图将这种演绎结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但试问：如果这些经济学理论没有对它所研究对象的运行机制有较为清楚的认知，同时这些结论又缺乏相当的可证实性和证伪性，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它会对我们认知的提高以及社会实践的指导带来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吗？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微观基础以及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潜含着两大严重缺陷：（1）尽管它注重理论的预测性，却无法对经受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检验，也无法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2）它不是解释性的，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一致性的检验。显然，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局限于治标层面的应用艺术上，从而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短视性和功利性，也就无法为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夯实基础；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而且，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具有这种短视性，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诸国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从而导致其地位的急遽衰落。因此，简单地从应用政策层面将经济研究视为艺术构造也存在很大问题：将艺术构想简单地应用于社会实践更是犯了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
其实，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解释社会事物之间的内在机理，这就需要进一步作理论探究。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甚至是治标不治本。社会实在论大家劳森就指出，“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绝不是阐明/预见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持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等。而这种认识是政策分析和有效活动所要求的全部。比方说，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预测病人皮肤上的病斑的形式，而是辨明引起这一状况的病毒或原因，并开出有效的治愈药方。”[27]事实上，即使推崇数理模型具有智力挑战性之审美价值的瓦里安也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理论在经济学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它不只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智力追求，而是在经济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同样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应该根据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的贡献来衡量。”[28]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以科学至上主义和工具主义为哲学基础，片面地构造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片面地构造特定环境下的概念联系，并试图将之结论应用到其它类似的社会实践中去，反而造成了“艺术水晶球”破裂，这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可见一斑。
四、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之诉求
上面分别剖析了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中的艺术化倾向及其问题。其实，无论是数理建模还是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都主要集中在对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逻辑的公理体系，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解释的实证体系。其中，数理建模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选择解释；计量实证则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功能性解释。显然，正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从而都缺乏认识论的根基，也都面临着“中空的黑箱”问题。[29]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采取了一种隐含的方法论立场——工具主义——来自圆其说：理论陈述被看作是对真实现象进行分析并组织观察的工具，而被计量检验的命题则被赋予了有效性而被推广到其他分析或实践中。[30]然而，这种方法论取向显然犯了基于工具主义来构建理论的谬误，它混淆了功能联系和因果机理；相应地，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实践上，现代经济学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混乱和误导。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般地，这就必须对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剖析，这也就是社会实在论或社会本体论的基本思想。
一般地，科学本身就体现为一组“能够实现我们为此研究所追求的目的”的知识体系，尽管研究者所追求的目的是多样的：可以是出于改变现状以求实现自身理想，也可以仅仅是出于对一些现象的解释。正因如此，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存在了外延上的层次问题，也即，存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层次。一方面，科学探究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社会认知，例如，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印象深刻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谓的一种解释（或是一种因果性的解释），就是指一组用来描述有待解释的事态的陈述，而其他的解释性的陈述，则构成有关‘解释’这个词的更狭义的‘解释’”。[31]另一方面，科学探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例如，劳丹就强调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仅仅是从问题的解决能力来看待科学性的程度，尽管研究传统不可证实或证伪，但构成研究传统的理论却可以进行检验的，人们往往选择具有较高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理论。[32]而且，这两个目的层次之间往往也是相通的。譬如，人们看到鸟会飞，就希望探究它会飞的原因，而原因探明了之后，就可以实现人类飞翔的理想。再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探究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原因，基于原由的认识又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和谐这一目的。
同时，正是由于科学本身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其中必然潜藏着特定个体的认知、信念以及价值判断，因此，科学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显然，从主观性这一角度上讲，科学就与艺术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这也是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学研究当成一种艺术臆想的重要原因。克洛尔和豪伊特写道：“尽管一个科学家不能杜撰他所使用的经验资料，但是，严格地说，他是从无限多个可能的数据资料中选取了一些材料来声称通过它们可以认识到某些有趣的模型。采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小说家是从无数多个可能的人物和情景中选取某些人物和情景，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写出他所认为的‘好故事’。在两种情况下，科学家与小说家都是艺术家，实际上他们都在‘构思’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认识到，科学著作中关于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规律’并不比发现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发展‘顺序’更令人吃惊。……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艺术家’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观察结果和实践构成一个值得向人们讲述的故事”。[33]
问题在于，即使基于科学内含的主观性而将它与艺术进行类比，我们也不能仅仅看到表象的相似性，而是要深入认识到两者在实质上的差异性。（1）从相似性上讲，科学本身具有主观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从而理论的构建往往需要充分运用个人的知性思维，要从大量复杂多变的因素中进行选择。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林毅夫认为，“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34]（2）从差异性上讲，在科学研究中，假设设定这种“艺术”不是源于凭空的臆想，而是要建立在扎实而渊博的知识基础之上。例如，弗里德曼就强调，在模型构建中，“要想判断哪些因素时可以忽略的，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它们是否影响到可观察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都需要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是不能传授的；它只是通过经验实践，并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正确的’科学氛围中来习得，而不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正是在这一点上，‘业余爱好者’与‘职业人士’分道扬镳，对所有科学来说都是如此，这条细细的分界线，把‘幻想者’和科学家区分开来。”[35]显然，正是由于在当前经济学界经济研究被等同于艺术创设，导致了数理化的过度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优美的数理模型却并没有促进经济学科的真正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艺术臆想和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艺术追求的是美感，而科学追求的是真理。例如，布坎南就对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作了区分：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36]当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是存在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不是客观而独立的，而是包含了提出者的认知及其目的。例如，米塞斯就指出，“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想用刀砍他时的行为会由于他把这种想进行的行动看作伤害还是外科手术而完全不同。而且，不借助于含义，就没有办法可以成功地分析像供给消费品的生产中出现的状况”。[37]为此，布坎南把社会科学的研究视为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实际上，社会科学家大多希望，社会互动过程的改进，最终将由于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的改革上取得一致看法而出现，而美学体验几乎不起作用。[38]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研究与艺术臆想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科学研究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当然，认识世界也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而改造世界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印记，它首先要对改革目标有个大致的认识，同时也要考虑到理论指导实践的后果。显然，这就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这样两个基本要求：（1）科学理论要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纷繁芜杂的表面现象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是它们的可能面目，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种样子——来认识它们。事实上，只有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认知，并将之转化为社会改造的理想状态，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所在，才能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关怀精神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探索，人类社会才能持续进步。（2）科学理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身的缺陷，认识到理论的利益导向，而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的“价值无涉”。事实上，本质、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乃至政策目标都是一回事，对一个从事于致用之学和应用政策研究的学者而言，它必须谨慎地公开他的关于社会目标、现存制度的价值以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
当然，尽管科学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但本来面目的显露又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任何科学又无法完全揭示事物的本质，而只是对事物实在结构的猜测和假定。何梦笔写道：“我们的理论必须包括人类自身，因此必须包括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包括本体论的看法。人类的心智必须是经济学的任何本体论所必要的部分，本体论包含着一种与本体论的反思关系。没有办法将科学观察者从世界中排除掉”。[39]不过，这并不是说有关实在结构的不同本体论假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没有好坏之别；恰恰相反，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主要就体现在本体论上：哪个理论的假定更接近实在结构，其科学性就更强。那么，又如何对界定不同本体论假定的合理性呢？一般地，根本上要取决于经验事实的检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和检验的统一应该根植于关于实在的本体论的基本假设中，理论的检验所针对的也应该是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而且，当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被证伪时，就不能在同一本体论界定之上再构建出另一替代理论；否则，即使存在许多与某种理论不相符的观察，也产生不了理论观点的真正进步。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努力回避本体论问题，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40]相反，它努力将理论的本体论思维转化为工具论思维，将经验事实的证伪转化为对辅助假设的否定，从而依然保留其基本理论。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根据具体条件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每一个理论都源于一种优美的数理模型之分析，或者得到一些精巧的计量模型之验证，但整个理论基础却几乎没有失眠什么变化。例如，为了解释市场没有出清的情形，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工资粘性说方面分别提出了隐含合同理论、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回滞理论、搜寻—匹配模型、交错调整理论和长期合同理论等，而在价格粘性方面也提出了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理论、折拐需求曲线理论、平底锅型成本曲线、鲍尔--罗默模型、顾客市场模型、密集市场外部性模型、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模型、质量价格体现模型等。但显然，所有这些精巧的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假设的基础之上，从而并没有真正挖掘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以及行为机理。为此，何梦笔就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理解是为了让它的命题回避任何基于不同本体论基础的反对意见。”[41]
五、简短结语
经济学本质上不是一门艺术，经济研究也不等同于艺术臆想；其实，任何科学研究所追求的都是不断地接近真理，而不是形式上的优美。在很大程度上，数学仅仅是经济研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却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思想；正如克洛尔等指出的，“坏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使用数学而变成好的物理学，好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它们的思想是通过数学方程表达出来而变成坏的物理学。同样，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理论或坏理论，也与它是否通过数学表达出来没有关系”。[42]为此，构造数理模型就不能成为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如阿莱指出的，“每一个科学的模型都有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是作明确的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推论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而且仅仅推论出这些含义；最后将这些含义与观察到的数据进行对照比较。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一和第三阶段——作假设和用现实验证结果——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第二阶段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阶段，是同义反复，只有数学意义”，“一个模型和它代表的理论被接受，至少是暂时接受，或是被拒绝，取决于观察到的数据与模型的假设和含义是否相符。若一种理论的假设或含义与现实世界相冲突，这种理论就毫无科学意义。纯粹的逻辑或数学推理，若与现实没有明显的联系，对于理解现实世界来说，就没有价值。”[43]
显然，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把握好使用数学的度，越来越热衷于追求形式上的优美，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脱节；以致“在最近的演讲中，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争辩说，过去30年多的宏观经济学‘从最好角度上讲是明显无用的，而最坏角度上讲是绝对有害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则说，危机已经‘对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经济学投入了巨大的怀疑’。”[44]当然，也正如最近《经济学家》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在其最原始的形式，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信的这一想法在目前的反弹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无知使投资者和政客夸大了经济的优点，那么，现在又忽视了它的好处。经济学更是一个有助于理解世界的棱镜而非盲从的信条。” [45]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助于理解世界的棱镜”？怎样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有用的指导？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学科特性。作为一门致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将人们的日用人伦与社会发展理想结合起来，必须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构筑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能够充分地将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问题和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工程学内容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认识现实、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将这两者隔离开来：计量经济学承袭了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将经济学打造成凯恩斯主张的那种偏重应用政策的操作“艺术”，从而形成了“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研究体系；数理经济学则承袭了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思维，将经济学打造成自然科学那种注重形式优美的逻辑“艺术”，从而形成了“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研究体系。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抛开伦理学内容而局限于“工程学”这单一层面上，并试图像自然科学那样基于一些“不言自明”的假设性公理来进行演绎推导，或者在伦理自然主义和经济人分析框架下做些细枝末节的计量分析，从而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正因如此，以艺术为名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就大肆泛滥，往往导致经济研究的思维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经不起实质逻辑的检验，无法解释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无法揭示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同时，当现代主流经济学将这些基于数理模型推导而出或者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去指导社会实践时，往往会激化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明证。Kaletsky就指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仅对指导世界脱离危机是失败的，而且还应该对引导我们陷入危机负责。”[46]显然，以这次经济危机为契机，经济学现在已经到了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的时候了！
【二】
否弃故事编造，探究经济机理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否弃故事编造，探究经济机理》，《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本章导读：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研究视为一种故事编造，实际上，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严重蜕化，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事物本质和作用机理。当然，故事编造式研究倾向之所以会在欧美经济学界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功利学风；不过，中国社会显然面临着与欧美诸国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但由于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强盛功利主义风气，使得这种故事编造式研究倾向依然甚至更加流行。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解释共同体，它主要是对社会经济现象提供新古典主义的解释；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逐渐蜕化为故事的构造，故事构造成为模型工作方式的主要组成部分。Gibbard和Varian写道：“模型……是一个有着具体结构的故事。结构是由模型中的一系列假定和假说的逻辑与数学形式给定的。结构形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系统……对经济学家而言，模型的一个解释性用途还在于讲述故事”，“故事可能模棱两可，但基于数学的原因，结构本身一定是具体而精确的。”[47]当然，故事讲述的既可是想像中的世界，也可以是真实的世界；而且，基于好的故事所构造的模型确实可以告诉我们真是世界中存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为理解其他社会现实提供启示。例如，阿克洛夫就以柠檬市场模型来解释真实的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质量和不确定问题，[48]而谢林则以种族分类的“棋盘模型”来说明自发的人与人之交互作用在社会侧面上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49]
不幸的是，在功利主义的学风主导下，绝大多数的模型构造都是为了发表，尤其是在那些主流刊物上发表；因此，为了使得文章和模型被他人（尤其是匿名审稿者）接受，故事构造时往往首先注重的是故事的新颖性、逻辑的严密性以及数据的支撑，且要符合主流的分析思维，运用流行的分析工具。例如，鲁宾斯坦就说过，经济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像寓言一样，给人们讲许多自足的故事，在其中，逻辑一致，滴水不漏，效率和平等通过对一个最优数值的求解而达到完美的平衡。这样，故事的构造就逐渐脱离了真实世界，而成了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的自我演化。在很大程度上，正如丹尼尔.豪斯曼指出的，这些故事模型往往注重的是“概念创新”，而不是将“实际经验理论化”，[50]更不是对事物本质和作用机理的真正揭示。那么，经济学研究果真可以简单地等同于故事的构造吗？经济学中的故事构造应该具有什么要求？同时，当前这种故事编撰式的研究取向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会造成何种问题？是以本文就此作一梳理和剖析。
二、故事编造式研究的现代取向
McCloskey将模型视为比喻，而将历史视为故事，两者以不同方式给出了对事物“为什么”的理解；而且，一个“好”的经济学必须包含四个元素：比喻、故事、事实和逻辑。不过，在McCloskey看来，模型和故事相结合固然很好，但两者之间却往往存在矛盾：模型越不清晰，故事就越能较好地与历史世界相适应；相反，模型越精确，历史就会被描述得越荒谬。[51]但现代经济学却试图将模型和故事结合起来，同时为了保证模型中数学逻辑的严密性，于是就将故事简单化和抽象化。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中流行的故事构造式研究之基本格式就是：给定一个基本假设，然后由此进行梳理逻辑的推导，从而得出一系列的新结论，却很少去审查假设前提本身的合理性；或者，给定一个基本理论（理论假说），然后找一些数据来进行验证，从而得出理论（假说）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结论，却很少去关注理论本身内在的因果机理及其相适应的条件。正是因为故事本身的简单性和抽象性，故事也就可以不断地进行修改和替代，可以基于形式各异的前提假设而构建出一个个模型，并由此获得一个个结论；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方式，现代经济学界盛行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然而，正是在求新求变的学术氛围下，很少有经济学者能够静下心来对那些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和辨析，从而也就无法在站在前人的肩上对事物内在本质作更深入的揭示，而是不断循环往复地停留在芜杂的表象上。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故事编造式研究倾向的表现和特点，我们可以从其两大基本领域稍作阐释。
就数理模型而言，它通常是改变或修正原有模型中的一个假设，然后基于形式逻辑来得出一个结论，以说明一个想象的事实或有待回答的问题。而且，目前流行的绝大多数数理模型，无论是理论思维和分析逻辑，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从而往往只是进一步阐发或扩展新古典理论的应用。例如，在非自愿失业、粘性工资以及经济周期等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都提出了各种理论和假说，不少学者还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显然，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也即，都是一个个故事。问题是，这些假说果真揭示了非自愿失业、粘性工资以及经济周期的根源了吗？尤其是找到了治本的途径了吗？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提出了如此多的经济周期假说，但他们对现实中的经济危机却往往无动于衷。[52]显然，即使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故事编撰式研究带来的求新求变的结论也并没有对经济学产生多少实质性的进步；而当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来构造非传统经济学领域的社会问题时，就更是荒唐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贝克尔的分析为例加以说明，巴克豪斯就指出，经济学的扩张“使经济学家成了人们的笑柄，例如有篇文章就模仿贝克尔的手段，分析刷牙经济学。”[53]
就计量实证而言，它通常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给出一个结论或者提出一个公认观点不成立的假说，然后再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究其内在含义，从而对其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流行观点。而且，绝大多数计量文章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实证分析，它们通过寻找一些数据来证明人类行为的理性、企业行为的“似乎”最大化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从而很少能够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提出实质性的改进。何梦笔曾写道：“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工具服务的。它不需要声称是对现实真实的描述。如果通过统计检验，经验上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54]为此，现代经济学人往往热衷于就每个问题都提出种种理论，然后用所谓经验来加以检验。问题在于，任何解决理论都存在很多作为保护带的附加假设，从而根本无法证伪那些理论硬核，更不要说数据和工具的选择本身就存在问题。[55]因此，即使存在与新古典理论不一致的证据，也很少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理会。例如，何梦笔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进行了剖解，其得出的结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验检验导致了对其假说的持续精炼，而没有引起理论结构的基本变化”。[56]新增长理论的提倡者罗默则说，新增长理论的争论更多的应该是经济学的推理，而不是对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在很大程度上，任何故事都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故事编造往往就成为一定解释共同体下的自圆其说；正因如此，基于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取向，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是问题导向的而是方法导向的。同时，故事编造式研究取向的学者不再追求整体性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热衷于“研发”出一个个孤立的定理，这样，他们也就不再像早期学者那样注重对大量文献的耙梳、长时间的内省和酝酿、以及批判性地综合和比较，而是热衷于构建一些抽象的数理模型和处理一些特定的统计数据。一般地，正是基于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取向，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明显地呈现出这样几大特征。（1）方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它往往盲目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问题是，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学科，而问题的唯一来源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理论的产生往往由经济危机而非数学革命催生。（2）关注树木而忽视森林。它往往热衷于抽象几个变量并用复杂的模型和工具来剖析细节末节，问题是，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因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而具有整体性，因而如果没有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等知识而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甚至根本无法认清和解决最接近于纯粹经济问题的问题。（3）崇尚多人合作而菲薄个人之长期内省。经济研究的合作往往体现在不同专业、单位、文化乃至国家的学人之间，问题是，理论认知的深化根本上来自长期的内省式观察和批判式紧张，即使合作也应该主要发生在知识背景相似的学人之间。
事实上，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都热衷于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之余顿悟出一个“学术”想法，然后用复杂的数学符号和数据进行装扮，从而就形成了一篇“学术研究”文章，并可以在那些主流刊物上发表。正是基于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取向，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就越来越明显、数理化道路也越来越偏盛；而且，这种基于数学符号的故事编撰更适合于分工合作：一些学者（主要是具有权威性的导师和“泰斗”）进行故事构思，而另一些学者（主要是研究生或年轻学人）负责将故事模型化或实证化。西方经济学界如此，热衷于引入偏至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将之发挥到极致的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学术界中的主流范式和流行趋向在中国社会就似乎成了“唯一”值得效仿的东西，而其他则要么被视为非正统的、要么被视为不入流的而舍弃。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就逐渐成了数量经济学家的天下，任何纯粹文字型的论文都被当作低质量的而弃之一旁，任何反思和批判的声音都会遭到蔑视或压制，至少类似的研究难以在那些“主流”的经济学专业刊物上发表。
三、故事编造式研究的明显问题
一般来说，科学理论本身体现了对事物的系统认知，这种认知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要能够洞察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因此，理论探究就是要考察事物之间发生的作用机理，探究何以存在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探究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明显偏离了这一理论要求。布劳格写道：“在19世纪上半期，人们把经济学看成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的研究，是对‘支配人类产品的法则’（李嘉图）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然而，1870年以后，经济学逐渐被定义为一种分析‘作为既定目的和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这）否认（了）许多以前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学的东西。”[57]尤其是，鉴于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整体性的，也是本体论的；但是，基于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取向，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局限于一个个孤立现象的“我向思考”式的解释，并使用工具主义方法论来推广到其他领域，从而就造成了明显的问题。例如，针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石——一般均衡，拉赫曼就评论说：“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58]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故事编造式研究所存在的明显问题，我们依旧可以从两大基本领域作一分析。
首先，就数理建模而言，现代经济学的流行文章往往热衷于用理性模型以及均衡模型或演化均衡模型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甚至由此来设计社会制度和指导社会实践；但实际上，它却很少能够真正搞清楚事物的发展过程，更不要说去发现现实中的真正问题。例如，流行的经济学文章往往将集群在特定区域的出现简单地视为是由历史或偶然因素对多重均衡进行选择的结果，[59]“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在此之后，累积过程便开始发挥作用”。[60]问题是，这种自增强效应如何解释开始同样存在的集群有的壮大了而另一些则萎缩了？从根本上说，要搞明白这种变化，就要理解形成集群所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或者制度资源等），以及这些资源随着时空的变化。[61]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性模型所构建的一个个故事往往都是想当然的，缺乏对现实的真正了解，更没有揭示现象背后的实质机理。凡勃伦很早就指出，许多现代科学家尤其是那些热衷于数理形式主义的人往往会拒绝那种累积性因果分析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仅仅集中于相伴变量的观察，以致往往将后果归咎于事实。[62]
其次，就计量分析而言，现代经济学的流行文章往往倾向于通过一些特定的数据分析来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证实”和“证伪”，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来为现实提供政策指导；但实际上，流行的计量分析最多只是得出一些统计上的规律，而统计规律的应用则面临着工具主义的难题。[63]经济学说发展史就表明，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并不是基于一次性的计量检验或个别的反例，而是基于普遍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且，计量分析所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无法真正揭示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理，从而也就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这也意味着，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不能局限于具体数据的计量分析，而是要对那些长期熟视无睹的大量社会现象进行反省，思考其背后的基本规律或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热衷于经验型的计量分析，其研究往往就只是停留在“标”的层次上，并因而往往会忽视因具体因素的微小变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结果，现代经济学家所开出的那些政策给社会带来往往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巨大灾难，以至目前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眼中也似乎已蜕变成了某种夸夸其谈的江湖术士。
而且，基于故事编造式研究取向，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只是围绕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和预设前提作一些逻辑严谨化或其他辩护性的实证分析，同时，还每每以“理论研究要抽象化和简洁化”为借口而放弃对具体问题作艰苦而细致的分析。显然，这种研究倾向已经对现代经济学的实质发展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蜕化成了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结果，尽管文章发表了一大堆，依然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这使得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实际积累进程相当缓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种故事编造式研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太狭隘了：（1）那些数理模型往往抛弃了自身的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而仅仅只是一种数学的运算；（2）那些实证研究往往只是对局部数字关系的处理，而很少考虑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整体性联系，甚至也很少用其他学者已经提出的相关理论来反思一下自身的实证结论。例如，有学人学者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官员升迁和流动这种政治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显然，这一观点是与奥尔森提出的的“流寇、坐寇行为理论”相悖的，因为频繁的流动官员会使其行为像流寇一样追求短期效应，甚至采取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这些文章却对这一早已存在的理论一无所涉，对相关现象也熟视无睹，就开始基于简单的数字回归而得出其因果关系了，试问：这又如何促进理论的真正进步呢？
从根本上说，目前流行的那种故事构造式的经济学“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游戏，其思想以及推演而来的结果都带有相当程度的拍脑袋性质。理由有二：（1）就故事的新颖性而言，这强化了当前经济学界求新求变的风气，却很少有人对大量文献作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曾极力为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辩护的达斯古普塔就承认：“就在不久之前，经济学还是和经济思想史一起教授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你可以在攻读经济学研究生时突然冒尖，而不用读任何经典或者知识对先哲们所写的著作有一个模糊的认识。现代经济学家不会通过借助经典著作中的提问来支持自己的探索，一般而言他借助的是几个月前才发表的文献。……今天的经济系学者所接触到的景点著作时被保存在教科书中的、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那些片断。”[64]（2）就数据的支撑而言，这仅是强调这个数据能够支持所构造的故事，却很少对数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进行审视。于是，在各种选择性数据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论文；某些学者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对某一选题的研究，就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同时，尽管一些论文所涉及的选题非常类似或接近，但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五花八门；不过，每个研究者又都宣称其研究是科学的、客观的，因为他们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方法，并基于“客观”的数据基础。
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经济学论文就像盲人摸象，而且是在用放大镜辨析大象纹理；结果，经济学往往流派纷呈却无法进行内部沟通，甚至连基本常识都缺乏共识和判断，以至10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11种观点。（2）经济学研究抽取那些可量化的变量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就如同非要在路灯下找丢失在草丛中的钥匙；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相脱节，产生刻舟求剑的研究效果。（3）经济学热衷于将适合特定领域的研究方法无所节制地拓展到其它领域，产生了明显的南橘北枳现象；结果，经济学帝国主义几乎向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都伸了一脚，但迄今为止却几乎并没有增进人们多少认知。（4）基于故事的共同编撰取向而产生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现象，而且在彼得原理作用下那些滥竽充数者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学术荣誉；结果，有人合作撰写了十几个国家的研究，却从没到过这些国家；有人涉及了好些交叉学科的课题，却从没阅读过这些学科的文献；有人写了很多实证研究文章和课题，却根本没学过计量经济学。（5）经济学人视野越来越狭隘，日益成为竞逐论文写作技巧的工匠；结果，学习和研究了多年经济学，但面对经济现象时还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对基本问题都缺乏宏观把握。社会上往往流行着“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论调，但学术研究中也会如此乎？
四、故事编造式研究的原因审视
上面分析指出，经济学界盛行的故事编造式研究取向，何梦笔就写道：“发表在主要杂志上的大多数论文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则：首先，对相关的理论争论进行全面的评述；其次，对所研究的经验领域和数据进行描述；第三，对所选择的理论命题进行经验检验；最后，按照经验检验，就理论命题的有效性得出结论。如果理论没有遵循这种方法，它们就面临着不被经济学内部圈子所接受的高度壁垒”。[65]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章都是在代表常规范式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框架内进行的，那么，为何在常规范式下所展开的这种故事编造式研究在现代经济学界能够如此流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且应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加以解释，并由此展开对这种研究取向的反思。
首先，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在常规范式下作些细枝末节的修补工作，往往就在于他们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是一种“收尾”工作，并局限于狭隘和自足的基础之上。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吗？现代经济学已经成熟了吗？我们知道，当年穆勒宣称：在价值规律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有待现在和将来的著作家去澄清，它的理论是完整的；但是，在穆勒还在有生之年，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马歇尔构建的均衡分析框架也被视为经济学已经完善的标志，当时有学者这样评价马歇尔的学说：虽然在发展和应用现有学说的路途上有许多事情有待经济学家们去做，但伟大的工作却已经完成了；然而，随后的凯恩斯却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经济学革命，而正当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信心满满，世纪罕见的全球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为此，凡勃伦就指出：“今天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厚颜无耻地活着倾向鲜明地认为，无论是在理论结果的细节上，还是在理论的基本特征上，这门科学都得到了最为成熟的阐述。”[66]
不幸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数学符号的装扮和计量工具的支持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相应的专业论文与自然科学越来越相像，其论证和推理似乎越来越严密和精确，数量化的材料、经济计量学的程序、形式化和数学化的演绎体系都使得经济学似乎越来越接近“硬”科学；为此，很多主流经济学者都越来越把经济学视为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并踌躇满志地宣称经济学的现代框架基本已经成熟，人们所要做的仅仅做些微观的深化和修补工作，从而热衷于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推广大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然而，且不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析往往只是信口雌黄，甚至对传统经济问题的认知也越来越表面化和狭隘化。克洛尔和豪伊特就写道：“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把某种特征赋予现代经济学家的某一个单独的时期——凯恩斯、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洛、德布鲁等的时代——我们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幻想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经济学似乎是除了抽象化的幻觉之外没有涉及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抽象化的幻觉扭转了分析技术的发展方向，使我们不能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67]
其次，尽管在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往往美其名曰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经济研究，但实际上，他们却往往很少能够从中获得确实的知识增进。问题是，这种研究取向为何能够成为主流并依然盛行呢？有无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呢？事实上，数学之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有喧宾夺主之势，很大程度上就如林毅夫指出的，“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18、19世纪时在英国，到了1930年以后转移到美国，都是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和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可以有9%、10%的增长速度相比，是一个相对稳态的社会，没有多少新的、大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在亚当．斯密等早期的大师对主要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就很少有大的经济社会现象可以研究，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只能是研究一些小现象，提出小理论。或是在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在主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作些注释性的、补充性的、小修小补的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来评价贡献呢？只好比技巧，而不是比对经济现象解释的贡献。”[68]
不幸的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情形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差异：有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影响社会发展根本上是制度问题；为此，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更具有问题导向的社会基础，更需要关注现实问题。然而，中国大多数学人对周遭现象却往往持有熟视无睹的态度，而刻意地照搬西方已经蜕化的研究取向；尤其是，为了现象其研究的“先进”，刻意地使用西方研究私人领域的理性模型和计量工具，并打着“与国际接轨”和“先进研究方法”的旗号。其实，学者和理论家所看到的现象也都是社会大众感受到的，学者和理论家与社会大众的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这种经验感受一般化，从而提炼出启发其他实践的理论；但是，时下的经济学却热衷于搞一套社会大众乃至其他学科的专家都云里雾里、且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认知进展的数理模型。同时，任何精微的思想都是用本国（第一）语言所写的，因为这是他最擅长的思考方式，从而也是能够最深刻体现其思想的语言；但是，时下的经济学却热衷于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英语写作并使尽一切手段试图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学人根本在乎也不是能否获得了真正的认知增进或问题解决，而是以此来实现其“经济人诉求”的个人利益；究其原因，“前沿”、“科学”的旗号使这些文章更可以获得那些容易受到诱骗的青年学子和官僚们的认可，从而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资助，由此也更容易获得职称的晋升。
因此，我们说，西方经济学界之所以盛行这种故事编撰式的研究倾向，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定原因。同时，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出现这种媚俗主义的研究态度，之所以盛行这种热衷于攀比“技巧”而无实质见解的故事编造式研究取向，关键就与日益偏盛的功利主义学风有关；进一步，这种功利主义学风的盛行加上学术制度的扭曲，使得中国这种研究取向比欧美经济学界更为严重。当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这两大理由，又经受不起现实环境变化以及相应经验事实的检验，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发展上的自我强化和路径锁定的结果。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编撰故事的两种取向本身就内含着逻辑矛盾：数理建构的故事编撰往往以完全理性为基础，把行为者视为能够快速演算的电脑人；计量实证则完全抛弃或回避了理性，而仅仅被动地接受基于数据处理的任何结果。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工具主义，尽管它与节俭的思维方式之间似乎存在一种自然的亲和力，但对研究纷繁芜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来说却存在严重的不足：它以简单化和抽象化的方式取代了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究，从而往往只能停留在表象层次，它提出的解释更多的也是想象的而非事实的。
可见，故事构造式研究取向本身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退化方式，它的流行主要与西方社会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日益偏盛的功利主义密切相关。事实上，这种研究方式将一门需要在知识契合下对经济机理进行探究的严谨学问转化成了在特定引导假定下对事物表象进行解释的逻辑游戏，并且促进了数理化的泛滥；但问题是，社会经济现象本身是相互联系的，从而需要采取整体主义和因果主义的分析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基于逻辑主义的数理建模还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计量分析，都必须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下才有意义，否则，即使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的装扮，依然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69]而基于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济学的研究就存在四个层次，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仅仅处于思想的表达和检验的层次。[70]不幸的是，故事编造式研究却将整体性现象割裂开来，并编撰出一个个互不相关乃至相互对立的故事以阐述一个个表面现象，以致现代经济学者离真正的社会认知越来越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看到一个个理性行为，并由此建立了大量的模型以及做了大量的检验，但却无法审视这些工具理性本身的短视性，从而也就看不到这种社会非理性及其隐藏的社会经济危机。正因如此，源于欧美的这种故事编撰式研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它造成了经济学研究的琐碎化和形式化，却没有真正增进多少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更没有即使内在的经济规律。
五、尾论
现代主流经济学流行着一种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冥思苦想出一个“新颖”的想法，然后对之作数理逻辑化的故事编撰，或者寻找一些数据来进行“证实”，这两者都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来构筑自圆其说的解释共同体。这种研究所依赖的主要是数理建模的技巧和计量实证的娴熟，而越来越与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以及相关的知识素养无关，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和分立；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者的知识结构也就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整体意识。显然，这种发展取向与社会经济现象的特性以及经济学科的本质背道而驰，从而真正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指出：“在最近40年里，新古典体系经历了大幅度的修正和细化的过程。实际上，由于这一过程高度专业化和多样化，在细节上过于繁琐，以至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认为，自己了解的知识能够多于总体知识的极小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体系正是依靠它所支撑的这种精密化的知识结构才得以生存，这也使它自身的发展走到了尽头。”[71]事实上，正是“经济研究课题的专业化，使学者无须考虑他们的研究课题在更大范围内的价值或作用。对于那种明智的学者而言，他只需要将学术研究牢牢地局限于本学科的范围内，而不必过问研究工作以外的经济真理或谬误。由于牵涉到需要提供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艰巨任务，因此，一旦他过问这方面的问题，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或论证过程存在缺陷或漏洞。”[72]一般地，我们可以从如下两大维度对当前流行的故事编造式研究取向进行审视。
（1）基于方法论的维度，它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特性，往往不适当地将特定环境下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乐于套用教材上的抽象原理来解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显然，工具主义方法论关注的是预测的精确性而不是逻辑关系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这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理论的有用性而非真实性，从而日益注重工具性而非思辨性的训练。事实上，工具主义分析使得对事物间的认知建立基于数字回归的功能联系上，这使得现代经济学研究只关注一个个孤立的表象，乃至内缩在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层面上，而忽视了对事物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的挖掘；这样，它就无法整体性地认知社会事物，更是根本上无法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然而，任何理论的进步都在于它能够为更多的经验事实所证实，能够促使更多问题的解决；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更是如此。也即，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不仅是要解释现象，更主要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罗宾逊夫人和伊特韦尔就写道：“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73]那么，又如何实现经济理论所应具有的认识和改造现实这双重目的呢？显然，这就需要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之特性及其相应的研究思维进行审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本质上不应该是工具主义的，应该不断深化对事物的本体论认知；只有深入事物本质的认识，才能提出“不只治标而且治本”的政策措施，才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三重演。
（2）基于学术影响的维度，它衍生出一股强烈的求新求变学风，热衷于通过进行次级的假设变换以及细枝末节的数据资料而“构设”一系列的文章，热衷于使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来研究那些“陌生”的非传统经济学领域，并由此得出一系列的新见解。显然，目前这种求新求变学风产生了学术的虚假繁荣，使得青年学人更加功利，更缺乏知识底蕴；结果，尽管经济学论文汗牛充栋，但经济学理论却很少有实质的进步，一直在低水平层次上徘徊。事实上，当前这种求新求变之学风并不是着眼于对整体理论体系和本体论假定的替代，相反，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章都深受主流经济学思维、理论和价值的禁锢，从而无法形成各流派“百舸竞流”的局面，无法出现真正的多元主义思潮。关于这一点，费耶阿本德写道：“没有人会满足于抽象的多元性以及通过一会儿否定主流观点的这部分、一会儿否定那部分建立起来的多元性。多元性必须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已被接受的理论所解决的问题能被以新的或许更为详细的方式重新加以解决”。[74]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经济学子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不仅把所谓的计量分析和数理建模视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自身的研究结论视为“理性分析”的必然结果，从而就看不到他不能或不愿看到的。
总之，故事编撰式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还是学风上都对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它使得现代经济学日益走上一条机械和封闭的发展道路，并日益偏离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知。其实，作为一门根本性质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经济学理应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更为接近而不应刻意地攀附自然科学；相应地，它更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来完善自身的认知和思维，而不是简单地将自身还很不成熟的方法和认知推广到其他领域。从根本上说，后一种倾向不是真正的思想交流和知识契合，而是一种学术殖民。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刻意地与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划清界限，将后者视为处于蒙昧状态的玄学；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存在这样的学术割裂，现代经济学逐渐并已经丢失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些值得珍视的知识养分，以致绝大多数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都日益狭隘。显然，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学发展困境，现代经济学人必须有自知之明，要认识自身的不足和无知；否则，就会对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所会认识的危机问题漠然置之，就只会培养出目前这样一大批对现实一无所知又自以为是的游戏者。费耶阿本德曾指出：“科学，优秀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新思想和智力自由：科学往往由局外人推动其进步（记住玻尔和爱因斯坦均把自己看成局外人）。……今天大部分科学家都缺乏思想，充满恐惧，故意制造一些毫无价值的结果。结果，他们极大地增加了现在许多领域的‘科学的进步’的毫无意义的论文的数量。”[75]显然，这句话用来描述现代经济学尤其贴切。
【三】
审视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从特征、弊病到成因的全面分析
将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或2018年，（暂缓放上网）
【四】
从方法导向到问题导向：促进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从方法导向到问题导向：现代经济学的范式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是方法导向的，其分析范式建立在理性选择思维之上，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先验主义特性；因此，它往往难以揭示真正的作用机理和因果关系，并且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明显相背离。其实，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都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更为接近，从而应该走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相契合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应该是问题导向的，这也就对经济学的范式转化提出了要求。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学术风气的重塑和学术制度的重建，有赖于一群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经济学人。
一、前言
一般地，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贵在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和内在本质的揭示。（1）就对现实的真实描述而言，它要求理论结论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一致。事实上，理论应该源于直觉并将之逻辑化和系统化，而不是训练人们的直觉来应和抽象的理论。凯恩斯就强调，经济学应该依靠直觉，而不该反直觉。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用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这个世界，而数学往往会阻碍一般的理解，这也是他反对经济学中过度引入数学分析的原因之一。[125]（2）就内在本质的揭示而言，它要求不要为局部和短期的外在表现所迷惑。事实上，任何科学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本体论假定，科学的发展则体现为一个更为合理的本体论假定取代那些被“证伪”的本体论假定。因此，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就在于透过社会经济现象而深化对其内在本质和结构的认知，从而提高人们的理解社会现象和进行社会实践的能力。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而且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经济学各流派以及社会科学各分支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和开发的研究思维，走知识契合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道路。
然而，现代经济学却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割裂开来，并且不加区别地将新古典经济学处理自然资源配置的理性分析思维和数学分析工具拓展到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样，就形成了方法导向的基本范式：或者基于先验的理性假设进行数理建模分析，或者基于局部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凡勃伦很早就写道：“（新古典）理论被限定在充分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动力因出发来阐述。一般说来（除了数学以外），现代科学正好相反，尤其是有关生命现象和发展现象的科学。……这两种推论方法——从充分理性出发和从动力因出发——互不相关，也不会从一种方法转变为另一种方法：没有哪种方法能把一种方法的过程或者结果转变为另一种方法的过程或结果。直接的结果是，推导出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一种目的论的特征——常常被称为‘演绎’或者‘推理’——而不是根据原因和结果来阐述。这种理论在它研究的事实中寻求的关系是由未来（被察觉到的）事件对现在行为的控制。当前的现象被当做受到它们的未来结果的约束；在严格的边际效用理论中，只有在由对未来的考虑控制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处理现在的现象。未来与现在的进程之间这种控制或者引导的（逻辑）关系包含了一种智力的运用，一种考虑，从而包含了一种智力方法，通过它对可理解的未来有区别的考虑，可能影响到事件现在的进程；否则就只有承认天意所定的自然秩序，或者自然或感应魔法的超自然压力。排除超自然的、天意的因素，一个行为人就是这样经由有偏见的歧视发挥作用的成分理性关系考虑他的未来，引导他现在的行为。”[126]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分析范式，流行的经济学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先验主义特征，从而难以揭示真正的作用机理和因果关系。并且，这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也产生明显的背离。凡勃伦继续写道：“充分理性关系只是从（被察觉到的）未来对现在产生影响，它只是具有一种知性的、主观的、个人的、目的论的特征和影响力；而因果关系则是从相反的方向产生影响，它具有的是一种客观的、非个人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和影响力。从其确定的基础来说，现代知识体系基本上依赖的是因果关系；充分理性关系只是暂时被接受，在分析中是被当做一种近似因素，总是带有明确的限定，那就是分析最终必须从因果关系出发”；然而，“尽管整个现代科学将因果关系作为理论阐述的惟一根本基础；尽管研究人类生活的其他科学承认充分理性关系，是一种直接的、补充性的或者中介性的研究主题，对来自因果关系的论点是辅助性的、有帮助的；但经济学的不幸——从科学观点来看——是用充分性关系代替了因果关系。”[127]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研究业已陷入了一种套套逻辑中：看似很优美，却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为了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并促使理论的实质进步，现代经济学就必须跳出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实行从方法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转换。因此，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流行的理性选择分析范式及其问题
基于自然主义和还原主义思维，现代经济学倾向于将丰富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归结为个人理性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行为者不仅要通过有效配置其物质资源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且还会在一切资源之间进行最优选择，乃至经济学成了一门从事挑选研究或可选择目标进行研究的学科。贝克尔宣称：“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128]这种方法也就是源自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选择的学科。即使是具有反思精神的诺思也认为，“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129]基于这一逻辑，无论是个人、政党、利益集团还是政府都被经济学家视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所有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正是基于这一理性选择框架，就极大第推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科斯写道：“如果经济学（或至少是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分析选择决定因素的方法（我想这是事实），那么，它们能应用于分析诸如法律、政治等方面的人类选择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上，由于人类并不是唯一进行选择的动物，可以相信，相同的方法可以运用于老鼠、猫和章鱼，以及所有和人类差不多的、最大化其效用的动物行为中。从而，把几个理论运用于分析动物行为就毫无问题。”[130]
问题是，经济学果真可以被视为一门基于理性的选择学科、并运用大量的数学公式进行推导、演绎以及使用复杂的计量工具进行描述、解释吗？其中存在严重的事实谬误和逻辑缺陷。（1）就事实谬误而言，经济学以先验的理性来分析现实世界的人类行为，这就根本上抹杀了个体间的目的和行为差异。究其原因，人类行为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刺激所促成的，内含了有特定目的的意向性。劳森写道：“我认为人类的能动性是指人类的特殊力量和能力。我理解的人类的行动是指人类有意向地运用能动性，也就是有意向的人类活动。我理解的行动者的意向性是指那些人类活动中的行动是由理性引起的，反过来，其中的理性是以实际生活的利益为基础的信念。”[131]（2）就逻辑缺陷而言，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公式，这就使得选择退化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究其原因，求效用函数最大值的前提已经预先确定了进行选择的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因而在可选择目标之间也没有必要去权衡轻重。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沙克尔就指出：“传统经济学并不涉及选择，只涉及根据需要采取行动。经济人服从理性判断，遵循选择的逻辑。如果我们假定他能选择的目标和进行选择的标准是给定的，而且达到每一个目标的手段也是已知的，那么把这一行为称为选择肯定是对这个词的误用。……在这种理论中，选择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经济学应该放弃这个词”。[132]正因如此，在主流经济学论文的模型中，人的选择最终都被否定了，留下的只是数学符号和运算，乃至现代经济学也蜕变为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的并在封闭系统中自我循环的逻辑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使用的理性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都只是一种先入之见，它具有强烈的先验主义特征，因为个体的偏好等本身就是由社会结构所规定的。相应地，流行的理性选择模型只不过是一种数理逻辑游戏，而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从而也就不符合波普尔对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格林和沙皮罗就写道：尽管理性选择模式在“分析上所遇到的巨大挑战吸引了大量的一流学者；其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且具有狡辩性”，但“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成功的事例屈指可数。大多数早期的理性选择著作，不是压根儿没有经验型研究，就是只是粗燥的或印象式的。”[133]同时，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理性选择的学科，并在此框架下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预则，其结论往往就会严重地脱离现实，脱离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科斯就承认：“经济学家对选择逻辑的痴迷，尽管最终可能使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恢复生机，但在我看来，这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却带来严重负作用。这种理论和其研究对象的分离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选择实体并没有成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分析缺乏实质性内容……我们分析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甚至没有市场的交易。”[134]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种理性选择分析范式内含的缺陷，这里剖析贝克尔的一个论断。基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贝克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夫多妻要比一夫一妻制对女性更有利；究其原因，当男、女人数大体相当时，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使得高收入男子通过竞争而迫使低收入男子保持单身，从而有更多的女性能够嫁给那些高收入男子而分享他的财富，相反，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对女性征税而补贴弱势男人。[135]那么，这种分析结论真正深入到了现象背后的本质了吗？其实，这一分析存在明显的缺陷：（1）它在很大程度上物化了女性：将女性置于卖方的地位，是性供给者，任何有助于提高性需求的因素似乎对女性都是有利的；（2）它只将人们追求局限在物质享受上而根本没有考虑人类的精神需求：如果考虑到家庭对夫妻之间情感的塑造，而一夫一妻之间的情感显然比一夫多妻之间的情感更为对等，从而更加符合女性的利益；（3）它只看到能够“看”得见的一面，却没有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其他方面：一夫多妻制固然对那些作为小妾、姨太的女性可能是有利的，而对那些作为结发之妻却是不利的。[136]
其实，贝克尔们也应该思考一下这样一系列的问题。（1）既然传统一夫多妻制对女性如此有利，为何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极力抨击和反对，也往往会遭到绝大多数现代女性的否定和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化的人，女性不仅需要物质需求，而且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显然，由于人类欲望和需求层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提升，女性因一夫多妻制而经受的情感性快乐之丧失会越来越超过物质上的补偿。（2）在风行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会，女性果真是得益者吗？显然，普遍而公认的事实是，女性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甚至失去了人身的独立和自由。（3）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中，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为何会解体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上讲，一夫一妻制促使女性参与到社会分工中，不仅使女性更为自主独立以达致自我实现，同时也使弱势男人对生活更有希望；因此，一夫一妻制本身就是一种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安排，这很早就为李斯特所论述。（4）相应地，家仆制以及奴隶制是否对穷人是有利的呢？究其原因，如果不受限制的婚姻选择对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是有利的，从而应该打破一夫一妻制的约束；相应地，不受限制的契约选择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穷人也是有利，从而应该打破“废奴制”的约束。
当然，不可否定，贝克尔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前某些社会现实的描述，如一些女性宁可成为姨太太、情妇或小三而不愿嫁给穷人。问题是，贝克尔们的这种分析却没有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而将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制度等因素都视为既定且合理的。诺思就指出，“很多被我们看作是理性选择的东西，与其说是个人认知，倒不如说是根植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137]为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家Bergmann认为，贝克尔之所以坚信他的结论就在于，他相信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甚于政治动机。[138]同样，有经济学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维而将男女工资的差异归结为：雇主对女性未来人力资本下降（因为生育等退出工作）的预期。但试问：西方社会的雇主对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群的工资歧视也是源于对其未来人力资本下降的预期吗？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竞争之所以不能自动消除歧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顾客本身是怀有偏见的，他们往往对白种人或特定人群的工人所提供的服务支付更高的报酬；因此，如果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市场力量也无法自动解决这一问题。显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方法导向分析根本上也是意识形态的。
总之，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研究根本上是方法导向的，它在特定的常规范式进行逻辑推导和计量实证。这种常规范式具体表现为：它基于还原思维而形成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而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下打造了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并由此形成了边际主义、成本-收益、供求均衡、策略博弈、激励相容等具体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人之所以盲从这种常规范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承袭了自然主义思维，而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到社会科学；同时，基于一元单维的科学进步观，他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新古典范式已经成功地吸纳了科学的特征和属性，从而成为目前最为科学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借鉴自然科学的传统智慧，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试图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来平息各种理论上的争论，来压制其他学派和学科的挑战和批判，从而不断强化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化倾向。不过，正如米洛斯基指出的，“这不过是一个徒劳的企盼而已。在方法、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争论，并没有因为一个只不过把正义划归在‘科学的哲学’类目下、却没有真正回答任何棘手问题的科学符咒而被消除。……实际上，只要超越了初级物理学中的说教秘方，对科学史进行一定的了解就能够证明，单独的‘科学方法’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存在。……经济学家使用的这个纯粹的科学符咒，并不能实质性地任何问题，尽管过去已经证明这种方法在恐吓某些批判者的时候非常有用。”[139]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经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性、规范性和本土性，从而不可能建立起与自然科学类似的普适性理论，这就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要求。
三、经济学科的性质及其范式要求
上面剖析了理性选择分析范式的内在缺陷以及批判了流行的方法导向研究，那么，经济学又应该如何研究呢？现代经济学范式该如何变革呢？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相适应。基于这一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1）经济学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行为问题的自然现象这一研究对象。事实上，社会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常量，从而也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简单地定量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2）现代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重新拓展到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公共领域，这明显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局限于既定制度下效用最大化的私人领域。事实上，公共领域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文化、伦理、社会、制度、政治等诸因素，从而也就不能简单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体力量决定的均衡分析。
雷切尔斯写道：“哲学与物理学不同。在物理学中，已经确立了一个资深物理学家不会质疑而初学者必须耐心掌握的巨大的真理体系。（物理学导师很少要求研究生对热力学定律提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当然，物理学中也存在意见不一或未解决的矛盾，但是，这些问题一般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一致的基础上。相反，在哲学中，每一件或者几乎每一件事情争议。资深哲学家甚至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140]显然，经济学更类似哲学而不是物理学，他们关注的都是如何树立好的社会秩序和人类生活这类问题；而且，由于在基本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具体理论和学派。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思维理应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更为接近而不应刻意地攀附自然科学，它更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来完善自身的认知和思维，而不是简单地将自身那一套还很不成熟的思维推广到其他领域。
不幸的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刻意地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并刻意地与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划清界限，将后者视为处于蒙昧状态的玄学。从根本上说，目前那种将成本-收益分析或者理性选择分析拓展到生活世界的方法导向，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交流和知识契合，而具有强烈的学术殖民色彩。[141]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存在这样的学术割裂，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并已经丢失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些值得珍视的知识养分，以致绝大多数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都日益狭隘。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流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方法导向的研究取向更成问题。相应地，这不仅要求转换研究的路向，也要求我们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范式革新。
那么，面对当前方法导向的经济研究，又该如何进行改变呢？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上引入行为目的这一因素。也即，将凡勃伦所讲的“充分理性”和“动力因”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挖掘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对社会科学诸分支的知识进行有机契合。关于这一点，这里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和研究对象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们的生活世界，它具有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特性：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研究主要是发现其不足，并根据人类的理想加以改造以塑造出更高质量的社会。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理论研究就必须将人类的生活目的和发展理想结合起来，必须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同时要剖析现实对本质的偏离。门格尔就曾强调，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是经济现象的背后本质，包括“价值的本质、地租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和劳动分工的本质”，哈奇森甚至将奥地利学派称为“方法上的本质论”。[142]显然，经济学的研究重在解释本质，从而不能蜕化为故事编造的研究。同时，本质是一个反经验事实的东西，涉及到事物产生的目的。因此，尽管对本质的认知有赖于对社会现象的长期而多角度的观察，但又不是基于直接的经验，更无法仅仅通过对现象间数量关系的处理而获得。很大程度上，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的认知往往都有赖于研究者的长期内省和顿悟，但是，这种顿悟不仅来自长期的“孤独默想”，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广泛知识的契合和各种思维的交锋之基础上，依赖于横向和纵向的集思广益。
其次，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以及行为互动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意味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在于对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进行探索。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就将经济学等同于人类行为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及其衍生出的无意识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经济学研究又必须走知识契合的道路，这种契合路径体现在假设、逻辑以及分析视角等各个方面。（1）人性及其行为机理都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心智也是不断演化的，因而相应的人性假设就必须具有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显然，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诸分支都已经从一定角度对人性展开了探索，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契合这些学科的所积累的知识。（2）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是经济现象的本质，并且要发现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等其他一些流派的重要特点就是关注社会结构问题，并形成了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143]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契合非主流经济学流派所开拓的思维，应该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古典经济学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及其所开出的政策处方；特别是，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具体学说，而是要继承马克思对理论的思辨精神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总之，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研究都是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不可分离的。穆勒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很多其他分支学科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除了一些单纯的枝节问题，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粹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144]事实上，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是整体性的、共生性的，我们无法将之隔离开来，无法采用主流范式的还原论思维。相反，经济学研究要解释事物的本体，而本体认知的深化必须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要从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综合和契合中提炼更全面的研究路线和分析范式。正如贝拉等指出的，“关心整体，并非仅仅把各种不同的专门学科累加在一起。只有把这些事实置于容纳并促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的框架之中，它们之间才有联系。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种学科间的研究工作，简单地由几个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是不能产生这种概念的。取得对社会整体的知识，不仅要汲取相邻学科的有用见解，而且要跨越学科界限。”[145]从根本上说，知识契合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维，跨学科研究应该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本体论认知。
四、从方法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范式转变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大路向：（1）基于还原论思维的理性选择分析是方法导向的，它是对既有抽象范式的肯定和深化，并主要基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两个路向展开；（2）基于本体论思维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问题导向的，它是对既有抽象范式的审视和修正，主要源于理论意识和现实意识两大视角。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根本上在于揭示事物的本体，因而传统上就非常注重学者本身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悟性；但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停留在表象之间的功能联系，因而越来越注重流行规范和解题技巧。现代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与现实问题越来越相脱节，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流行研究中的方法导向所致。为此，这里对两条研究路向的差异作一简要比较。
一般地，方法导向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研究者主要遵循经济学业已形成的或者为某些学术共同体成员普遍接受的常规范式，以此基本范式为基础，或者建立数理模型并通过形式逻辑的推导而获得结论，或者建立计量模型并通过数据回归的分析而获得结论。同时，方法导向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那些细枝末节的经济学定理和观点，并且主要倾向在于对这些定理和观点加以证实，或者将成型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用于对现实的解释和分析。相应地，方法导向的学术研究往往就形成这样的行文格式：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这样，方法导向的行文格式就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问题的提出往往是源于其他文章，从而往往会与经验相脱节，或者只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2）尽管开头就有了问题，但作者在文章写作之前并没有形成相对清晰的观点，作者的观点往往有赖于后面的模型推导或计量分析；（3）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科乃至特定领域和某些刊物的近期论文，但它往往尽可能寻求狭隘领域的全部资料，以致论文综述相当于某段时期某领域的文献收集；（4）文献主要罗列在文章的开头，接下来就几乎完全或者主要转向了按照既定方法进行建模推理或计量实证，模型推导和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就成为研究的终点。
与此不同，问题导向倾向于走综合化道路：研究者往往能够不受新古典主义常规范式或分析框架的限制，或者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思维并基于思辨逻辑来审视经济理论的逻辑关系以及整个经济学的思维，或者基于现实与理论的不一致来重新审视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同时，问题导向的研究集中关注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主要理论，并且主要倾向在于对这些思维和理论加以剖析和完善，或者剖析流行理论或思维用于实践中的问题。相应地，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往往就会形成这样的行文格式：提出问题、问题的分析、更多的文献或事实检验、基本论断。这样，问题导向的行文格式也就形成了这样几个特点：（1）问题的提出或者是源于与理论不一致的经验事实，或者是源于理论体系的逻辑缺陷；（2）作者在文章写作之前就已经在长期的思考中形成了初步的观点，文章写作主要将这些观点系统化、逻辑化和理论化；（3）文献涉及到了广泛的跨学科领域，但它并不要求全面，而主要集中代表性人物以及与文章主旨有明其关系的那些文献；（4）文献材料和经验数据充盈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作者观点的提炼、阐发和论证往往都是以这些文献梳理和相关数据为基础，从这些理论或事实的论证和分析中得出逻辑性论断。
显然，由于方法导向式研究的行文范式已经既定了，论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新收集数据的分析和新解释模型的开发，一个研究者的论文优劣主要取决于他的分析工具训练以及对研究范式的遵守；相反，由于问题导向式研究更加注重多元思维和方法的交叉，论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对现有数据的二手分析以及由此产生更为全面或系统的新颖观点，一个研究者的论文优劣主要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广博以及对学术悟性的培育。那么，对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这两大研究路向哪个更为可取呢？这就需要对它们的思维特性和结论特性作一比较分析。
一般来说，方法导向式研究遵循的是实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其中，实证逻辑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根据一定的程序和策略来分析变量关系；并且，随着回归模型和统计估计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热衷于计量实证。形式逻辑则以既成的、确定的思维形式、从静态角度来认识对象，反映的是客观对象间最普通、最简单的关系；并且，随着形式逻辑越来越借助数学符号和公式的推理，相应的经济学研究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数理建模。很大程度上，形式逻辑和实证逻辑都借助于不断推新的数学工具，从而就构成了常规经济学范式下方法导向的研究基础；因此，方法导向式研究往往是在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或数理模型，然后就是基于既定规则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演算。显然，实证研究可以为我们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但对于“何以相关”的解释却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作出，而这就需要借助于思辨逻辑，思辨就是运用概念、遵循逻辑的法则所作的推理，包括对统计数据背后的成因以及事物本体进行猜测性解释。
同时，思辨逻辑又可区分为形式思辨逻辑和辩证思辨逻辑：其中，形式思辨逻辑往往是基于特定引导假设所展开的数学推理，它很大程度是一种同义反复；因此，对事物本体的探讨更主要应该借助于辩证思辨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对思辨逻辑进行梳理和甄别。一般地，辩证逻辑从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结中考察对象，揭示出的是客观对象之间的动态和具体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机理；从这个角度上说，基于辩证思辨逻辑展开的是元理论的探究，其目的是确保理论逻辑的内在合理。同时，辩证逻辑把所要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力图从多角度来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从而注重知识和思维的契合；正因如此，辩证逻辑强调对现有知识的比较、分析和综合，注重对相关文献的比较和剖析，其每个具体观点的提出和论证都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这样，基于逻辑推理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特点，我们就可以对方法导向式研究和问题导向式研究作一比较。一般地，方法导向式研究主要采取实证逻辑或形式思辨逻辑，从而倾向于在特定引导假定下进行数理推演或计量实证。相应地，其理论逻辑就具有这样的特征：（1）它的引导假定或模型构造往往是基于全面而最新的专业文献基础上，这使得其研究课题往往呈现出较强的前沿性和进步性；（2）它使用的数理逻辑分析具有形式逻辑一致性的严谨性，这使得其结论也往往呈现出较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不过，由于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其他文献，引导假定具有某种先验性，推理过程也是一种套套逻辑，因而其选题以及结论都很可能与现实相脱节。
相反，问题导向式研究主要采取辩证思辨逻辑，从而注重分析和综合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相应地，其理论逻辑具有这样的特征：（1）它的涉及到更为广泛领域的文献梳理和比较，但主要是选择性地使用一些最为主要却并非最新或全面的文献，这使得其研究课题往往显得缺乏前沿性；（2）其分析往往借助猜测性的溯因推理而非严密的数理运算，这使得其研究结论呈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以及缺乏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不过，问题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来自于广为人知的流行观点或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且思辨性思维有助于拓展人的视野，从而可以更全面地审视流行观点而防止陷入工具主义和先验主义的谬误。
显然，这两种逻辑各有优劣。相应地，理想的研究是要实现两类逻辑的互补，这也就有待于元哲学和元理论的发展。那么，在此之前，经济学研究更应该重视何种逻辑呢？哈耶克曾说，“我宁愿要真实的但是不完全的知识，即使它丢下许多不确定的和不能预测的事情，而不愿要伪装有精确知识，它可能是错误的。正如现在的例证所表明，对于似乎简单但是错误的理论，所能得到的表明上符合公认的科学标准的信誉，有严重后果。”[146]这也是我对现代经济学研究路向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经济学研究首先要有合理的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有更为精确的定量分析；而定性分析首先体现在对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基本理论的反思，否则在错误的思维和理论下的定量分析只会产生更严重的错误。
其实，方法导向主要适合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总体上体现了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主要解决那些抽象的一般性疑难问题；问题导向则更适合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更突显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并永远需要解决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不断发现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应该是方法导向的，不应该是从一命题到另一个命题；相反，它应该是问题导向的，要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从其引进方法导向的研究思维，并以理性选择为基础构建出了一套普适性的理论体系；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看似严密和客观了，但它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现实无关性。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方法导向的研究尽管在文章开头似乎也提出了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以及那些熟视无睹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问题，而是来自其他所谓的前沿文献，这种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霍奇逊就写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格、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重重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147]
同时，正是由于目前经济学研究盛行着方法导向，尤其是数理工具导向，这就使得经济学人热衷于数学工具的训练，热衷于八股格式的模仿；相应地，则放弃对现实世界的研究，甚至对大量的问题和现象都熟视无睹。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人越来越失去了判断和理解复杂情况的直觉能力，从而往往意识不到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即使在经济危机来临后，往往也是束手无策。例如，当前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刊物往往发表一些有关欧美经济和贸易等问题的研究，但发表这些文章的经济学人却几乎没有去过这些国家，因而这些研究也就根本不是源自他们的经验直觉，而是源于其他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方法导向的研究思维，造成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无关性，并且是经济学与其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相背离。
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遭受有识之士尤其是科学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判。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被浪费，但去严重配置不当。”[148]而要摆脱方法导向的束缚而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形成有助于上升到理论的经验直觉，就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结构，需要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梳理和综合，这就提出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知识契合的跨科学研究路径也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因为社会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同时，跨学科研究注重基于思维契合的思辨逻辑，从而也是辩证法在理论分析中的具体应用，因为辩证法的基本逻辑就体现为：命题（thesis）→反命题（antithesis）→综合（synthesis）。
关于契合的分析路线，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作简要说明。例如，就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但这一假设因“社会化不足”而遭到诸多批判；相应地，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人”、“道德人”等对应的假设，但这些新假设却因“社会化过度”而导致理论不足。为此，基于两者的契合就可以提炼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一行为假设更贴近现实又便于理论构建。[149]再如，就企业组织的性质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推崇“股东价值最大观”，它将企业责任仅仅定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种“股东至上主义”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严重问题；相应地，以“增长最大化”和“销售最大化”为企业目标的“管理学派”以及以工人效用最大化取代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人自治学派”就兴起了，但这同样出现了严重的治理问题。为此，契合两者的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就兴起了，它不仅注重组织本身有效性，而且考虑不同成员的利益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以广博的知识结构为基础，我们才能形成更为合理的经验直接；同时，也只有基于知识和思维的比较和契合，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现实的人类行为和相应的社会经济现象，并由此形成更全面的理论体系。
五、尾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现实障碍
经济学理论根本上应该揭示社会经济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这要求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通过自由交流和知识契合来寻求对基本经济问题的共识。但是，流行的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局限于功能联系，其研究路向也具有明显的方法导向，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热衷于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由此滋生出一种数量拜物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方法导向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特点，从而根本就没有提出任何本体论主张，从而也就无法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例如，现代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介绍的内生增长理论往往被视为是对经济学原理中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替代，但是，正如何梦笔指出的，“作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替代，新增长理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在同样的新古典本体论框架内，坚持同样的观察语言”；事实上，“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理解是为了让它的谜题回避任何不同本体论基础的反对意见，……（而如果缺乏本体论的竞争，仅仅停留）在经验数据上的争论将不会产生理论观点的任何变化，即使存在着许多与某种理论不相符的观察。”[150]为此，阿克曼指出，“通常假定了新古典模型的其他数学工具：就像在一场游戏中已有的理论对建模者发起了挑战，‘如果除了一个以外，你同意其他所有标准假定，那么你又能解释什么呢？……但是，每一轮游戏又重新开始，这些结果永远不可能累积成内容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框架。”[151]显然，方法导向严重限制了研究思维的拓宽，从而导致了低水平重复的论文不断被炮制。相应地，方法导向的内在缺陷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就提出了范式转换的要求：要树立问题导向的研究；同时，问题导向的研究又要求走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道路，通过知识和思维契合寻求本体论认识的深化。
现代经济学遭受了一个流行批评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化了，如研究特定因素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有学人就形容说，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局限于头发或汗毛的研究，并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获得了“专家”称谓，却对整个有机体的运行一无所知。不过，这种批评也并没有击中要害。究其原因，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研究问题的细枝末节并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而更为严重的是运用特定且带有片面的方法和思维来研究这些细枝末节，从而也就根本认识不了这些问题。相反，如果能够以开放而多元的心态、积极吸收人类各个领域所积累的知识和思维进行研究，那么就可以更加全面地深化对这些细枝末节的认知。超越经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悟出来的，这种悟首先要了解旧有的认知，佛教强调要通晓“佛理”。试想，如果对前人的认知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又如何有“悟”呢？如何确信旧有的认知是错的而自己的“悟”更为合理呢？当然，尽管佛家也有渐悟和顿悟之说，但正如张中行指出的，顿渐只不过是由学人得道的迟疾而言的，而迟疾又是相对的，与学人本身的秉性有关；但不管如何，即使真有一霎间的顿悟，悟之前也必须有渐。因此，南宗所谓顿，只是强调了渐的一个阶段，是所谓的“言下大悟”；而大凡学而有成，都是先渐后顿，所谓的“听法顿中渐，修行顿中渐”。[152]科学也是如此，波兰尼就强调，“科学史整合的结果，类似于通常知觉的整合。”[153]
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却撇开知识的传承性而热衷于顿悟，并将一时兴起的“悟”与特定的抽象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方法导向的研究。相反，问题导向的契合式研究在现代经济学界则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大多数经济学刊物和经济学人学人都持消极和冷漠的态度，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界还缺乏真正的方法论反思。[154]布劳格就写道：“在经济方法论方面，过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作用看作只不过是把经济学家争论的传统方式合理化，这也许是普通的现代经济学家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没有多大用处的原因。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155]那么，经济学界为何会盛行这种方法导向的研究呢？很大程度上就与学者的狭隘知识结构和功利学术风气有关。（1）基于知识契合的跨学科研究本身就依赖于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但正如普多菲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回避本体论问题，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太抽象的，他们没有看到在哲学和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可能性。”[156]（2）这种狭隘的知识结构也对它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态度产生影响，以致经济学越来越不关注现实问题。霍奇逊写道：自经济学日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目标已不再是去解释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乘客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自己选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157]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狭隘的知识结构以及功利的学术风气，强化了现代经济学的一元化思维，强化了对新古典范式的固守。因此，基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考虑，当前这种理论一元化倾向必须转变，而这有赖于知识结构的扩展和学术风气的重塑。
【五】
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促进现代经济学学术态度的转变
发表于《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本章导读：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应该是基于一元主义的封闭路径，而是应该秉持基于多种理论共同竞争的多元主义理念，否则就会陷入神话困境。显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合理的发展路径是在多流派和多学科相互竞争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契合。不幸的是，受制于日益盛行的功利主义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现代经济学滋生出了强盛的一元化倾向，产生了明显的主流范式拜物教。因此，要促进现代经济学的不断进步和成熟，就必须打破僵化的一元主义思维，引入开放的多元主义学风。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主要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作模型构建和计量实证。同时，由于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狭隘性和思维封闭性，流行的经济研究蜕变成从一个原理到另一个原理的智力游戏；结果，经济学的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就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其分析结论也离社会常识越来越远，乃至引起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嘲讽。[158]显然，要避免这种困境，现代经济学人首先必须有自知之明，要清楚自身的不足和无知；否则，就会成为对现实一无所知又自以为是的游戏者，甚至对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已经认识到的危机问题也漠然置之。然而，面对现代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大众的讽喻，绝大多数经济学人恰恰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是热衷于在自娱自乐中寻求满足；同时还美其名曰：学术水平只需要获得圈内人士认可就行了，外来的批评并没有理解经济学的思维。根本上，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强烈的一元主义取向，这是问题的根源。相应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引入多元主义思维。关于对学术的一元主义现状，费耶阿本德做了深刻的批判。本文借鉴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作一审视。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元主义取向
20世纪上半叶，康芒斯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纯粹科学变成一组仅仅可由少数数学家来证明的一组数学方程式。世上无数的门外汉只有接受数学家证明出来的观点。因为这种证明是超过这些人的理解范围的。这样，科学成为一个垄断的世界，高级数学家的权威说法是那些并非专家的大众所必须承认的，这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圣职者”，“19世纪末，经济学政治哲学领域脱颖而出，达到了这种数学的相对性时代，此时，有资格的经济学者，对于无法理解其方程式的大众而言，也达到了同样的垄断程度。一般人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法则的时候，他们的无知及混乱被视为幻想和不诚实。”[159]问题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时候科学能够像数学那样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吗？
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制于自然科学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呈现出严重的一元化倾向，这不仅体现为它遭受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蔑视，而且也体现在它对某种特定范式的机械模仿，乃至经济学界呈现出明显的主流化趋势，进而蜕化为一种“我向思考”的解释共同体。事实上，经济学论文往往只是引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主要经济学刊物的文献。例如，经济学论文来自科内部的文献占81%，而这个比例在社会学中是52%，在人类学中是53%，在政治学中是59%；同时，《美国经济评论》引用经济学领域25本顶尖期刊的文献占40.3%，《美国社会学评论》引用社会学领域25本顶尖期刊的文献只占22%，《美国政治学评论》引用政治学领域25本顶尖期刊的文献更是只占17.5%。[160]也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上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并且在名牌大学任教，其文章也主要发表在被视为主流的5大经济学期刊上，这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经济学界在研究方法、分析思维以及工具使用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共识，这些共识存在于标准化的经济学教材中，而这些教材往往出自那些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之手，以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都“惊人的相似”；同时，经济学界在大学和刊物地位上也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划分，这些名牌大学将毕业生派往其他学校，并不断复制这些刊物所偏好的规范论文，以致这些大学及其主导的刊物获得了至高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共识和等级，经济学科的学术精英集中了远比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更多的权力；而且，经济学界对于刊物、引用率、影响因子以及学科排名的推崇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例如，美国经济学会中有超过72%的非指定管理层人员来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中还不到20%；同样，《美国社会学期刊》的文章出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社会学系占35.4%，而《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季刊》的文章出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占45.4%和57.6%（算上从这些系取得博士学位的作者）。[161]
同时，方法导向的经济研究往往也是八股式的：提出一个假说，构建一个数理模型或计量模型，由此展开形式逻辑推导或者经验数据检验，得出结论并加以解释，最后提出告诫社会大众的政策建议。但显然，当前经济学人基于理性模型分析所提出的很多论断和建议都与人们的直觉和诉求相差甚远。例如，经济学家提出了“儿童自由买卖”“器官自由买卖”“排污产权交易”“专家号买卖”等，往往都无法为老百姓所接受；社会改革家往往主张提高基本工资和抑制资本利润过高，而这却往往无法为经济学家所认同。然而，一旦发现现实与理论之间出现的差错，或者政策建议遭到社会大众的批判，那些经济学专家们往往会强调现实出了问题，或者社会大众是非理性的。问题是，当经济学家所发现的“规律”与社会大众的直觉相差甚远时，作为“专家”的经济学者能够强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他所“构设”出的这些先验规律吗？即使这种被“构设”出的先验规律是如此地违背真实人性！
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科学，优秀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新思想和智力自由：科学往往由局外人推动其进步（记住玻尔和爱因斯坦均把自己看成局外人）。……今天大部分科学家都缺乏思想，充满恐惧，故意制造一些毫无价值的结果。结果，他们极大地增加了现在许多领域的‘科学的进步’的毫无意义的论文的数量。”[162]也就是说，本质上作为致用之学的社会科学，社会经济规律并不是由“专家”发现并强加到社会大众的脑袋中的。显然，这个认知对重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那些规律尤其有意义。究其原因，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理论会严重影响社会实践，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利益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严重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福利。为此，基恩强调，“经济学太重要的，不能只交给经济学家们。”[163]既然如此，经济学研究又何以坚持这种自闭又自以为是的一元化学术倾向呢？这种学术倾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与学术风气密切相关。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社会，学风都是影响研究成果之合理性、全面性和公正性的关键因素，是制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直接且根本性的因素。一般地，功利主义尽管会刺激青年学子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学术上，从而发表更多的文章，但同时，它也很可能会扭曲学术研究的目的，蜕化为对形式主义的追求。就现代经济学而言，它之所以承袭新古典主义的单一思维，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两大原因：（1）经济学界的主要岗位经过几代人的自我反馈效应已经为数理专业的出身者所占据，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较为狭隘，研究思维则沿袭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从而导致经济学分析视野以及洞见力的日益狭隘和萎缩。（2）终身制的实行使得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学风日益盛行，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获得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而只是获得诸如教学岗位、职称晋升以及行政职务等个人利益的一个手段。
显然，要扭转现代经济学的扭曲性发展取向，一个基础性工作就在于重塑学风，需要跳出那种囿于“常规范式”和“主义”的经院研究，而是真正考察社会事物之间的逻辑机理。图尔写道：“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研究范式与那种基础明确、逻辑合理的社会研究范式区别开来。和那种在社会研究中建立进化理论的作法不同，意识形态立场都具有僵化的特点。除了作为初试的信仰，这些立场本身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反映出对研究的压抑，它们的结构基本上都是静态的，它们受时代和文化的局限。尽管有这样的特点，这类意识形态观点还被认为不仅是真理，而且还是适用于源源不断的经历（包括革命领域的）的有意义的箴言。”[164]当然，一个时代盛行哪种学术风气，固然与社会制度和学术体系密切相关，但也反映出一些学术“引领者”的基本态度和学术精神，因为毕竟是人类行为才是各种社会现象的最终渊薮。
三、学风与中国经济学的一元化
自20世纪70年代终身职制在西方高校推行以后，学术界就孕育出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青年学子面临的生活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此时，如何获得教师职位以及快速获得职称晋升而得以安身立命，就成为绝大多数青年学子优先考虑的事情。为此，哪种文章更容易发表，哪种学术更容易获得同行认可，青年学子们就会将精力投入在哪方面。林毅夫就写道：“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功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做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这有点像俱乐部，要进入这个俱乐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取得身份才能成为会员。”[165]这种逆向选择在当前的主流学术刊物中得到非常明显的呈现，《经济学期刊》（EJ）的主编John Hey对于那些通常投稿于该刊的论文作了评价：“许多投稿者看来并非为增进经济学知识而写作。虽然我十分理解作者身上的压力，尤其是年轻作者，但如此众多的经济学者似乎都在玩‘期刊游戏’这个事实仍令人颇为沮丧，他们在那些毫无意义或者无足轻重的主题上生产出了太多的变化。”[166]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欧美诸国中经济学研究或论文写作不再是本质上为追求认知的“为己之学”，而已经蜕变成了为获得教职或安身立命的手段；因此，为了职称迁升以及其他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就热衷于炮制八股式论文，越来越轻视思想的思辨，乃至逐渐失去撰写系统性理论专著的能力。同时，正是出于这种动机，青年学子们在为职业生涯作准备之初就开始集中于狭隘的数学工具训练，而很少进行分析逻辑的思辨；他们热衷于读主流期刊的近期论文，而很少读那些充满思想启迪的经典著作。Harry Johnson就指出，受过研究生院培养的年轻经济学家，习惯运用他们前辈难以掌握的数学新方法，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些新技术，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职业前景更加美好。[167]这种逆向选择效应几乎伴随了当今经济学子的整个学术生涯。杜格和谢尔曼写道：“虽然经济学的学生起初可能也不相信这些神话，但为了通过博士学位考试，他们必须接受这些神话——否则就不及格。然后，他们当上了助理教授，他们需要从基金会哪里得到经费（这就要求他们接受这些神话），需要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也要求他们接受神话），需要得到老资格教授的支持以获得终身教职（老资格教授要求他们接受神话）。当然，基金会的领导、期刊的编辑，以及老资格的教授都非常真诚地相信这些神话，因此，他们不需要共谋以强化这些神话。这样，整套制度把每一个经济学家塑造成为相信、扩展并传授特定神话的人。”[168]
麦克米兰在《罗马的堕落与崩溃》中指出，一代人的堕落行为可以变为下一代人的合法权利。[169]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功利主义的逆向选择，经过二三代人的强化就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越来越一元化，主流经济学的那些神话也普遍渗入到整个经济学中。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热衷于求新求异，越来越庸俗化和形式化；但与此同时，这种努力却没有促进经济理论多大实质性的进步，反而离思想追寻和认知提高这一根本性诉求越来越远。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也正沿着西方盛会轨迹的发展，甚至还更为严重，以致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陷入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状态，对主流范式往往只有肯定而没有否定。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普遍缺少思辨和反思的精神，而充斥了基于主流范式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且这些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往往是在对基本问题都缺乏基本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一些学者在没有对中国教育以及招生中的基本问题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热衷于用博弈论来探讨高考如何填报志愿，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与大学招生质量又存在何种关系等问题；一些学者在对法律的作用以及现实法律的缺陷都没有剖析的情况下，就运用计量工具对法律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实证。这些文章还受到普遍的欢迎（首先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接着就是广大青年经济学子），被视为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套研究范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的形成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作为处于转型和发展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众多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何中国经济学人还是如此热衷于照搬欧美盛行的方法导向式研究呢？究其原因有二。（1）“惟洋是瞻”的心态。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当成必须努力保持一致的传统智慧，以致接受欧美经济学熏陶的海归经济学人往往被视为这种传统智慧的化身。同时，基于狭隘的知识结构，这些海归经济学人往往局限于搬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集中于狭窄的研究领域；相应地，这种取向经过他们的大肆鼓吹也就被合理化了，并成了中国青年学子极力模仿的基本研究范式。（2）功利主义的学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物欲主义和利欲主义肆意横流，以致学术研究变得功利化、短视化和实用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不是致力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而首先是获得学界认可并由此获得其他利益。同时，学术要获得认可，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显示自己的学术是与国际接轨的，是西方主流的，是西方前沿的。
张曙光等人很早就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学突然上升为一门显学，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被宠坏了，逐渐丧失了学者的基本理念和素质，导致经济学的发展也潜藏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明显的现象就是，经济学界日益盛行出两大歪风邪气：一是抄风甚烈，二是炒风更盛。张曙光写道：“抄风烈，许多大同小异、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东西充斥市场，许多人将此作为成名成家甚至发财致富的捷径；炒风盛，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被当作精品佳作大加吹捧，四处兜售炒卖，学术领域也是假冒伪劣风行，一些人也借此把水搅混，从中渔利”，结果，整个“学界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究其原因，“商潮滚滚，巨大的压力、冲击和诱惑，（也）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思考、研究和创造。”[170]从张曙光等学者的早期呼吁到现在已经过了近二十年了，这期间经济学的一些形式规范也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包括附有参考文献、试行匿名审稿制度等；但是，学术理念和独立人格却继续甚至在加速丧失，以致许多形式规范成了新的教条。很大程度上，一些新的学术“暴发户”正是利用这种形式规范而将之打造成了牟取私利的敲门砖，以致学术的批判精神比二十年前似乎还更为缺少，并越来越远离“求知”这一学术的本质诉求。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盛行的功利主义学风，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遍现象中窥见一斑：欧美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大家之间的研究合作往往发生在具有相同学术水平（包括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而且往往保持一种长期的、固定的乃至毕生的合作关系，比较明显的就是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诺思和托马斯、布坎南和塔洛克、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史密斯与普洛特、泽尔腾和海萨尼；但与此不同，当前中国社会那些经济论文的合作者之间往往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而且与导师合作的学生随着学生的入门和毕业而不断替换。为什么出现这种鲜明的反差呢？很大程度上，这就跟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存在很大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将学术探究当成毕生事业，往往希望通过具有相同学术层次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不断提升学术层次；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只是将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当做了一个盈利的工具，一旦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后就不再作真正的研究而只是试图通过利用他人（尤其是学生）的廉价劳动来获利。
其实，老师在学业上指导学生，根本出发点应在于为自己长期以来的研究心得找到一个传承者，而学生则是在领悟和反思老师之学术认知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不过，由于此时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还不圆满、逻辑思考上还不严密，因而这种超越必然存在相当的时滞。不幸的是，中国大多数经济学人既缺乏真正的学术洞见，又没有切实掌握那些量化的分析工具，更不要说将时间和精力会用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上；因此，这些学人甚至根本写不出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也缺乏对数量拜物教进行批判的能力，相互之间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同时，出于各种名利的需要，这些学人又试图发表文章，从而就开始诉诸于师生之间的合作：导师利用他积累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为论文发表提供舞台，而学生则提供其善于且廉价的劳力资本来从事机械的技工活动，因而这种合作往往很少体现在思想的提升上。尤其是，由于学生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新思想，于是，这些老师寻找“论文合作”的大多是那些数学工具较好乃至理工出身的学生。一般地，中国经济学界所形成的那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论文合作主要体现为：老师指导乃至克隆一个常用的论文写作规范，然而学生在此种规范下建模型、搞计量，最后老师动用其关系找杂志社发表。显然，这种“论文合作”倾向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一元化倾向：（1）几乎所有的学生为了赢得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地将所有精力都用于数学工具的训练上，努力地模仿主流杂志的写作风格，期望这些“合作论文”有助于未来的谋职和升迁；（2）那些“功成名就”的导师们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以及更充分地利用学生的劳力资本，不但不能对以前的学术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自我反省，反而会刻意地掩盖它、维护他，这样就便于后来的学生或青年学子心甘情愿地围绕在他的周围，提供他所欲求的那种合作。
而且，正是基于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扭曲性合作关系，学生的“成就”已经几乎与导师有无学术水平以及从事何种领域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与导师的行政岗位、关系网络等密切相关。一方面，一个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高、知识结构无论多广，但也很少有学生愿意追随。究其原因，（1）导师的这种学术和知识很难为学生短期内超越，因而极欲“成名”的学生也不愿追随这种学术方向；（2）那些水平高、知识广的学者往往是特立独行者，不仅不善于官场和社会关系，甚至也是流行经济学的批判者，因而学生就更不愿跟随这类导师这种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学术方向。另一方面，一个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平庸、知识结构无论多狭窄，但这种低水平的学术和知识却很少对学生构成制约。究其原因，（1）学生很少关注导师的个人研究领域和成果，相反，研究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和经历都花在数学逻辑和分析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2）那些水平滥、知识窄的学者往往是鹦鹉学舌者，不仅游刃有余于官场和社会之中，往往也是流行经济学的鼓吹和照搬者，因而学生往往愿意跟随这类似乎可以短期内获得收益的导师。正是基于这种选择，当前中国研究生的招生和学习就呈现这样的明显特征：（1）那些官位越大、社会关系越广的导师，所招的研究生往往越多，其学生发表论文也更容易，乃至获得各种优秀论文奖往往也更大；（2）导师们越来越少地为研究生开设，尤其是其研究的专门领域，而给研究生上课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所教的课程大多集中在三高、计量软件以及一些数学类课程。
显然，正是由于学术风气的败坏，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生的学术发展与其导师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事实上，研究生不仅很少关注其导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观点，而且其导师所谓的“研究”也很少有东西值得关注；相反，经济学研究生几乎将所有的学术时间都用于学习基本的数学工具，学习如何使用计量软件，而这些课程往往是刚毕业的博士或助教讲授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导师制，而只是存在清一色的研究生班，他们接受如何撰写文章的统一模式的训练，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直觉。同时，这些研究生的所谓“研究”往往就是将课堂上教授的模型机械地套在某些经济现象上，而对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乃至现状往往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也很少关注前人乃是以前思想大师已经展开的分析；正因如此，这些所谓的“研究”根本就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缺乏实质性的传承和批判性的发展，从而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我循环之上。施特劳斯就写道：“我们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高人一等，甚至比最伟大的思想家还要高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迫凭一己之力，寻找自己的方向，哪怕这么做存在严重的缺陷。”[171]不幸的是，在当前功利盛行的学术界，任何学术审查都是形式化的，只看你是否发表了文章以及在何种刊物上发表，却不管你是如何发表的，即使明知是买来的也无所谓。所有这些都造成经济学中主流化现象日益膨胀，数量拜物教现象不断盛行，理论一元化倾向日益严重，从而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四、理论的神话困境和多元化诉求
当前经济学人之所以热衷于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计量实证，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被弗里德曼等人引入经济学之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基于逻辑实证主义，计量经济学就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弗里德曼的“假设与现实的无关性”假说。在这些计量经济学者看来，这种计量研究具有扎实的经验和数据的基础，从而比那种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文字推理更客观。问题果真如此吗？费耶阿本德就指出，那些坚定的信仰者总是可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经验性的争论，而最好的神话也是牢固地根基于经验之中，这正如一些受到高度赞扬的科学理论展示的。费耶阿本德写道：“神话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明显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被无数直接和有力经验所支持的系统思想，并且，这种经验似乎比用于建立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结果还更有吸引力”；同时，尽管“神话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主观现象，同表达人们幻象、希望和恐惧的诗歌相联系”，但实际上，“神话不仅仅是与真实世界有明显差异的梦想或诗歌，它自身被假定为一种同事实一致的真实论述。”[172]
事实上，尽管计量经济学认为其研究结论获得了经验事实的支持，但问题是，要为那些明显难以置信的观点找到经验上的支持并不困难，如对女巫和魔鬼的信仰，更不要说，理论家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控制实验。因此，针对一些理论家所提供的“乐观的证据”，真正的学者往往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例如，费耶阿本德就强调，“神话绝不是强加在同它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的梦想，相反，一个好的神话能够引用许多对它有利的事实，它有时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赞誉的科学理论更坚定地根植于事实。”[173]更早的萨伊则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尤其是，科学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因此，人们根本无法使用是否具有经验或数据的支撑来辨别神话还是科学。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某些思想家得出科学和神话除了时间的先后外毫无差异的结论：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174]显然，这可以用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反思：它日益偏重于实证分析而缺乏思辨审视。
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如此崇尚实证分析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源于一种神话的力量：现代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数量拜物教。费耶阿本德写道：“信仰神话的人们其心理态度可以概括为完全和毫无迟疑的接受态度，神话叙述着真理，并且不可能错误。假如将神话应用于现实或理解现实时出现问题，这并不表明神话自身有缺陷，而是应用神话的人们自身有缺陷，他们没有理解神话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或者没有遵循神话的要求，神话自身是毫无错误的。”[175]而且，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两种机制来强化这种神话。（1）横向上形成了一种“我向思考”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使得这种神话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效应。费耶阿本德写道：“在诸如负责传播神话（理论）的团体和个人惯性等方面存在更大的相似性：宗教和政治团体都竭力通过武力或说服来消除对立观点，科学期刊的编辑们可能不太愿意刊登引起科学共同体反对的论文，科学教材一般解释广为接受的理论，而对存在争议或缺陷的当代理论很少提及。”[176]（2）纵向上形成了一种灌输式的传导机制，从而使得这种神话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效应。费耶阿本德写道：“传授的方式也深刻地为这种态度所影响：传授者理解并因而成为完全的权威；学生缺乏知识（或者至少明晰知识），他们不能对传授者所讲的事物做出判断，因而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许多大学课程以一种独断的方式进行着。考查被设计成不是检测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掌握一种教义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掌握被认为是惟一重要的事情。”[177]显然，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危险就是这种“神话困境”。
同时，我们又如何突破“神话困境”呢？费耶阿本德认为，“神话困境”主要体现为满足于理论的一元化，而理论一元化受心理机械论的支持，以限制在某一领域里的理论数目，其目的是灌输对某一特殊理论的信仰。理论一元化使一个不开明的墨守成规者以及真理的言说有了力量，导致了想象力、理智的潜在才能以及深刻洞见力的言说的弱化，毁掉了年轻人极好的想象力以及教育言说。因此，要防止和补救“神话困境”，我们就必须使用一套多元的或多重的反复的理论，通过相互验证来解释他们的错误和局限，因而多元化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对确定的知识最好的机会。费耶阿本德认为，具体的备选理论的作用体现为：“它们提供了对已被接受的理论的批判方法，以一种超越了与这一个理论相比较所做出的批判的方式。尽管一种理论看起来多么贴近地反映了事实，尽管它已被广泛地应用，尽管它的存在对于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来说是多么必要，关于它的事实充分性的辩护只有在遭遇了备选理论之后才能成立，这些备选理论的发明及更详尽地发展必须因此先于任何关于实践的成功与事实充分性的最终辩护。那么，这便是理论多元性的方法论上的理由：理论的多元性要求对已被接受的观念要比对被认为是独立于理论考虑的主要‘事实’提出更尖锐的批评。”[178]
显然，理论的多元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元主义思维保持警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热衷于简单地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逻辑游戏式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呈现出日益强盛的主流化趋势。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其所持有的一元思维视为中立和客观的，并以此来指责其他流派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武断性，乃至对其他流派的研究思维和研究结论往往不屑一顾。很大程度上，这正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元主义困境。德索托就写道：“吊诡的是，真正傲慢和武断的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的、他们认为经济学最典型的方法：一个完全地建立在均衡、最大化和偏好稳定原则之上的方法。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寻求垄断所谓的‘经济学’领域，试图对那些遵循更为丰富、更符合现实的范式，给出替代性观点，从而在科学研究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展开竞争的理论家施加封口令。”[179]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进行反思，需要充分理解其他经济学流派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要对各种备选理论进行比较，并在知识和思维相契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五、学风改造与经济学多元化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提高研究者本人的认知并用以指导自身实践，而不是为了符合某种公认的标准以获得他人认可、赢得某种赞赏以及获得某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地地道道的“为己之学”。相反，如果学术研究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公认的标准，那么，它就会朝两方面发展：（1）学术为特定权威或机构所掌控，从而退化为经院主义的研究方式，传统经济学研究就带有这种特征；（2）学术演变为追求形式的八股文，从而只重形式的优美而忽视对真理的探索，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就呈现这种倾向。这两种取向一是唯上，一是唯风，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与真正的学术精神相背离，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相应地，两种情形都会产生大量的利益集团或宗派，尽管有时是隐性的，是以其它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尽管流行的经验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彻底的观察程序才能排除幻象的推测（臆测）和空洞的形而上学，从而可以阻止知识的停滞并使知识发展的进程走得更远；但实际上，现代经验主义已经在“证实”的伪装下而成了改头换面的教条和形而上学，在经验的名义下灌输教条主义，为流行的学说进行辩护。
一般地，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中，当学术成为拉帮结派和谋取利益的凭借时，学术精神必然也就窒息了，这导向了学术的“黑暗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中窥见一斑。譬如，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施穆勒不但成为几个重要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教授了几代的学生和行政官员，而且还是科学院成员和上议院议员，从而控制了德国学术界的大多数职位任命，被称作“教授制造者”。正因如此，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占据了学术职位，而那些奥地利边际学派的信徒却被从大学中排挤出去。结果如何呢？后来的历史学派成员几乎没有在经济学上产生有影响的贡献。同样，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导致纯粹凯恩斯主义破产后，新古典宏观学派开始支配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国家的政策实施，卢卡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死亡：问题和观点》一文中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热衷于理性模型的构建，从而经济学理论离现实越来越远，克鲁格曼将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40年称为“宏观经济学愚昧黑暗世纪”。[180]
那么，当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炫耀，并且这种风气日益弥盛之时，又如何推动学术革新并促进学术的展呢？如何防止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对社会的误导和损害呢？这可以从两大维度着手。
首先，重视非专业人士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外部动力。
费耶阿本德认为，当代科学由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而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知识分子往往不批判科学，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科学赋予了获得知识的优越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往往较为宽容，这是因为，它也错误地意识到科学对理想结果产生掌握着实际垄断权。在费耶阿本德看来，那些“科学”往往只是想象中的，是科学家将自己的臆想施加于其上的；而且，“专家们是一伙在争论上存在偏见的群体，他们想拥有受人尊敬的高薪工作，所以很自然地会颂扬自己，谴责他们。因此，必须与外部观察者的观点保持平等，这些外部观察者是否对复杂的情况有深刻的洞察力，并能得到有效的结论？对此的回答是，科学家也没有如此的洞察力。他们经常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由于严重的因循守旧而不是分享真理，将会产生事事苟同的时代。”[181]
一般地，当学术陷入一种“我向思考”的游戏之中而脱离社会现实时，就“需要和外行交流，向外行解释他们的特殊工作以及确信的理由，将会促使专家们表达得更加简明；将会使他们重新学习那种他们几乎忘记的、被丑陋的思想和狭隘的惯用语取代的语言，这将会使他们的语言更加人性化，使他们自己更加人性化。”[182]显然，耶阿本德的观点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警惕含义：经济学更需要引入作为外行的批判。同时，来自外行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学者的批判，二是广大社会大众的批判。首先，就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学者批判而言，（1）经济学各流派毕竟都关注相似的课题，甚至社会科学各分支都研究人的问题，认知的深入和完善有赖于分析思维和视角的多元化；（2）特定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学者往往从不同视角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作了深入和审视和不懈的探索，经济学的理论进步也有赖于将这些不同思维和理论契合起来。其次，就社会大众的批判而言，（1）经济学探究的毕竟是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而社会大众对此有切身的直接感受，因而经济学理论是社会大众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一部分；（2）经济理论本身就影响广大社会大众的利益，从而也必须能够符合社会大众的诉求。
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影响着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行为，所以经济学的现状关乎所有的芸芸众生，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只成为经济学家所圈得领地。”[183]很大程度上，如果说自然科学中的分歧通常局限于专业人士的小圈子，那么，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却往往引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争论，社会大众也会参与进来。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由来自数学领域的古诺、杰文斯等人对当时占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而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也一直受到非正统经济学者如凡勃伦等以及经济学外学者如帕森斯等的批判。但不幸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却越来越凭借高度形式的数理构筑了一道外人免进的门槛，甚至经济学内部的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流派之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结果，它不仅已经越来越偏离的社会大众的认知，而且更不容忍其他流派或学科的质疑，从而沦为学术共同体内部一种自我逻辑的游戏。
其次，有赖于一种新的学术精神，这是内部动力。
其实，学术精神往往是一群特立独行的先驱者引领的，由学术精神的兴起到整个学风的转变则有赖于这样一批学者的出现。譬如，在历史学派鼎盛之时，就出现了门格尔这样的创新者。当时，门格尔被排挤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并且只能在法学院教授一些未来将成为律师和公务员的学生，但是，他却持之不懈地努力并终于找到了师承自己的嫡传弟子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人，从而开创了在学术上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奥地利学派。而且，在当时那种极端不利的环境下，门格尔敢于质疑流行学术，敢于挑战学术权威，他撰写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与施穆勒的著作《政治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论争，并最终改变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普雷斯曼曾评论说，“通常，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留下的思想和理论遗产会为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经济学宝库的一部分，传给下一代的学生们。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是因为他们敢于越出主流，独树一帜，并能够感召一批学生或追随者。门格尔就是罕见的这两类都符合的人物。”[184]
就现代经济学而言，随着崇尚理性建模的新古典宏观学派如日中天之时，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反思性学者，如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霍奇逊、张夏准和皮凯蒂等人，克鲁格曼正趁着这次经济危机对整个新古典宏观派的理论和主张进行全盘审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观点和政策的突破正面临着这一困境：它在成为主流过程中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如今却逐渐演变为一种教条，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盛行着一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主义氛围。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变，研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物质领域，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基本分析框架依然没有实质变化，一大群经济学人还在不断巩固和维护传统的新古典范式。因此，现代经济学研究要摆脱目前这种主流化和形式化的学术取向，真正走上自由交流的多元主义，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风气的出现。同时，重塑学术风气对当前中国经济学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学更深层地受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的双重支配，从而真正的学术探究相差更远，具有真正理念的经济学人更少。
当然，学术精神的培育以及学术风气的变革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试想，古诺、戈森、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花了半个世纪才使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思维转变到自然科学思维，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私人领域，研究内容从资源创造转变到资源配置；而且，新古典经济学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科学哲学和科学主义的发展，有赖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功。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一往无前，由此滋生出的数量拜物教依旧盛行；在此情形下，经济学要再次回到社会科学的思维，再次回到对公共领域探索，必然将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不过，这种转变终究会出现。究其原因，在任何组织良好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高度智慧和坚强意志的事变创造性英雄，尽管他们不能像那些事变性人物那样拥有有利的地位对社会施加即期的影响、从而获得时人的欢呼和称颂，却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其智慧和洞见也给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事实上，任何主流思想在被突破之前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尽管它已经与社会环境越来越相脱节。这个时滞的长短往往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1）思想本身的坚固性，（2）探索者自身的质素。就前者而言，阿莱就曾指出，“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都得奋起反对由‘现存势力’产生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专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越是被认可，就越深入人心，也就越难以接受新观念，无论它后来可能会变得多么有利新观念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无论可能有多么大的错误，仅通过连续的重复，最终就能获得既定真理的地位。不勇敢面对‘现存势力’的强力排斥，就不能对这些真理提出质疑。哥白尼、伽利略、巴斯德、韦格纳和许多其他人的例子都说明了天才的发现者遭遇的障碍，正是这种对新思想的抵抗，解释了我们在经济学中为什么不得不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能发现杜普伊特、瓦尔拉斯、埃几沃斯、帕累托和许多其他人的重大贡献。成功的学者总是对大家熟悉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作出某种边际改进的人。然而，一旦一种新理论落到了常规之外，它肯定会面对普遍的反对，无论它是否得到了经验上的证明。”[185]就后者而言，它也包括了两个维度：（1）知识素养，人的知识越匮乏，就越不能对主流意见提出反思；（2）学术态度，一个人的意志越脆弱，就越容易为主流的意见所支配。
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从主流思想的坚固性还是经济学人的质素看，都注定了对经济学的反思和革新是一个不轻松的工作。一方面，长期的学术压制导致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扭曲的学术体制使得唯上学风快速转向了唯洋学风。在此环境中，论文写作成为职称晋升、获取职务、拓展社交、进入政府等的敲门砖，而学术立场也是成了宗派小集团的标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迄今为止，正统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各自形成两个相互排斥的利益集团：尽管各自都提出了针对对方的批判，但每一方都不接受对方的指责，而是封闭式地在自己的圈子里作“我向思考”游戏。显然，在这种“我向思考”的分析范式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克就写道：“一个不遭到异议的见解，是过于平易而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假如是真实的，它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过于平凡而没有实际异议的。”[186]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学术理念和改革勇气，这些封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往往会刻意地排斥那种基于知识和思维契合的综合化发展之路；相应地，那些具有更为广泛知识而不随波逐流的学人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几乎被剥夺稍许的学术和物质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学术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而要打破这种发展怪圈，就有待于以求知为志业的真正学者之出现：他们不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具有对待学术的真诚态度；而且，具有独立探索而不为俗流左右的精神以及能够“固穷”的意志，以及高超的领导才能。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演说之结语中说：“一个学者必需具备这样的认知：如果他所说的话有错，不久就会有人指出来；至于那些正确的，他可以期待着最终看到被人接受，只要他的生命足够长。”[187]显然，哪一天中国学人能够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进行独自地思考和自由地交流，既不是为那些“前沿”或“权威”的观点牵着走，也不以所谓的“前沿”或“权威”来压制他人的声音；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值得敬重了，中国学术就有希望了，中国社会也就大有前途了！
六、简短结语
一般地，理论一元化本身是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从而会导致一个单向度的状态；相反，理论的多元化本身则带有否定和批判的色彩，从而引导理论在批判中发展和完善。这种单向度状态往往是由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现为学说、思维和理论都被冠以“主义”和“范式”而得到推崇，从而也就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图尔写道：“当代的社会研究持续进行，不断形成特定的假说，并使之接受经验与逻辑的检验和证明，以构成理论上的真理。人们试探性地用这些理论来解释问题。只要没有新的证据或更充分、更全面的理论出现，只要其解释力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理论就仍将保持解释的作用”，“相反，意识形态对事实和条件的变化几乎没有包容能力。支撑意识形态的理论材料趋于僵化。其意识形态功用导致它们不受变革的力量的影响。作为新年体系，意识形态最后大都成为最基本的形式和内容，并立刻具备信条的性质，成为信仰的对象。意识形态的‘圣人’出现了，所谓‘圣经’的使徒文学也写就了。寻找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变成了寻找皈依者和信徒，而不是研究的学生。”[188]显然，这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之写照。
因此，现代经济学要取得实质性发展，就需要打破目前这种一元化的研究思维。麦金太尔写道：“在任何阶段，任何被构成的传统探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通过以它自身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它已经无法再获得进步了。”[189]进而，这就需要树立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这也是我们对待学术应有的理解和态度。费耶阿本德写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只有当你宁愿用多种可供选择的备选理论而不是用单一理论或‘经验’进行工作。这种理论的多样性必须被认为是知识的最初阶段，这一的阶段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会被一种真理所取代。理论的多元性被认为是所有所谓的客观知识的基本特征”；“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并不会满足于人们关注的理论以及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理论进行检测。既然知道了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批判是借助于备选理论来完成的，那么他就会试着去发明这样一些备选理论。……第一步……他会发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必须是以足够详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将在普遍性考虑、语言的详细性和表述的准确性上可与被研究的理论相竞争。将两个行为合二为一：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批判的形而上学家。……一旦备选理论的推测和发明得到了鼓励，就会产生大量思想的火花。这一的思想可能会导致知识及时的变化。……（因此）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批判不仅在怀疑主义的抽象原则上，而且是在具体的各种学说之上进行的，这些学说表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样被进行进一步检测和研究，它因此而为我们只是发展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190]
注释：
[1] John Keats的该诗的最后结语句是：“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2]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And how the discipline should change to avoid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Economist, 2009-06-16.
[3] 参见钱德拉塞卡：“科学中的美和对美的追求”，朱志芳译，http://luoweidong.bokee.com/1271025.html，2004-10-19。
[4] Varian H.R., 1989, What Use is Economic Theory?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ugust, http://people.ischool.berkeley.edu/~hal/Papers/theory.pdf.
[5]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6]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 转引自巴克豪斯：“导言：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朗达内：“科学的多元化：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108页。
[9] 罗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汪立鑫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0] 科斯：“企业的性质：影响”，载威廉姆森和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1]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
[12] 杨小凯：《杨小凯谈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3] 多普菲：“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4]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5] 以上参见迈凯（U.Maki）：“社会科学的‘沉闷的皇后’”，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8页。
[16] 程恩富、胡乐明等：《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17] Hey J., 1997, The Economic Journal, Report of the Managing Editor, Royal Economic Society Newsletter, Janary: 3-5.
[18] Rodrik D., 2007, World Too Complex for One-Size-Fits-All Model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44(9): 73-74, 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44/Rodrik44.pdf.
[19] 琼.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
[20] Malinvaud E., 1997, The Proper Role of Theory, in: P.A.G. van Bergeijk et al. (eds) Economic Science and Practi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149-165.
[21] Blaug M.,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 145-164
[22] “为何计量经济学大师的课只有三个人去听？”http://rucyhy.blogbus.com/logs/28723287.html，2008-09-10。
[23] 转引自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24] 科兰德：“通过数字建立的经济学的艺术”，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6页。
[25] 科兰德：“通过数字建立的经济学的艺术”，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6页。
[26] Binmore K., 1999, Why Experiment in Econo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453): 16-24.
[27] 参见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75页。
[28] 瓦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68页。
[29] 佩蒂特：“理性选择、功能性筛选和‘中空的黑箱’”，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57页。
[30]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31]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32]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3] 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8页。
[34]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35]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82页。
[36] 布坎南：“由内观外”，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7]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8] 布坎南：“由内观外”，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9-152页。
[39]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40] 吊诡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极端抽象性，但这种抽象主要体现在数学符号的使用上，而不是建立在理论与哲学的联系上；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是形式的抽象而非行为的抽象，是数理的抽象而非思辨的抽象。正是基于这种形式的和数理的抽象之上，现代经济学可以割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追求理性模型的艺术美感。
[41]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42] 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8页。
[43] 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情”，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56页。
[44]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Economist, 2009-06-16.
[45]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Economist, 2009-06-16.
[46] Kaletsky A., 2009, Goodbye, homo economicus,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50(8): 151-156, 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50/Kaletsky50.pdf.
[47] Gibbard A. & Varian H.R., 1978, Economics Model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11):664-677.
[48] Akerlof G.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499-500.
[49] 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谢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
[50] 苏格登：“可以置信的世界：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40页。
[51] McCloskey D., 1990, Storytelling in Economics, in Lavioe D., (eds), Economics and He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PP.61-75; McCloskey D., 1994, Knowledge and Persuation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2.
[52] 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发现经济危机的社会哲学观和研究方法论：兼论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差异”，《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
[53]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第336页。
[54]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55] 朱富强：“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兼论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的逻辑缺陷”，《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6]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57]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
[58] 拉赫曼：“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市场过程、价值判断和公共政策”，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9页。
[59] 凯莫勒：《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贺京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60] 梁琦：《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61] 朱富强：“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及其文化寓意”，《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
[62] Lawson T., 2002, Should Economics Be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Veblen's Concern and Philosophical Legac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6(2): 279-292.
[63] 朱富强：“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兼论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的逻辑缺陷”，《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4] 达斯古普塔：“现代经济学以及对它的批判”，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65]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66]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5页。
[67] 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8]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69] 朱富强：“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的内在缺陷：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70] 朱富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四个基本层次及其内在关系：反思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向”，《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71]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5页。
[72] Galbraith J. K., 1971.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403-406
[73] 琼.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74]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75]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76] 赵峰：“经济学的异端及其命运”，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5/3/113213_5.html。
[77]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78] Leontief W., 1982, Letter in Science, 217(9):104.
[79] Blaug M. 2002, Ugly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In: Maki U. (Ed.), 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0]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81] Nelson J.A., 1996, Feminism, Objectiv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 22.
[82] 多兰：“作为非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3] Colander D., 2000, Introduction, In Colander D., (eds), Complexit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5.
[84] 参见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85] 张林：“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年2期。
[86]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87] Frey B.S. & Eichenberge R., 1993,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4): 185-193.
[88]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4.
[89] 参见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90] Becker G.,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9-140.
[91] Woolley Frances, Getting the Better of Becker, Feminist Economics, 1996, 2(1):114-120.
[92] 弗雷和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93] “Vote for 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 http://rwer.wordpress.com/vote-for-the-ignoble-prize-for-economics/.
[94] 朱富强：“实证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1期。
[95] 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96] 参见H.P.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97] 姚洋：“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2006年第12期。
[98]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99]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100] 参见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101] 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页。
[102]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03]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04]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3页。
[105] 古德纳：《知识分子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106]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107] 多普弗：“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载多普弗主编：《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108] Debru G., 1991,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1):1-7.
[109] 格林和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运用批判》，徐湘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110] Becker G.,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33.
[111] 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112] 多兰：“作为非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13] 朱富强：“当今学术研究的体育竞赛化倾向剖析：以当今经济学形式化取向为例”，《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
[114]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115]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16] 达斯古普塔：“现代经济学以及对它的批判”，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17] 黄宗智和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118]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19] 西蒙：《西蒙选集》，黄涛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5页。
[121] Friedman M., 1982, Supply-Side Policies: Where do Wo Go from Here? In: Supply-Side Economics in the 1980s, Atlant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na, P.53.
[122]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23] Habermas J., 1990,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92,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124]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
[125]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Ⅺ页。
[126]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3-184页。
[127]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4页。
[128]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29] North D. C.,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i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70.
[130]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31] 转引自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132] Shackle G. L. S., 1961, Decision, Order and Time in Human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3] 格林和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运用批判》，徐湘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13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35] 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页。
[136]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很多都只是看到并夸大一些表象，而看不到更长远或深层的发展趋势。例如，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女性通过性感的装扮甚至整容来引诱和争夺优秀的男性是理性的，结果现代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用于衣着和美容上，但结果，却助长了男性对女性的越来越挑剔，以致“失婚女性”越来越普遍，这就是囚徒困境。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仅仅看到导致囚徒困境之前的个人“理性”行为，并美化这些“理性”行为，却看到囚徒困境的结果。
[137]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38] Bergmann B. R., 1995, Becker’s Theory of the Preposterous Conclusion, Feminist Economics, 1(1):141-150.
[139] 米洛斯基（即米洛夫斯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3-64页。
[140] 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杨宗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141] 朱富强：“基于知识契合的经济学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兼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误区”，《财经研究》2011年第4期。
[142] 科兹纳：“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8页。
[143]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144]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导言第7-8页。
[145] 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
[146] 哈耶克：“似乎有知识”，载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147]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148]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49] 朱富强：“行为经济学的微观逻辑基础：基本假设和分析维度”，《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150]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151] Acherman F., 1997, Consumed in Theor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s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1(3): 651-664.
[152] 参见张中行：《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90页。
[153] 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4页。
[154] 朱富强：“现代经济学为何缺乏方法论的反思？”《经济学家》2009年第12期。
[155]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
[156] 多普菲：“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57]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58] 可参见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大量的经济学笑话网址：http://netec.mcc.ac.uk/JokEc.html.
[159] 康芒斯：《集体行动的经济学》，朱飞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60] “经济学家为什么地位高挣钱多而且几乎都是男人？”http://bbs.tiexue.net/post2_8542226_1.html。
[161] “经济学家为什么地位高挣钱多而且几乎都是男人？”http://bbs.tiexue.net/post2_8542226_1.html。
[162]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163]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版序言第Ⅶ页。
[164]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65]“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166] Hey J., 1997, The Economic Journal, Report of the Managing Editor, Royal Economic Society Newsletter, January: 3-5.
[167] Johnson H., 1971, The Key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14.
[168] 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169] MacMullen R., 1988, 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0] 张曙光：“序言：立足本土 走向世界”，载张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1] 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172]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5页。
[173]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174]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75]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76]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77]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78]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79] 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180]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181]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182]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183]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184] 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50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185] 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情”，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6] 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87] 科斯：“1991年诺贝尔获得者奖演讲：生产的制度结构”，载威廉姆森和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98-308页。
[188]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89]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仁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190]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