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经济研究的流行导向及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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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现代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不仅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形式逻辑,而且确立了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正是在常规范式的支配下,经济学界盛行开了方法导向式研究,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而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作模型建构和计量实证。但显然,这种研究取向无法发现现实中的问题,更无法给出解决的思路。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是对以前经济学的进步发展,而经济学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使用更高阶的数学工具来将理论进一步逻辑化、严密化。这样,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常规范式,现代经济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大基本倾向:(1)它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艺术创造;(2)它日益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故事编造。但显然,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科的本质和经济研究的根本宗旨,并没有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几篇对现代经济学的流行偏向作一剖析。

  

【一】

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流行取向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将经济研究也等同于艺术创造,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数理模型的构造。结果,一个个优美的水晶球被创造出来,却远离了现实;而且,一旦遇到预料之外的压力,这种脆弱的水晶球就不可避免地破裂了。其实,科学研究和艺术臆想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科学追求的是真理,而艺术追求的是美感。而且,即使基于艺术的类比,这也主要针对的是应用政策经济学,它关注的是如何灵活而因地制宜地使用既有的经济理论,却不可能发展和完善经济理论。显然,正是将经济研究等同艺术创设的误解,严重妨碍了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因此,经济学科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艺术臆想、回归科学研究。

  

   一、前言

  

   自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以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逐渐热衷于特定引导假定下作形式逻辑的数理推导或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取向因过度的抽象化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日益拉大的脱节,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地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预测、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反而索性在逻辑游戏的象牙塔里自得其乐,并把经济学的功能界定为对社会经济现象提供解释。尽管这种“象牙塔”研究缺乏现实的应用性,但一些经济学家却不仅不做深刻的反思,反而以自我循环逻辑的数学公理等为借口来为这种现状进行辩护,并将经济研究视为与现实无关的艺术构造;这样,经济学就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其追求的是逻辑的严谨和形式的优美。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基于理性的数理建模日益艺术化,而且基于经验的计量实证也日益艺术化,其追求的是在大量复杂的因素中抽象出某些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在通过回归的分析来“构思”出一个似乎可信的故事。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正在践行济慈在《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畅想: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在世间知道的且应该知道的一切。[1]

  

   问题是,经济学界目前这种艺术化的研究取向果真促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了吗?它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变化呢?甚至它对经济学家本身又带来何种影响呢?显然,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2009年6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写道:“在所有被刺破的经济泡沫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比经济学自身的声望之破裂更壮观的了。几年前,这一沉闷的科学曾经作为对包括从毒品交易到相扑摔跤等更多的人类行为提供解释的一种方法而受到欢呼。华尔街也到最好的大学中搜索博弈理论家和期权模型构建者。而在各种舞台中,经济学也被认为远比政治家更值得信赖。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开玩笑说,那时的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一旦他死了,总统应‘支撑住他,给他戴上一副黑眼镜’”,但是,“为80年来最大的经济灾难所唤醒,经济学的声誉受到了重大打击。在公众的脑海里,一个傲慢的职业已经受到贬抑了,尽管经济学家仍然处于政策争论的中心——如美国的本.伯南克或劳伦斯.萨默斯或英国的默文.金——他们的声明已经比以前更受到怀疑。这一职业也正经受着内疚和怨恨。”[2]显然,这次经济危机再次引发我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取向展开反思。

  

   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如此地偏离了现实,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却依旧还在为此进行辩护。例如,瓦里安就写道:“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确实,大多数经济理论家承认,他们研究经济学仅仅因为它很有趣”。为了给当前这种研究方式提供更好的辩护理由,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转向了自然科学中所存在的类似取向:自然科学家都大多注重其研究结论的优美以及研究本身带来的乐趣。譬如,数学家彭加莱就曾指出,科学家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的,其研究自然是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快乐,而他从中得到快乐是因为它美;相反,如果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求,生活就不值得去过了。同样,物理学家海森伯也记录了他与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优美性的数学形式——形式指一个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融会贯通的系统——引向前所未见的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实特性。[3]

  

   那么,艺术化的研究取向对经济学来说果真合理吗?这就涉及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特性及其应有的研究目的。(1)就经济学与诗歌、音乐以及数论等的比较而言。经济学科毕竟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现代经济学还很不成熟,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理想标准,不过,这却正是经济学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既然如此,又怎能以纯粹的审美兴趣为当前这种游戏化的学术取向辩护呢?事实上,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瓦里安就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并不是为经济理论提供完全的说明。对一个在经济学中充当某种角色的理论而言,它不能仅仅为了其自身的智力追求,而且应该在经济研究中发挥实质作用。……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因而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应该根据它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所作出的贡献来衡量。”[4](2)就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而言。自然事物具有的是同质性的自然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具有简洁性,以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简洁美与事物本质的探索具有相通性;但是,人类具有的却是异质性的社会属性,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以致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过分偏重于简洁美,那么就会偏离事物的本质。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哲学已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学科。它论述仅仅能被传授者了解的具有高度技巧性和密传性的事物。这些问题与那些普遍感兴趣的事情无关”,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5]是以本文就当前经济学中艺术化研究取向所潜在的问题作一简要剖析,并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出发探究经济学研究的应然走向。

  

   二、艺术化的数理模型及其问题

  

   一般地,一种研究或一门学科要为同行或大众所接受,除了阐明事实和解释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套说服的技巧,使人相信这种研究或学科讲述的就是事实或者具有存在的意义。麦克洛斯基就认为,修辞就是使人接受的主要方式,它是“一门探索的艺术,使人们相信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证明真理”,是“一门发现适宜理由的技术,发现能够保证赢得他人同意的方法,因为任何讲道理的人都应当被说服”,是“一门发现有根据的信念,并且在对话和讨论中发展这些信念的艺术”。[6]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数据的处理技巧以及追求外在的形式优美,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使人们相信,它所作的研究具有严密性和客观性,从而具有“硬科学”的特性。克莱默就写道:“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作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到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说服人”。[7]

  

   问题是,这种艺术化的经济研究是否真的提供了事实、能否增进认知的深化、有否促进理论的实质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否定的。朗达内写道:“科学的发展史似乎证明,在所有的领域中,思考问题甚至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有学科都企图把‘坏的思想’客体模型化。但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不论是立即发生的还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也不论是关于理论本身还是它的推论,观察和实验允许人们采用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客体的方法;这时通过模型来解释的那些思想客体的本质、机制和运行方式会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客观’和‘真实’;并且,也使人们发现了隐藏在可观察的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现象”;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很难对一个“坏的思想”客体进行反驳,因为“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缺乏由观察与实验(确保真实性)所提供的这类逻辑推理方法和模型化方法(确保内在的一致性)的大力支持”。[8]事实上,通过对流行的数理模型进行剖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数理模型所体现的思想带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思想的浅薄性。任何模型都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而这种前提往往有抽象和现实之分;而且,一般地,假设越抽象,也就越容易模型化。正因如此,那些追求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抓住几个宽泛的变量,并在几个简单的抽象假设上推导出结论,因而其内含的思想就显得比较浅薄;相反,非常精微的思想往往需要通过长期的内省和多角度的思辨,这很难用数理模型得到充分的展现。譬如,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众多流派中,威廉姆森一派的很多猜想都已经在威廉姆森的鼓励下被一些青年学人发展成了数理模型,从而越来越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主流,而科斯、诺思等人的主要思想则迄今为止还大多是由文字相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威廉姆森的东西要比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浅薄,从而也就更容易被数理模型化。其实,那些接受数理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子并非不想将科斯的精微思想数理化,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思想远比数理要超前得多。同时,模型是对理论的精炼,但却无法反应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所有内涵,而只能是一个理论的略图;罗默写道:“一个模型绝不可能代替一个理论,也就是说,一个模型绝不可能抓住一个理论所蕴含的每一个细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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