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浪漫骑士拉萨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13: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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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拉萨尔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一度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并且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为此,引起流亡在外的马克思的关注。他性格和行为上的张扬怪诞,他对政治的激情,对权力的迷狂,对异性的追求,对斗争的热中都达到了疯癫的程度,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疯狂的因子,他是唐璜和唐吉诃德的结合品 ,如一道诡异的闪电,短暂地划破历史的天空,然后沉寂下来……然而,他的奇异之光仍然闪烁在星光璀璨的天穹之上。

  

   母亲和情人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萨尔出生在布雷斯劳(现弗罗茨瓦夫)一个富有的犹太绸缎商人家庭里,他比马克思小七岁,是家庭的独子,和马克思一样极富才具,很受父亲的宠爱。拉萨尔比马克思更富于激情,爱搞怪和恶作剧,身上具备富二代傲视群伦、自命不凡、放荡不羁的所有特点,在学校读书的少年时代,一语不合,就要和人决斗。拉萨尔瞧不起家里的绸缎生意,立志在学术上大有作为,黑格尔成为他的方向和榜样,他父亲曾问他未来的志向,他说:“在这世界上最伟大最丰富的,与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历史的学问。”开始,他在莱比锡的商业学院就读,学校枯窘沉闷的生活与他的才华和张扬的个性极不相投,和老师的关系也搞得很僵。他的老师挖苦他说,他未来可以当演员,适合演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决定退学。后经过努力,考入弗罗茨瓦夫大学。在学校里,他又惹了获,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攻击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为表示不满,他参加游行示威以示抗议,结果被学校蹲了十天禁闭。不久,他就转学到了柏林大学,在那里,他迷上了黑格尔。每天清晨四点,他准时起床攻读黑格尔。年轻的拉萨尔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力量,变得更加自信,觉得自己就是黑格尔“精神理念”的化身。他写信给父亲说,“通过哲学,我已经变为自我包含的理性——换句话说,我是自己的上帝。”

  

   “我是自己的上帝。”这是拉萨尔精神独立的宣言,也是他后来人生中认准目标,全力投入,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此时的拉萨尔身材修长,一头卷曲的棕发,有着聪明睿智的额头,是一个迷人的翩翩少年。他骑马、泡妞、派对,给心仪的女人写情书,并沾沾自喜,自我欣赏,过着纨绔子弟悠闲放纵的生活。他一方面批评父亲是可耻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向父亲要钱;一方面沉迷于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也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次,他从家返回柏林的路上,发现一群纺织工人在示威游行,拉萨尔心潮澎湃,他认为自己应该挺立潮头,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当然,这个目标现在还有点遥远,他青春勃发,叛逆的血液在血管里呼呼奔流,不愁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终于,机会来了!

  

   一位名叫苏菲·冯·哈茨菲尔特的女伯爵,出身名门,十七岁时嫁给一位同样出身名门的男伯爵,两位伯爵结合,自然门当户对,在看重门阀地位的时代,算得上一桩美满婚姻。然而,丈夫却对妻子十分恶劣,不仅在外面拈花惹草,养着情人,而且不许她接近自己的孩子,并自作主张,要把女儿送到维也纳的修道院去。伯爵先生警告自己十四岁的儿子说,如果他不和母亲断绝关系,就取消他继承财产的资格。女伯爵处此困境,提出离婚,但在封建传统顽固的德国,当时几乎断无可能。她的兄弟们也竭力反对,百般阻扰,因为离婚将败坏家族的名誉。女伯爵身心俱疲,呼告无门,几近绝望,有英雄路见不平,施以援手吗?有!年轻的拉萨尔挺身而出,介入了这场与己无关的家庭纠纷。

  

   拉萨尔为女伯爵打理官司,并鼓励她坚强面对社会习俗的挑战,勇敢地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他对她说:“你似乎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女人在历史上其实是一种永恒概念的化身。”这种空洞的豪言壮语深得女伯爵的欢心,女伯爵在这位年轻人的鼓励下变得十分强悍,她抽着雪茄,腰佩手枪,和拉萨尔一同出入上流社会社交场。人人对他们侧目而视,拉萨尔昂首挺胸,以弱势者的代言人和保护人自居,毫无惧色。一次,女伯爵竟掏出手枪,威胁一位国王的侍从武官,因为这位武官未经她这位母亲的同意仅受父亲的指使就要把她的儿子弄去军校,这件事情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尽管官司充满曲折,但拉萨尔毫不退缩,他对女伯爵充满信心,他说:“她全心全意信赖我,让我处理她的事情,我区区一年轻犹太人,完全没有背景,必须全力对抗一股庞大的恶势力——我一个人独自对抗全世界,对抗贵族和富豪,对抗政府官僚,而且要对抗所有的偏见,总之,我要以真理和正义对抗金钱权势。”

  

   拉萨尔有一股一旦投入就破釜沉舟,猛干到底的性格,决不中途退缩。他从父亲那里弄来一笔钱,买通哈茨菲尔特领地的农民为女伯爵作证人,同时买通报章杂志大造对伯爵先生不利的舆论。在拉萨尔凌厉攻势下,伯爵不想把事情搞大,准备让步,和女伯爵和解,并派一仆人前来协议。拉萨尔大怒,发一短柬,喝令伯爵亲自出面道歉,否则将诉诸武力。这下惹火了伯爵,谈判因此破裂。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竟拖了八年之久,这期间,拉萨尔闻听伯爵有一首饰盒,内藏伯爵向情妇私授财产的文件,就买通一人,前去盗窃,结果盗窃者没有得手,反倒被逮个正着,进了监狱。此时的拉萨尔加紧猛干,官司一个接一个控告伯爵,并亲自出庭充当女伯爵的辩护人。这场离婚案,前后动用证人达三百五十八人,审案法官三十六人,拉萨尔同时鼓动伯爵领地上的农民示威游行,以示声援。这时,盗窃首饰盒的罪犯供出了幕后指使拉萨尔,拉萨尔随后被捕,被关进了监牢。这场官司磨砺了拉萨尔的斗志,成为他参加政治斗争的预演,他在牢里读到了法国人布朗基的《告人民宣言书》,深受鼓舞,将之贴在牢房的墙壁上。八月他出庭应讯,竟然在法庭上发表六个小时的演讲,将指使盗窃首饰盒案件说成是“自己不眠不休对维护人权的努力。”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任何对政府和权威的反抗都会招致喝彩。女伯爵此时也不断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抨击保守势力,并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最后,拉萨尔被无罪开释,并且以革命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城市大街上,人们把为他们拉车的马弄走,拉萨尔和女伯爵拉着马车走过大街,引起人们的欢呼致意。这场官司磨砺了拉萨尔的意志,为他赚得了声望。拉萨尔这种人,是为革命而生的,既然群众的欢呼和拥戴如此令人陶醉,天降大任于斯人,拉萨尔自觉必将成为领袖群伦的领袖,于是,他开始拥抱革命了。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莱茵地区参加由恩格斯发起的一个会议,目的在于宣布与法兰克福议会结盟以反对普鲁士,这件事情震惊了德国,随后,他就因支持马克思发起的拒缴捐税和反抗政府的请愿而被捕入狱。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想把他捞出来,但没有成功,他必须在狱中待到5月开庭。拉萨尔并不安分,在狱里不断请愿、抗议,并以各种方式威胁典狱长。典狱长无奈向市长汇报,市长来狱中看望这个政治犯。拉萨尔竟指责市长没有给他道早安,并声言要控告监狱当局。当他出庭时,他的辩护词已印好在城中四处发售,他又一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控诉政府破坏了自己曾许诺的改革,并迫害改革派,要求法庭宣判他无罪并当庭开释。法官最后宣判他无罪,但当局认定他是个危险分子,一直把他留在监狱里,并且把女伯爵一并关了进来。

  

   1851年,拉萨尔走出监狱,此时他26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年龄。女伯爵的案子此时也出现转机,伯爵同意和解,并签署了有利女方的协议。在患难与共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拉萨尔就和女伯爵住到了一起。女伯爵整整大拉萨尔20岁,但拉萨尔对她情意绵绵,百依百顺。拉萨尔曾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只生下一个老鹰蛋的母鹅。”如今,这只自命不凡的小鹰和一只老金丝雀相伴,自觉从前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英国作家劳伦斯曾写过一部题为《母亲和情人》的小说,质之于拉萨尔,女伯爵真正承担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女伯爵出身名门,不仅家财雄厚,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上流社会的礼仪和风采乃是她的本色。在她的调教下,拉萨尔变得温文尔雅,俨然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人一富贵,当然瞧不起粗人,当年,他曾唆使一个犹太朋友去偷伯爵家的首饰盒,如今怎么看他都不入眼,就对他说:我不能再和你有所牵连了,你变得既粗俗又无礼。那小子正要为此事入狱服刑,闻听此言,气得要死,他回敬拉萨尔说:“老天有眼,有一天你和你的同党都会毁在你的手里。”拉萨尔对那小子的诅咒报以轻蔑一笑,因为他春风得意的日子刚刚开始。

  

   拉萨尔32岁那一年跑到了柏林,他已经厌倦了大他20岁的女伯爵,不准与他同行。他说,女王很不喜欢女伯爵的作风,自然不想看见他们两人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女伯爵此时除了提供钱财供他挥霍外,对他再无意义了。拉萨尔在柏林出版了一本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畅论黑格尔理论和古希腊哲学之关系(马克思认为此书大而无当,只是掉书袋和炫耀知识);出版了一部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还撰写了一些谈外交政策的小册子,凭他的天分,他很快就在文学和社会上暂露头角。他吹嘘自己在柏林的豪华大宅,说那里有四个接待室,到处摆满了鲜花、美酒和书籍,等待上流人士来拜访他。他玩股票,到意大利旅行,出入社交场,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拈花问柳,追逐异性。在意大利,为了争夺一位有妇之夫,他挥动手杖,和一个军官大打出手;他看中了一个俄国军官的女儿,给她写了四十页的情书,并要求留在杜塞尔多夫的女伯爵用金钱和她诚挚的心支持他的恋爱。可是,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他在22岁患上梅毒,35岁那年已进入二期,后来也并没真正根治,以致于不靠轮椅难以远行,最后他的一条腿就因此而报销掉了。这个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还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大显身手,获得一个像样的政治地位。

  

   但是,没关系。拉萨尔是个名副其实的撒旦,他的好戏还在后面。

  

   柏林来客

  

   1862年,拉萨尔要从柏林去伦敦看望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内心很纠结。在此前一年,拉萨尔曾经在伦敦招待过马克思,主人很热情,尽到了地主之谊,他带马克思去拍照片,请他吃野味和美奶滋,拉萨尔和女伯爵还带他去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故意把包厢位置定在皇家包厢的顶上,以示对皇家的羞辱。临别时,拉萨尔还给马克思两个女儿各自带回一条披肩作为礼物,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茜披上披肩,在屋里走来走去,兴奋地说:“太美了,活像一只孔雀!”应该说,马克思在柏林受到了拉萨尔尽善尽美的接待,如今拉萨尔要到伦敦来作客,马克思理应有桃李之报,为什么还很纠结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并不如意,作为流亡的政治难民,一家人常常陷于经济的困境,尽管恩格斯不时给以接济,但仍然不见大的起色。马克思没有固定职业,只靠写作赚钱,显然杯水车薪。前几年,马克思的岳母去世,留给女儿一百二十英镑,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新家具,搬进了梅特兰公园附近的一套大房子。如果有后续的经济来源,他们本可以活得很布尔乔亚,在这座房子里体面地接待拉萨尔这位柏林来客。可是,一家人刚安顿好,美国的《纽约论坛报》开始缩减马克思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由恩格斯代笔,马克思只负责署名和领稿费),生活费上涨,收入却减少了,马克思虽然不断向恩格斯哭穷,但恩格斯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每月固定五英镑),马克思给他写信说,要只为了他自己,他宁可去住白教堂那样较低级的贫民区,“可是,女儿们都已经在长大,太寒酸可不是一件好事。”为了给女儿撑门面,他只好咬牙在梅兰特公园那里住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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