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不必对性过度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7-06-18 1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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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特约记者 林默

   江晓原说自己有个毛病——“不务正业”。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如此五花八门的头衔:科学史学者、大学教授、影评家、专栏作家,以及普通公众最好奇的——性学家。

   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江晓原笑道:“很少有人了解科学史,而性始终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性知道我的。但它其实从来都不是我的主业。”虽然只是“副业”,但江晓原在性学研究上著作颇丰。近日,他出版了自选集《性学五章》,收录了他近30年间发表的有关性的学术论文和文章。江晓原说,通过编这本书,他对30年来中国性学研究有所回顾,“也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中等生的80分理论

   对江晓原来说,不仅研究性学这项“副业”是缘于偶然,他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主业”也是出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

   1955年,江晓原出生在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因为“文革”,初中毕业便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厂当了电工。他自幼喜欢读书,工作之余便想办法找书读。

   1977年,这位已有5年多工龄、并开始带徒弟的“老电工”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恢复高考。临报志愿时,报纸上刊登了大学招生的专业,江晓原拿着报纸,看哪个顺眼就勾上,就这样“胡乱填了三个专业”:南京大学的天体物理专业、华东师范大学的电工物理专业和青岛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物理专业。

   “当时纯粹是出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江晓原笑道:“我一直幻想要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人,文科的知识可以自学,而理科自学起来更困难,所以我想要去学一个纯粹理科的专业。”最后,他成了南京大学天文系那年招进的19名学生之一。

   大学里,江晓原只能算个中等生,但他的“不务正业”却是出了名的:下棋、练字、沉迷于古典文学。“吟诵着《西厢记》的旖旎词句,那些枯燥的天体物理学公式早就被忘到脑后去了!”多年后,他曾如此调侃。

   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江晓原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学一门课,你修到80分左右需要100小时,但要修到95分的时候,就需要200小时。越到后面,花的精力越大。我修到80分就满意了,有200个小时的话,我愿意再修一门课。”

   江晓原本来想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不料报名那天,他心仪的导师却因病取消了招生。这时,一个同学告诉他,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奇怪的专业”很适合他。

   此时的江晓原,对科学史一无所知,不知道导师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更不知道席先生已经招了3年研究生,却一直没有人考得上。他只知道这个专业的三门考试简直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和天文学导论。考试很顺利,“据说我当时是招生以来古代汉语考试得分最高的”,江晓原告诉记者。

  

   出于游戏心态,开始性学研究

   在中科院读研时,他的同学都是早已成婚的文革前老大学生。“一群男人在一起肯定免不了讲性啊,女人啊。他们经常倚老卖老,说你们不懂,我们是过来人。我就想要震一震这些师兄,怎么震呢?就要写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完全是出于一种游戏的心态。”

   于是,江晓原开始“闭门造车”,写出了《中国十世纪前的性学初探》,其中探讨了古代房中术的一些科学成分。没想到文章一发表,不光震了师兄,还引起了很大轰动——在“文革”结束后,这还是第一篇正面研究古代房中术的论文。很快,性学界的人就开始约江晓原写文章。

   近30年间,江晓原以学术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发展史,先后出版过四部性学专著。其中出版于1995年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不仅得到了许多性学研究者的认可,也意外地成了盗版书商“青睐”的畅销书。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性张力”的概念,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观念存在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人欲;另一极则是礼教、禁欲。他还观察到,在宋代以前,礼教的力量不够强大,古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甚至比今天的人还要开放得多。而宋之后,礼教兴盛,上述两极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而盛行于明清的色情文学、娼妓文化,这正是这种张力的产物。此外,他还致力于发掘正统历史叙事中被忽略、被贬斥的艳情诗、色情歌谣、春宫图,考察古代与性有关的法律制度,发表了大量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文章。

   对于这项“副业”,江晓原向来态度坦率,从无遮掩。“我从来没有因为研究性学受到过什么压力,我的老师、朋友、同事都很宽容,我太太也没有意见。”在江晓原的住宅里,4万多册图书、6000多部电影,色情文艺作品也赫然在列,不隔离、不保密。女儿小时候常会到他书房里翻看书,但他从未特别叮嘱她不要看这一类书。“我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她如果没有兴趣,我也不去唤起她的这些兴趣;但如果她有兴趣看,我也不会反对。我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她的成长也没遇到过什么困扰。”

   生活中,江晓原几乎保持着一种“反现代”的生活方式:十多年来,他不看电视,也很少上网。他喜欢宅在家里读书、看影碟、写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读高雅书籍,看低俗影片,写雅俗共赏文章”。

  

   社会已经很宽容很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同样是研究性,您和李银河、潘绥铭相比,视角有什么不同?

   江晓原:李银河、潘绥铭做的是社会学研究,会和现实社会有更多衔接。我的研究不是直接针对现实,更多的是文化史。比如说,李银河主张卖淫非罪化,我则是从古代文献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古代,不同的地方官颁布的地方法规不一样,有的地方官辖境里卖淫非法,有的地方官辖境里卖淫合法。这些史料对今天也可能有参考意义,但我的本意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我很少介入现实事件,总是让自己钻在故纸堆里。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是什么样的?

   江晓原:中国人的性观念很难用简单的话去概括,因为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性观念也不一样。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非常开放的性观念,现在,我们的性观念实际是一个重新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充满波折:20世纪上半叶一度非常开放,然后禁锢起来,再到改革开放30年,又重新走向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性观念有所进步吗?

   江晓原:具体某个事情、某个时间上,谁更进步、更开放,那很难说,但总体上是不断走向开放。比如说,中国性学会的成立整整等了10年,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成立。之前的10年里,中国性学会都是一个筹委会,举办的所有活动都要注明是“中国性协会(筹)”,因为有人认为这个事怎么能成立国家一级学会呢?

   但现在,很多曾经被视为禁区的东西,都可以来公开讨论了。几年前,我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做过一档深夜节目,主要面对在性方面有困扰的人,节目里可以谈非常大尺度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家附近的超市营业员、小区门卫经常能认出我来,他们很大方地承认看过我的节目,也没觉得有什么困扰。我把这个事情解读为我们社会已经很宽容很开放了,大家不觉得谈性有什么奇怪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焦点事件总会与性产生关系,比如官员的腐败,还有些恶性案件,您对这个怎么看?

   江晓原:性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隐私,再怎么开放,它总比别的事情隐私。而要揭露贪腐,必然就包括揭露隐私;再者,有性的因素总会更引人注目。但有些人觉得性和这些案件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是过度解读了,我想更多案件还是跟经济有关的。不能因为性引人关注,就去过度解读。

   载《环球人物》杂志2013年第29期(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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