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东:现代化、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反腐立法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7-06-10 23:05:01

进入专题: 腐败治理   国家治理  

魏昌东  

  

   摘要:现代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与腐败的基本模式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根源于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成为现代腐败的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腐败消极治理与积极治理两种基本模式。积极治理主义作为世界腐败犯罪治理的新理念,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导向,为完善腐败犯罪的责任原理与立法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方向与新内容。从消极治理主义转向积极治理主义,加强反腐立法的预防能力建设,是突破腐败犯罪立法功能瓶颈的关键,也是当下中国反腐立法创新的重点。

  

   关键词:现代化;腐败治理模式;积极治理;反腐立法

  

   腐败是与公共权力相伴生的一种历史现象,人类的腐败治理史堪与人类史同样久远。现代化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加速社会腐败的催化剂,现代化消除了传统型腐败的生存基础,却为新型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性条件,腐败衍生原因、类型、发生时空均因现代化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对传统腐败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在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后,腐败问题久治难愈,立法更新缺乏创新理念指导,立法“活性化”与犯罪膨胀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反腐立法向何处去,成为国家刑事法治构建中的重要问题。全面解构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反腐败的经验,特别是腐败治理理念的转变,分析“积极治理主义”在摆脱立法困境中的作用,修正中国腐败犯罪立法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现中国腐败犯罪治理立法“从困境中突围”的关键。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类型及衍生根源

  

   世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存在将现代化生成模式做“内生型”与“应激型”类型划分的观点,[①]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决定了现代化模式与类型选择的差异,而这种模式选择本身也直接决定着特定国家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模式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并对一国特定时期腐败犯罪的发生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各国现代化模式的不同,可以将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根源于经济支配政治的腐败

  

   这种腐败犯罪类型,源自国家对经济的消极干预,一般存在于国家以“内生型”模式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内生型现代化”国家,通常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容程度较高的国家,其现代化起步于因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济优先于政治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为寻求政治权力庇护及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经济主体向政治主体施加压力或直接渗入政治集团,为腐败犯罪发生与蔓延提供了条件,产生了区别于传统腐败犯罪的新形式。

  

   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英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猖獗的时期,由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所产生的腐败主要有三种形式:卖官鬻爵、吏治黑暗;官商勾结、损公肥私;贿选议员,政治腐败。在这些腐败形式中,经济是打开政治缺口、以获得由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权最有力的武器,英国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工业革命推进、刺激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新型经济资源与财富呈成倍增长之势,尽管政府规模小,但作为掌握资源分配权主体,便成为了新生利益集团利益腐蚀的对象,由此使得此类腐败成为英国现代化之初最突出的犯罪形式。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在资本市场开拓过程中,一些商人大肆贿赂收买政府官员和议员,以便获得特权。这种官商勾结的活动不仅严重地腐蚀了政府的权力,而且破坏了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②]与英国现代化起步阶段较为相似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也是来自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商人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手中据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诸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同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如此,“作为等级结构,政府各层次的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对其的有效监督变得困难。所有这些,都为商人集团掌控公职人员以牟取私利提供了刺激。”[③]

  

   (二)根源于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

  

   这种腐败犯罪类型,源自国家对经济的主动干预,主要存在于采用“应激型”现代化模式的国家,而对于采用“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由自由经济向国家干预主义转变之时,也会出现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

  

   当代现代化理论研究表明,现代化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④]对于应激型现代化国家腐败犯罪的衍生而言,会因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与支配作用,为腐败的产生提供内在的条件。许多西欧及其他一系列采“应激型”模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在进入现代化阶段后,其腐败的发生多呈现出政治支配经济的特征。然而,即使是早期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内生型”国家而言,在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扩大化,同样也出现了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根据“瓦格纳定理”,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这一规律在50—100年以后仍将发生作用。[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英美国家,经历了从19世纪下半叶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到20世纪初经济危机下采取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理论,再到二战之后国家重新对全社会的福利与全民幸福承担责任的发展过程,国家权力的扩张已经逐步走上了与“应激型现代化”国家类似的道路,国家权力的扩大化增加了腐败机会,腐败现象不断加剧。上世纪60-70年代,根据腐败类型的变化,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寻租理论”,认为租金泛指在政府干预中,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被称为寻租。[⑥]寻租行为被称为“看不见的脚”,其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机制,使“看不见的手”丧失了调节功能,降低了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并诱发了大量腐败的发生,成为了国家“后现代化”进程中腐败衍生的主要原因。

  

   (三)现代化进程中腐败衍生的逻辑起点

  

   不同视角下,对腐败产生的原因有不同解读。从道德人性角度,“腐败的原因是一些不诚实的人取得了权力的地位和公众信任”;[⑦]从经济学角度,“腐败是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的行为”;[⑧]从权力控制角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⑨]而从现代化角度,腐败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制度供给不足的后果。作为集现代腐败理论之大成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有关”的论判,认为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变迁如果没有及时制度化,就容易产生腐败。对此,亨廷顿提出了“三原因论”:第一,现代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根据传统准则可以接受而且合法合理的行为,而用现代眼光来审度,它们就成了不能接受的而且是腐败的行为;第二,现代化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第三,现代化在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腐败,即现代化要求政治体系强化管制,强化管制提供了腐败的机会。[⑩]

  

   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一定历史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组织机体的进化发展,全面覆盖于社会各方面,但其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无论是“经济支配政治”的腐败,还是“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均以市场经济的现代崛起为逻辑起点。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源动力,在促进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支配公共资源权力实施腐败的风险,而现代化中体制性的制约权力机制建设滞后,“政治家和官僚所拥有的可随意使用的控制权”,[11]进一步加大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的转型发展,无论何种模式的现代化,公共权力对社会转型的干预与控制为腐败衍生提供了温床与土壤。现代化滋生腐败的同时,腐败的消极因素也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东南亚、东南欧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滞缓,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腐败有关。对于一切国家而言,无论其进入现代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合理借鉴先现代化国家的腐败治理经验,预测公共权力扩张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而设计出有效防范权力滥用的规范与机制,便成为加速推进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

  

   二、世界腐败治理的两种模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形态,对腐败核心的认定均以公权滥用为标准。在前现代化国家,为控制公权滥用,国家逐步构建了腐败治理的传统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国家现代化的浪潮,尽管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不同,但均面临着现代化初期腐败滥发的严重困扰以及腐败治理模式的更新选择问题。据此,在传统腐败治理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腐败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

  

   (一)腐败消极治理模式

  

   衍生于战争形态下的统治意识决定了以刑法为手段的“直接打击”成为传统社会应对腐败危机的主要策略,而自工业革命而刚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国家,由于国家权力结构及公共管理体制尚未健全,更基于社会形态更替的惯性依赖,在转型初期仍将腐败治理目光停留于刑事惩治层面,被动性地回应社会转型阶段汹涌而来的腐败浪潮,从而形成了腐败消极治理模式。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单一化的治理理念

  

   重视刑事惩治的功能,强调单一化的“直击打击”,是消极治理模式的理念特征。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对腐败根源缺乏深入认识,治理理念较为原始,国家又缺乏有效的腐败治理工具,刑罚基于短期见效快之优势而易成为统治者青睐的治理手段,导致传统社会腐败治理依赖于重刑主义,以刑罚之“威”,扼腐败之“恶”,形成了针对腐败行为人的“直接打击”模式。在现代化转型初期,基于过渡时期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转型初期国家通常会延续以往腐败治理理念。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延续以刑制腐的传统,但却无法遏制腐败现象的泛滥,因为“国家法律制度的疲软甚至缺陷是腐败滋生和泛滥的主要原因”。[12]

  

   2.高容忍度的治理立场

  

对腐败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及其选择性治理,是消极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君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自于神意,国家治理以君权神圣不可动摇为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腐败治理   国家治理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61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