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月亮并非神话的特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17-06-08 23: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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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卞毓方按:近日爆出的聂树斌冤案,震惊全国。回想当年,我曾获得最高法院的特许,可以在全国法院内自由采访。本意是为法律、正义歌功颂德,结果却频遭拦路、堵门告状。出于职责、良知,介入一些案件。例:某案一审、二审、三审皆败,我认定是冤案,于是遍访京城法律专家,在他们的支持下,通过全国人大,启动最高法院重审。结果呢,唉,不说也罢。

   就拿最近一次,去温州采访,深入农村,为的是接地气。人家首先确认我是记者(退休的)、学者(自封的)、作家(永不退休),纷纷大倒苦水。好无奈!上达天廷吧,不值得。通告地方官吧,顶多应付你一下,人未走,茶就凉。于是豪气上涌:索性解剖一个村庄,作为中国的缩影。学术是学术了,按我的判断,不仅于当前,即便五十年后,也还有参考价值。但是,真要那么做,必然面对层层的阻挠……所以人家看好《我不是潘金莲》,我偏不以为然,因为跟现实相距太远。

   言归正传。本文写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身后事,计划写六十篇,两年前写好五十篇,搁下了。因为最后十篇,就涉及到官司。这是我最不愿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堵在心头的就两个字:悲剧。有无名氏断为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且行且看吧。老夫阅人成世,阅水成川,下笔讲究宽容,但真相就是真相,历史就是历史,咱不能创造历史,至少可以为历史存档。

  

月亮并非神话的特权(系列之三)

卞毓方

   季承感受到了博客的威力,嘲讽、挖苦、咒骂,他全不在意,他要的就是个说话的地方,就是说了有人听,有回音。于是,赶在新书上市前,他趁热打铁,又一鼓作气抛出了十来篇短文,包括《祭父文(下)》、《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季羡林与他的德国女友》、《季羡林德国日记中关于伊姆加德的片段》、《季羡林养猫酿成家庭不和》、《让季羡林抱憾终身的婚姻》、《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害了父亲》、《我和父亲的恩怨(之一)》、《我和父亲的恩怨(之二)》等等。正方、反方、中立方的读者又都一拥而上,形如老吏断狱,铁嘴钢牙,各取所需,各执己见,各逞风骚,短短数周,浏览人次超越300万,评论逼近3000条。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

   新书2010年5月中旬发行,出版社大张旗鼓,借助多种媒体造势,其中一招,是在北京电视台读书栏目,推出新书导读,由英达任主持,季承是当然的嘉宾,还差一个捧哏的,季承拉上了我。我问季承:“封面那段话是您写的吗?”他答:“不是我写的。”我追一句:“肯定?!”他答:“肯定。是出版社拟的,印出来才看到,我没有你敏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也就随它去。”我告诉他:“要我当嘉宾,可以,但我对封面、封底的一些话不能苟同。”季承说:“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于是我就去了,也就那么讲了,自我感觉,解读还算到位。

   彼时,我结识季承,有两年多了,用小孩的标准“好人?坏人?”来看,我认为他是好人。缺点嘛,思维过于直线,就像枪膛里的子弹——不会拐弯儿,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倔。

   季羡林先生也倔,但别有姿态。比如说《牛棚杂忆》,他分明有血有泪,有痛有恨,表现出来的,却是既没有气,也没有刺。季承做不到无气无刺,这就是大师和常人的差距。

   未久,季承尝到了倔的苦果:媒体接有关领导部门指示,停止对《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的宣传。这事大大出乎季承的意外,他不明白,自己好心好意写下的文字,怎么会遭到禁令?

   季承的倔劲上来了,2010年6月22日,他在博客上作出强烈反应:

   谁给你们封杀我著作的权力?

   据悉,最近xx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向各新闻单位、网管发布指令:“不炒作季羡林之子所作《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季羡林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一生,是国学大师。而季羡林之子的一书把他描绘为一个有国无家,十分吝啬的人,北京青年报要停止连载,网上要删除有关信息。”

   我的书叫《我和父亲季羡林》,他们连书名都写不正确,足见其阅读的态度,或许就没认真读过?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位负责人严重歪曲了我的著述。在我的书里,父亲季羡林决不是他所说的是“有国无家,十分吝啬的人”。相反,父亲是一位不但有国而且有家、顾家、爱家的极为负责的人。他有吝啬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一位“十分吝啬的人”。我想,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我写的书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也许有少数持极端见解或抱有莫名成见和仇恨的人,会同意这位宣传大人的看法。

   再者,无论你对我的书有什么看法,动用行政权力来封杀,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

   另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很难让人理解。我认为,这只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把已经有些复杂性的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于社会、于个人、于各个方面都是不利的。

   这里,我再一次说明,我写这本书,绝无贬低父亲的意图。我只是抱着讲真话的宗旨,向大家介绍有关父亲和我们家的真实的故事,使大家能全面、真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欢迎善意的评议,但不怕威胁和辱骂。这样的封杀只能说明某些人的怯懦和卑劣。我保留使用法律手段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自由。

   前面说过,笔者当时不玩博客,也不关注别人的博客,所以季承的这篇文章,迟至三年后的2014年才见到。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季承啊季承,你我这一辈子,学了几十年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源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您这里光强调初衷,强调出发点,不懂得如何处理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重大后果,您把形势看得过于乐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季先生去世以来,您在出版以及其他事情上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完全在我料中。您将来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烦,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另外,我想到一位尊敬的老前辈,他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也是季羡林先生的朋友。一次,当我偶然在他面前提到季承,老前辈勃然色怒,说:“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国家花了多大的力气树季羡林,老人家一死,他就玩颠覆,儿子颠覆老子,这还算是人吗?!”

   我被一句话堵在那里,哑口无言。不是没话说,而是不想说。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今天,当我在书桌前仔细推敲季承的博文,倒想对老前辈说上几句:作为一个与体制呼吸与共的过来人,我完全理解您的良苦用心,季羡林先生是时代七劫八劫后好不容易才塑造出的楷模,是励志成材的标杆,是“维稳”的社会贤达。栽成一棵大树要十年、百年,而毁灭它只要一把斧头,甚至一根火柴。不过,我斗胆请您改变一下思维角度:季承要是能颠覆,为什么不让他颠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事嘛!季羡林先生要是如此轻易就被颠覆,也不值得叹息,谁让他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但是,我看来看去,季承要想颠覆老父,还差得远,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何况,季承的本意也决不是要颠覆什么,抹杀什么。“指令”谈到“有国无家”,不,书中明明写了季羡林家庭至上,才婉拒德国少女伊姆加德的爱,才放弃去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的聘请,返归故国;明明写了季羡林顾全大局,才不离不弃,守着这个“瓦全”的家。美人如花,美人如花隔云端,糟糠之妻鲁且拙,糟糠之妻不下堂,能做到这一点已着实不易,不是完人,也离完人不远。季承还想好上加好,亦属人之常情。“吝啬”?倒是有的,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吝啬只是积习,属于小节,属于细行,您不见白石老人的吝啬比季羡林更甚,如今却成了文人圈里津津乐道的佳话。影响吗?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季迷,为老人家写过四本书,季承的新书能动摇我的崇拜?没那事。书中无非写了些家庭的矛盾,根源在于旧式包办婚姻,这是老季家的隐痛,老辈人经得多了,关于此等结合,胡适有胡适的厮守,鲁迅有鲁迅的分解,闻一多有闻一多的改造,季羡林有季羡林的凑合,怎么着都情有可原。作为那段“凑合”姻缘的结晶,季承有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有悲伤要诉说,他有积郁要倾吐,说就说吧,说出来,也可让世人一窥“月球的背面”,获得一个立体的全面的观照。担心月亮从此将失去迷人的光辉?怎么会呢,月亮并非神话的特权、诗歌的专利,它更是科学的载体,要相信现代人的眼光。因此,对于季承的回忆录,与其出手干涉,强行压制,莫如找人认真解读,积极引导。鄙人不才,我敢说,倘若我参与制作的那档电视节目不因禁令而胎死腹中,一经播出,放射的绝对是正能量。

   围绕着季承的博文,我在网上搜来搜去,突然眼前一亮,在2010年7月21日的文艺报上,搜索到一篇署名秦锦屏的评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大师》,细读之下,深感是下了大功夫的。文艺报直属中国作家协会,是官方平台,发表秦文,应视为“认真解读,积极引导”。秦文指出:

   回忆录和传记是与历史学最相近的文学写作,写作者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笔下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准确、切实地描绘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还原历史事实。《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开篇就坦诚说明:“祈愿读者朋友们能更多、更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是我的父亲季羡林先生……有理解才有宽容,才能有挚爱,也才能有和谐,才有人和人、家和家、国和国以至于人世间的和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作者秉笔直书,“残忍”的背后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这份爱与真、善、美有关,与写作者的文化“良知”有关。他希望记录“国学大师季羡林”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真人”的形象。

   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季承“大逆不道”,摒弃“粉饰”、“拔高”等等某些同类题材作品惯用的写作手法。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他以亲历亲见,真实和坦诚还原一些细水长流的生活场景,真实记录了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详尽还原了季羡林先生寄人篱下的童年、激情燃烧的青年、异国他乡爱的失落、不懈的精神追求以及其性格中的仁慈、宽厚还有些许不可忽视的冷漠。作者凝重而又流畅的笔调、自然而朴实的记录后面,隐隐有一种悲凉和焦灼难言的疼痛感。正是这份独特的质感,使得当下传记、回忆录写作的人物画廊里少了一个脸谱化、符号化的“完人”,多了一个真实的、血肉充沛的“真人”,这正是该书的一个巨大亮点。把传主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中、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准确、真实出发,从文人的良心出发,完成一个“真人”的记录,让后人能从留存的珍贵资料中,理清历史事实,探索和思考主人公其时其地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了解其可贵、可敬及可评、可点之处,谁敢说这样不是去伪求真,不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呢?因此可以说,《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不仅是完成了一部难得的回忆性传记文学著作,更重要的是他担当了“历史的经历者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为回忆录写作、传记写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事实上,一个人所取得的社会公认的显著成就,并不会因其有性格缺陷而贬值。高尔基说,拳头是打不倒真理的。真理就像劳动汗水一样,总是有一股强烈的气味。泰戈尔曾说过,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寻。当我们抡起道德的大棒时需警惕,因为伪善只会让我们更远离真善美。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在一个躲避崇高、自甘平庸、物欲膨胀的社会里,人们难免幻想用明星、巨人的光亮来照亮自己,而一些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刻意迎合,热衷于制造假象。长期的“甜蜜喂养”养成部分读者的“味觉麻木”,使他们不敢面对有缺点的真人,而只喜欢光环笼罩、被包装成白玉无瑕的假人,好比不喜欢带刺、带露、会枯萎的真花,而是喜欢永不凋谢没有生命香味的塑料花。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面世后遭遇的尴尬和争议。

   必须声明,笔者从不否认季羡林先生是国人敬仰的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儿子季承的父子关系紧张,曾断交十多年也是事实。但这并不等同于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诸多贡献的季羡林先生一生所有行为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无可挑剔无懈可击的,就一定是光环下的完人、神人、圣人。《我和父亲季羡林》还原了一个不被公众熟悉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直笔书写了他的孤傲、无情、幽寂,把光环笼罩、光芒四射的父亲季羡林请下了神坛,彻底颠覆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师”的完美形象,挑战了许多人的心灵承受极限,触及了他们脆弱的神经——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这的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然而,倘无如此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勇气,一个真实的国学大师、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又何以立足,何以出现于世人面前?当我们满脸鄙夷和不齿的神色,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指责《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作者时,我们更应该正视的是,“三纲五常”这一封建顽疾并未彻底根治,“子为父隐”恰是治家、治国的弊病之一。以道德的名义隐瞒或篡改历史、棒杀直言者,大棒打击的是“真”,其实也就悬置了“善”、驱逐了“美”。

   秦锦屏是谁?没听说过。鉴于“屏”和“评”同音,我怀疑是某人或某个组织的化名。转问季承,他也不认识(这就排除了做托的嫌疑)。转问评论界的一位大腕,他想了想,说:是一位年轻人。

   只因为年轻啊,才拊掌叛逆,才蔑视纲常。

   端的是后生可畏!

   后生大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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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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