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梅健: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个错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3 次 更新时间:2017-06-08 00: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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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梅健  

   李欧梵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自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以后(王宏志等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清华同方博、硕论文库中检索出的该图书引用情况,自2005年至今共有174篇硕士学位论文和89篇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引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在仔细研究与考证之后,我们却发现这本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史料方面错误惊人,在此特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错误摘录出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并试着加以更正,以便研究者在参阅与引用时不致以讹传讹、混淆是非。

  

   错误一: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见该书第3-4页,下同。)

   更正:该书认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上述三位传教士在“北京”出版了一些报纸与刊物,与史实有误。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任同文学会的督办,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与“北京”没有关系。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1896年离开上海到美国。与“北京”也没有关系。李佳白(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94年到北京,筹办尚贤堂,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1902年,尚贤堂从北京迁到上海。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他有部分时间在北京,但并没有如该书所说的出版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出版报刊是在1910年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和在1917年任《北京邮报》主编。

  

   错误二: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第4-5页)

   更正:《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创刊于上海,出版未及一年因火灾停刊,旋复刊。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927年改组为《国民日报》,并非如该书所说“寿命很短”。而《太平洋报》创刊1912年4月,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倒是寿命很短,而且也不是“最著名”。

  

   错误三: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5页)

   更正:《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在近代文学中影响巨大,说成是“1903年”实是不该。

  

   错误四: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第6页)

   更正:《月月小说》于1906年10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创办人汪惟文(庆祺),历任编辑庆祺、吴趼人、周桂笙和许伏民。非李欧梵所说是周桂笙与吴趼人合作主编。

  

   错误五: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它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第7页)

   更正:这一段文字中,错误极多。简要说来,《月月小说》创刊于1906年,终刊于1909年;《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终刊于1908年;《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终刊于1906年,与李欧梵书中所说“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亦即1912-1922年,毫无关系。而《小说世界》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9年,则又在该书讨论的时间之后了。至于张恨水生于1895年,直到1919年才到北京,担任上海《申报》的驻京记者,在这段时间,既没有主编文学副刊,也绝没有“操控”鸳鸯蝴蝶派文学副刊的能力。此外,如徐枕亚等,也都论述不准,不一而足。

  

   错误六:《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第8页)

   更正: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五四时期两个最大的文学社团都是“寄生”于梁启超建立的《时事新报》,极为荒唐。《时事新报》的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李欧梵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将汪剑秋主编的《时事报》误认为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了?《时务报》于1896年8月6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派最为重要的报纸,于1898年8月8日停刊,与《时事新报》没有直接关联。

  

   错误七: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和“京派有一些重叠。”(第13页)

   更正: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但12位发起人却并非“全都身在北京”。除了周作人、许地山、王统照、孙伏园、耿济之、瞿世英等人是在北京外,还有几位其实并不在北京。例如叶绍钧,1917年,应聘到江苏甪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工作至1922年,1923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又如茅盾,自1916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将他们视为“京派”作家,并认为他们当时“身在北京”,显然不对。

  

   错误八:1925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巅峰,随后逐步下滑,直到1930年消失无声。(第14页)

   更正:且不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巅峰期是否是在1925年,只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是于1932年初正式停刊,该会活动基本停顿,因此,一般认为1932年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截止期,而非“1930年消失无声”。

  

   错误九: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第14页)

   更正:创造社最初的倡办者除该书所说上述四人外,还有田汉、郑伯奇和穆木天,共七人。而且,郭沫若是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读书,而非“东京帝国大学”。

  

   错误十:语丝社更在鲁迅的厌恶里加入了蔑视。但是一个正面的挑战者就是在1928年成立的新月社,它提供了在年轻的创造社社员的激进左翼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姿态。(第17页)

   更正: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而非1928年。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均为欧美留学生。1928年3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出版,阵营扩大,又添陈梦家、方玮徳、卞之琳等新生力量。据此,也有研究者将新月社分为前、后两期。将新月社认为是“在1928年成立”,显然不对。

  

   错误十一:新文学运动标志了原始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文学研究会会员不但使他们的新地位正式化,而且开创了把文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和受尊重的行业的道路。创造社社员则使现代文人成为一种时尚,而大量青年男女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作品的流行所吸引,把文学作为他们生活的理想。文学刊物的编辑们被来自满怀抱负的年青人的来信包围着,像以下这两封:

   我是二十岁的青年,受过中等教育……我不敢说对文艺有研究(或有文艺的天才),可是我很爱文艺,打算献身于文艺。因此请求先生指教我:怎样研究文艺?有什么文艺理论的书可以阅读?怎样写创作?

   我是一个有志的青年,当时环境逼迫我为生活而奔走。我不得不抛弃了书本子,可是我的知识欲不肯屈服于环境势力之下。况且我还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我选定了文艺。(第36-37页)

   更正:这一段引文较长,但却需要特别注意。该书是在引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员状况来说明“现代文人”的产生这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新特点的。然而,严重的问题是,作者引用的两封读者来信是发表于1933年9月1日的《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个文学青年的梦》。而这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均已在文坛消失,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不同于作者在这里讨论的“五四的文人”。用后来的材料来说明1920年代初的文坛状况,不仅极不科学,而且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错误十二:在二十年代被普及化和庸俗化的所谓新式思想,往往能够因为下列资格而获得现代文人的身份:订阅《新青年》和更多新文学杂志,如《创造季刊》;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主要从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及主要的文学杂志中搜集得来。(第38-39页)

   更正:将晚清人物与五四人物混为一体,是该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在“二十年代”,作为晚清风云人物的梁启超、严复在这时并没有创办和主持“文学杂志”,更无从谈起当时的读者从他们创办的文学杂志中获得“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

  

   错误十三:章克标在一九二零年代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在文坛成功的书,里面提出了以下资格:

1、“资格”。最低的要求仅仅是“认识几个字”的能力。配备了这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文人还要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对自己的天分坚信不疑、特殊的癖好、姣好的外貌、恋爱经验,面对指摘时的老面皮和灵活性,对传统文学的一点认识,特别是流行小说,还有记得二十个西方作家的名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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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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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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