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4 次 更新时间:2017-06-06 11: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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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方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知识分子以其他手段争名利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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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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