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沃顿 著 吴万伟 译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理性危险，流行文化令人麻木，启蒙是一场灾难。他们的观点对吗？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59年的文章中写到“人们渴望摆脱过去的束缚，这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阴影中，只要犯罪和暴力遭遇犯罪和暴力的报复，恐怖就不会终结；这之所以错误则是因为人们愿意回避的过去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过去的意义及其被指望拥有的功能引发激烈争论的时代，阿多诺的深刻见解以典型的双刃剑方式提醒我们，人性既是由历史构成又陷入历史陷阱不能自拔。这种历史观体现在过去世纪最大胆和最勇敢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著作中。他们的论证根本不缺乏理论抱负，即使到了今天也很少开始被同化。
这一代思想家的争议要点源自这个观点：即按照欧洲启蒙运动的叙述，社会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基于理性原则。在神话曾经当道之地，如今则是理性科学占支配地位。法兰克福学派最具挑衅性的反对意见是西方文明非常不聪明地践行了该叙述的反面。人们本来指望18世纪启蒙的英雄阶段将人类从古代迷信和非理性魔鬼的手中解放出来，但20世纪的恐怖灾难表明这种必胜主义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20世纪的欧洲远非人类的解放，反而陷入几十年的野蛮和疯狂之中。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普遍理性已经被提升到偶像地位。但其核心是他们所说的“工具理性”，人类事物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理性体系的基础之上。
理性能让人用不再遭受恐吓的方式解释围绕自身的自然世界，这是心智的解放性功能。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叙述中，其致命缺陷是它依靠支配性，依靠将外部世界纳入抽象思想的过程之中。最终，通过渐渐的尝试纠错过程，现象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调查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探索将暴露从前被隐藏起来的操作法则和原则，它们可能通过任何数量的新方式展现出来。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的说法，理性潜能因而变成了一种独裁过程，据此，人类的所有世界体验都将受制于可无限重复的理性解释；在此过程中，理性从解放工具变成了对无限多样的现实进行范畴划分和分类的手段。
文化本身受制于电影产业和唱片产业的工厂生产。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被称为“流行文化”的东西抱有高度的怀疑，它既不能启蒙民众也不能真正娱乐民众，只不过是让民众保持一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不断要求喂养的垃圾。这种才气横溢的分析的推动力是他们对过去的现在性这个马克思主义主题发自内心的承诺。历史不仅是发生在昨天的事，而且是在当今世界保持活跃的动态力量，自然有其物质产品和后果。相反，工具理性的态度只能产生这样一种过去，迈向当今时代开明民主社会的胜利。
窗体底端
这些观点被首次阐述以后就一直遭到广泛的拒绝和误解。拒绝所有历史宏大叙述的后现代主义竭尽全力去忽略西方哲学产生的某些最宏大叙述。虽然如此，这些雄辩的理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仍然不可或缺，因为原来属于西方社会独有的困境和疾病已经蔓延扩展到全世界。随着非理性主义新时代降临人类社会，腐败和谎言多多少少成为各级政府公开承认的办事方式（modus operandi）。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再次敦促让我们反思。
1923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建立的学术基地比20世纪其他任何思想冒险都更牢固地赢得了真正的机构性地位。虽然哲学和文化理论中其他有影响力的运动也能围拢一批以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为中心的群体，但它们往往是暂时性的思想潮流，比如热衷大陆理论的纽约群体的昙花一现。相反，二战后成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依靠其观点持续影响了整整三代人，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范围雄心勃勃，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呈现新的意义。
1918年德国战败后，由私人资助创立的研究院紧接着一场失败的革命出现了，该研究院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教育机构。与其激进左翼政治立场一致，它一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但是在魏玛共和国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下，为避免显出公然挑衅的意味，这个名称被修改了。它被认为是学术机构，核心领导层下面有长期研究员、从事研究的学生和专属的房屋建筑和附属场地，松散地从属于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不过，它不是从早已存在的教育机构中脱颖而出，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自主的实体。它可能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学派”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学派。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围绕一种思想体系和持久批评方法而存在的学术群体了。
工人被招募进入反对自身解放的阵营中去。
其主要理论家---包括阿多诺、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内的拥有富裕资产阶级背景的犹太裔左派群体---产生了众多跨学科的研究著作，涉及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等，其中很多至今仍然有人研究。该研究院的首要义务是批判性地评价现有社会现实，如果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预测可信的话，其最早的使命是理解为什么西欧工人阶级不能模仿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伟大战争之前推翻资本主义，导致旧欧洲帝国灾难性地大打出手。
西方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是经济权力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新老资本主义势力手中。1929年华尔街危机后蔓延整个欧洲的经济衰退成为主要动荡因素，但资本的统治仍然不受任何限制，加上私有化和失业率高涨的背景，邪恶的新政治势力正在集结。工人阶级被招募进入反对自身解放的阵营，体现为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发展的高潮就是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紧接着就是新的、更加可怕的全球冲突。
法兰克福学派自己的故事也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而成为一场悲剧。这些思想家不仅诊断出欧洲社会起作用的破坏性力量，而且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遭遇这些力量的破坏。在1933年纳粹统治德国的第一年，该研究院就被关闭，研究院的成员被禁止教书和短期流放。流亡者先逃往中立国瑞士，他们试图在日内瓦重建这个研究院。阿多诺到了牛津大学，在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进行四年的博士研究。最后，研究院在美国找到集体避难所，先在纽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到加州，那里是被连根拔起的欧洲流亡者的聚居区。
一个著名的例外是沃尔特·本雅明，他在德国屈服于纳粹淫威之后就一直拮据地隐身巴黎。当希特勒军队在1940年开进法国，本雅明在占领军达到之前向南逃亡，甚至藏身于充满危险的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他与一群难民一起开始了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艰难旅程，希望西班牙和葡萄牙提供安全通道，然后从里斯本坐船前往美国，那是他的同事为他争取的机会。就在到达加泰罗尼亚的波特博（Portbou）港口小镇时，这个流亡群体得知弗朗哥当政的西班牙已经封锁北部边界，他们可能在第二天早上被遣返被占领的法国，从那里再送到德国集中营。本雅明显然是在旅馆房间自杀的，吞下了大量吗啡。也有人相信他是被苏联秘密组织“内务人民委员会”（the NKVD）的当地代理人谋害的。
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居住并非自在的适应过程。他们对这个国家收留他们心存感激，但是他们诊断出美国社会的种种疾病，那是以放大的形式影响民主世界的东西。他们被传播广泛的理论是1947年在德国出版的名为《启蒙辩证法》的书，该书是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完成的。他们在其中尝试提出了西方发展的新历史，推翻了标准的缓慢进步叙述模式，即从原始时代愚昧无知的神话观念到现代初期理性的降临，最后是启蒙时代自由思想和科学变革的大发展。对这两位作者来说，这种从黑暗到光明的线性叙述忽略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所谓开明的20世纪，人性屈服于野蛮残暴。
文章的开头说“就进步的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最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性。总是旨在将民众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自主性。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第1页。）”按照作者的意思，对此的解释是西方启蒙毕竟没有代表人类思想从神话思想模式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只是把古老的神话转变为被称为理性的新神话。虽然理性判断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废除迷信观念所依靠的手段，但它很快就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僵化权威地位，作者将其称为“工具理性”。当理性主义变成人类事物中的自主力量时，其中冷冰冰的科学程序、演绎逻辑和真实性统治战胜了人类天生的冲动，为批判理论所说的“物化”（reification）提供了施展空间的舞台：活生生的人和活动转变了无活动能力的客体和物体。
虽然大众的消费模式很重要，但个体消费者则什么都不是。
《启蒙辩证法》不是主张非理性主义。它试图显示的是工具理性一旦成为人类事务必须服从的权威，最终将变成对人的独裁，把社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影响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旦它们成为理性机械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人性就会被悉数剥夺。人类就与原始时期生存所依靠的自然世界割裂开来。这种致命的分裂导致自然一点点地屈服于人类的目的，正如发达经济体呈现出的越来越严重的工业化。人类偏离自然源头的异化帮助准备了引人注目的非人性堕落，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有充分展开的论述。焚书开辟了社会各阶级遭到官僚破坏的道路，数百万人在集中营中消失，因为在那里，杀戮就像其他一切一样实现了工业化。
但是，引发作者批判的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明显罪恶而且是社会内部在表面上看似无伤大雅的趋势。该书最具煽动性的章节谈及“文化产业”，其中创造性艺术应该赋予的精神启蒙被重新认识为“大规模欺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业化文化，它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唱片片公司或者商业电台等媒体公司巨头控制。这些机构不仅用大规模生产的垃圾取代了真正的艺术品，还操纵民众默许现状并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消费者有机会认识到虽然大众的消费模式很重要，但他们作为个体消费者什么都不是。在此意义上，作者看到了美国文化产业产生的传送带式幻觉生产与欧洲独裁者宣传技巧的狂轰滥炸在功能上并无二致。
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呢？推动该理论的政治动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是这个时代修辞化的马克思主义，期待的工业社会革命性转型根本就没有变为现实。在俄国，革命已经堕落为独裁专制，而在美国，在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地彻底遭遇失败。自从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是否维持古典意义上的真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溃败以来，很多批判能量已经被耗尽。即使它拥有与青年马克思著作（《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作者）的明显连续性，但是《资本论》（1867）中充分展开论述的经济学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看来是否保留权威性，则是充满疑问的。
从其生涯之初，马克思拥抱了他所说的“对现有一切的无情批判”。如果要用显微镜式的细节准确和有效地诊断出社会的失败，任何东西在批判理论内部都不会被看作微不足道的小事。马克思继承了前辈黑格尔的历史是生成过程概念，其中人类不仅产生自己的意识，不断朝着自身的解放取得进步，而且根本颠倒了黑格尔的因果关系。不是人类在任何特定时代产生最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相反，社会结构本身是通过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产生人类意识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阐述的必要条件（a sine qua non）。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偏离马克思之处在于这个观点，即不公平的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欺骗性的机构将不可避免地从自身产生一个阶级，其激进的不满现状将一劳永逸地破坏这些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陆上的暴力镇压的大规模爆发和政治神话幻灭及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使其成为传奇。
接着是社会集体性问题，如果没有集体性，革命运动和政党就没有机会推翻现存国家机构。当集体主义事业失败，集体主义就会被重新组织变成意识形态支配的工具。战争期间，该研究院在美国流亡中进行的哲学和应用社会学调查的大部分就是对集体社会中的个人命运的关注。随着西方工业化经济受制于自动化和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越来越野蛮的劳动分工，个人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理论上所属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现在很快变成了具有限制性权威的独立机构，人人都必须服从于它。不是渴望解放的人可能信赖的中介，该社会集体现在成为压迫性结构，将置于其支配下的一切都均质化。社会变成了功能法则本身，遵循工具理性原则，在个人及其心理层面，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更加不顾一切的自我保护斗争，这比穴居时代的人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更甚。那种斗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是历史决定性转变观点，破坏社会的终结者是社会中可失去东西最少的人。
战争造成的破坏的大暴露，尤其是纳粹政权的邪恶犯罪行为给该研究院的历史哲学带来长长的阴影。萦绕在他们头脑中的是证据，1949年阿多诺返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到处都能找到的证据，法西斯时代被人从历史上抹去，镇压行动中的集体记忆也被抹去。恐惧不仅是它被遗忘本身，而是如果不被记忆，灾难就可能以无法预测的形式死灰复燃。
阿多诺返回德国后出版的首批书之一是一本短文集，题目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来自已损生活的反思》(1951）。该书写于194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过去世纪个人哲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涉及抽象的理论问题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在加州的欧洲流亡者的眼光观察---高速公路和宾馆、电影和杂志、个人演讲风格和诱惑等。在文本中弥漫着深刻忧郁的情绪，过去的世界已经消失的受伤意识，欧洲启蒙的古老文化没有能实现其文明使命---留下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社会：受到高度训练的自动控制机器人，到处充斥着垃圾文化消费，除了娱乐什么都不关心，却尽最大努力表达相反的印象。在本书最后的短暂反思中，“最后（Zum Ende）”，阿多诺暗示在突然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性事件之后，观看堕落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借用神学中的救赎概念。整个人类事业终有一天以某种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救赎，如果考虑到不对无法调和的失败逆来顺受的必要性，无论这个结果是否现实主义前景事实上已经无关紧要。这是阿多诺自己防止周围社会预先处理历史记忆的顽固尝试。
在弗里德里西·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领导下，这个研究院在法兰克福重组，它继续致力于对纳粹时代之后的真历史描述，并进行社会学领域的现场调查，了解普通德国人的态度和政治倾向。虽然在萎缩，但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事是否存在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呢？法兰克福思想家对这个问题是如此担忧以至于他们看到使用杀虫剂实施大规模屠杀的预言，或者在显然无害的东西如新的滑动窗口预言（不是平缓温和的打开个封闭玻璃窗，而是使用要求更专横的运动）。虽然偶尔很极端，但这些恐惧反映了一种观念，即民众的心理并不是凭空产生杀人意图，而是根源于思考习惯、冷漠无情、严格按时间表的机械生活---即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生活。
集体性转变为社交媒体的保持联系并不是自由人的自发生产。
当1960年代后期，大学校园里和产业工人中爆发了广泛的抗议，同样的冲突纠纷也出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中间。比如，赫伯特·马尔库塞虽然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对无情社会批判的承诺，但对常常戏剧性的动荡和暴乱采取更乐观的路线。他的书《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1964）成为这一阶段反文化运动的必读书之一。学生的反叛横扫西方世界，从1967年以来，马尔库塞敦促所有持不同观点的思想家都支持它。但在法兰克福，令他感到恼火的是，他们拥有非常不同的观点。阿多诺如今是研究院的主任，他觉得大部分静坐和示威抗议不过是没有意义的虚假活动。在1969年甚至采取了很多人看来属于罪大恶极的行动，喊来警察把占领研究院大楼的学生赶出去。
随着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去世，学生激进化运动无疾而终。催泪瓦斯袭击校园学生和演讲大厅的喧闹对抗政策持续不断的压力早地将阿多诺送入坟墓，1969年，在65岁时，他就因为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而去世。霍克海默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1979年去世。
法兰克福学派无论留下了什么，它都很快接近一百周年纪念。它的世系传承现在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创始人很难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的著作中辨认出他们开启的批判工程。不仅社会学方法发生了变化，而且哲学立场已经偏离创始人试图为了自己的世纪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承诺。法兰克福学派最初40年的推动性力量，即从创立之初到阿多诺最困难的著作《否定辩证法》（1966）的出版之间高举的无情否定大旗不再是社会哲学更喜欢的模式了。“批判理论”这个术语本身曾经被专门用来指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著作，如今也变成了模糊的东西，足以包括所有后结构主义理论著作，无论它是批判性的还是温和肯定性的。
虽然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著作仍然引起回响。它要求读者清醒意识到的深刻见解是，在大众社会的时代，人的意识变得越来越被封闭在意识形态城堡的高墙之内，被牢牢控制在资本主义观念的无休止传播和重复性的娱乐和干扰之中，它们都是旨在掩盖事实真相。在商品形式占至高无上地位的世界，文化产业理论的任何东西都不缺乏牵引力。利用计算机生成影像技术制作的电影大片（CGI movies）、唱片产业无休止炮制出来的超级明星精选CDs、人们对视频游戏不顾一切的狂热，其中成熟的成年人已经被拉入愚蠢游戏的幼稚原则中且毫无羞耻感；曾经的集体性社交媒体的保持联系：这些是文化的轮廓，这种文化不是自由人的自发生产，而是竭力让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如果组织起来的政治抵抗形式能够被这样的体制有效化解的话，通常是通过微妙同化而非公然镇压，反对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个人，他自己要拒绝按事先规定的方式思考和做出反应。当今任何一种解放政治面临的最艰巨任务就是鼓励民众自己思考，进行超越简单口号和工具理性支配的那种思考。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要求不仅拒绝认同社会现状和商业文化，而且是深刻意识到现有死胡同的历史发展趋势，正是现在体验构成了当今困境。如果与建设性地帮助体制摆脱自身阶段性危机的工程相比，批判冲动维持了表达不同意见的火种，有一天它可能投身于危机之中，从而促成普遍和真正的解放。
作者简介：斯图亚特·沃顿（Stuart Walton），有文化史和哲学著作若干，包括《感知领域：唯物主义的视觉触觉理论》（2015）、《人类情感的自然史》（2005）和《毒理学：饮酒吸毒的文化史》（2001，2016），小说《天堂里的第一天》（2016）。曾经在《卫报》、《伦敦杂志》和《评论31》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最新专著《遭到忽略和误解：西奥多·阿多诺传》即将由（ Zero Books (2017)）出版。目前居住在英国。
译自：Theory from the ruins by Stuart Walton
https://aeon.co/essays/how-the-frankfurt-school-diagnosed-the-ills-of-western-civilis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