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魏文享: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7-06-04 2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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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1930年,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向政府提出,无论是否加入同业公会均应遵守同业行规,工商部对此表示异议,从而引起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不满。双方主要在行规性质及是否赋予行规以法律效力方面存在分歧。最终,政府尊重行业习惯的既存事实,行规问题案获得通过,由此掀起了民国时期大规模的“重整行规运动”。这表明,行业习惯仍需要国家法令支持获得权威性与合法性,国家法令也需要有行业习惯的支持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关键词:行业习惯 行规 业规 国家法令 同业公会 南京国民政府

  

   在中国行业组织的发展与运作过程中,行规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业公会为商业法团,苟欲整顿商业,对于业内商人应有一种公约,此种公约维持一会之生存,则为会章,维持一业营业之公益,则为行规。”(1)就目前研究来看,前近代行会制度下的行规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对于行规的作用以及其本身的垄断性、强制性探讨较多。晚清至民国初年一些行业性会馆、公所为适应时代要求,纷纷重整行规,寻求新生。不少学者在行会组织近代化的命题下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逐步兴起,并在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以及功能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促使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与传统行会研究形成对接,使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貌逐步显现。(2)不过,在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中对显性的章程关注较多,而对相对隐性的行规缺乏探讨,忽视了行规在民国时期的演变与发展。(3)法制史学界主要从习惯法的角度,对行会习惯法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等进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在行会向工商同业公会转型之后,中国行会习惯法也被国家制定的商法所取代。(4)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忽视了行规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历史而造成的误解。本文即以1930年全国工商会议上的行规问题案作为中心,通过对该案产生的历史原因、解决过程及结果的考察,揭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建立过程中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的复杂关系,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

  

   一、行规问题:习惯与法令的冲突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后就着意加强对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整理改组与法规建制,并于1929年8月颁布了新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各地商会和同业公会注册备案,重新承认其合法地位。政府或以为就此可以安抚商界,一劳永逸,没想到不久后在行规问题上又与上海及其他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展开了言论大战。

  

   1930年11月1日到8日,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为制定工商政策、发展国民经济,召集工商界精英汇集上海,举行全国工商会议。此次会议共审查议案400余件,涉及工商、金融、贸易、税制及工商团体法规等各个方面的问题。(5)在这次会议上,上海社会局提出了“各业业规呈准主管官署核准者同业应一体遵守案”,其中心内容是要求政府明文规定无论各业公司、行号是否加入同业公会,都必须遵守同业业规。(6)公司、行号未入同业公会却要同样遵守其行规,似乎于理不合。在11月6日下午的讨论会上,原提案人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对提案动因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业规对于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各种商业所以能永久维持而不替,全赖一种相当合理的习惯,这种习惯写成条文就是业规,“如果同业可以不遵守业规,同业公会组织不存在,而以同业公会为基础的商会也一定不能成立”。此外,“入会者要尽许多义务,而未入会者反可逃避,那么如摊销公债、市场定价等事务均难以实现”。所以,要维持中国几千年来良善的习惯,同时使新的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之下的团体有健全的组织,“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定要使各业的业规同业要一体遵守”。这段话是有前因的。在全国工商会议召开前数月,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已通过上海市社会局向工商部提出过类似呈请,但为工商部回绝。可以说,上海市社会局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虽属政府部门,但其在全国工商会议提出的议案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工商界的意愿。而上海市社会局之所以站在商会及同业公会的立场上说话,不仅是考虑到行规对加强商会及同业公会组织的重要性,也是出于加强政府管理的需要。所以,上海市社会局实际上也是站在自身立场上希望通过该议案解决这一问题。工商部代表牛载坤、穆湘囗对此表示疑问。牛载坤认为,同业业规固然非常重要,但良莠不齐,“如有不良份子借同业公会来规定许多恶业规岂能强制同业一体遵守?”穆湘囗认为,1929年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并无强制加入公会的规定,如果要把入会人所定的业规强制不入会的人去遵守,在法理上说不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常委王延松等上海工商界代表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法律应当依据事实与习惯,要求修改工商同业公会法,将提案意旨加入法律之中。刘鸿生、王云五、方椒柏、胡庶华等代表也基本倾向于赞同上海社会局的提案。

  

   全国工商会议最后决定,原则性通过行规一案,请工商部对于上海社会局之提案采择办理,但未明确提出呈请立法院修改工商同业公会法的要求。(7)由此看来,双方不只是在行规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方面认识不同,对社会局所拟订的办法也存在分歧。会议原则性通过提案,表明在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上海工商界占据优势,但“原则性通过”、“采择办理”等保留性词句又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上海工商界与工商部之间关于行规问题的争议在全国工商会议召开之前就已十分激烈,全国工商会议只不过是为商会和各同业公会重申意旨提供了更大的舞台。1930年6月21曰在上海市商会改组后召开的第一届各业会员大会上,上海肠业同业公会、花粉同业公会、华洋百货商店同业公会筹备处、上海履业同业公会不约而同提出议案,呈请工商部咨请立法院于商会组织法中加入“凡成立同业公会之同业商人,虽未加入该同业公会,亦应遵守该公会之决议。如有违反者,该公会得依法起诉”,并要求经核准之行规应视同政府颁布之条例,在法律上有极确切之地位,对于未入会同业应同受制裁。这也是上海社会局在工商会议上的提案的主要观点。上海市商会会员代表大会对各案进行合并审查后认为,“同业公会之决议自不能及于未入公会同业之商人”,但经过此种核准程序之后,“其性质自与公会单独之决议不同,而与官厅为该业特订之条例无甚殊异”。(8)上海商会与各同业公会承认,由于《工商同业公会法》并未强制同业入会,因此,同业公会的决议不能强迫未入会同业遵守。但是,如果同业公会制定的行规被政府批准备案并明令一体遵守,其法律效力就与公会单独决议不同,而如同政府颁布之条例,对未入会同业也具有法律约束力。显然,面对未入会同业对同业公会的挑战,同业公会试图借助于法令力量来加强自己的权威,避免因未入会者违规造成团体离散局面的出现。上海市商会会员大会通过此案,并依决议呈交工商部。

  

   1930年9月,工商部在犹豫牵延数月后,终于回复。其原文如下:“查同业行规并非法律,无强制之可言,而各业所定之行规,又往往含有垄断性质,或违反善良习惯之处。在主管官厅,对于各业情形,容有不明,虽经予以审核,仍难保其必无流弊。此种不良行规,以法律通例言之,即诉诸法庭,亦难予以保护,何得迫令同业一律遵守。故若不问行规之内容,凡经官厅核准无论已未入会均须遵守,非特于会无济,反足惹起纠纷,来呈所称未入会同业均应一律遵守行规等情实有未合。(9)

  

   这一回复较工商会议上政府代表发言更为详尽,两者结合,大致可以把握政府对于行规问题的真实看法:(一)同业行规只是行业习惯,而非法律,并无强制力。《工商同业公会法》并未要求未入会者一体遵守。如若强制要求,不仅与法律不合,而且有违自由贸易之精神;(10)(二)同业行规可能有违反善良习惯或存在垄断之处,要求同业一体遵守于理未合;(三)如果行规经主管官署备案即具有法律效力,而相关同业公会法令又并无此规定,那么在遇有行规纠纷时,法院在裁决时会遇到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备案行规中有“违反善良习惯之处”,则更易引起纠纷;(四)依据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呈请,主管官厅在确保行规无“垄断性质”或“违反善良习惯之处”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但各业行规往往细致繁杂,难以深入了解即便经过审核备案仍然可能存在弊漏。由此分析,工商部与工商界对行规性质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前者从管理者的角度关注于行规的负面效应,强调的是防弊;后者从制度需求的角度重视行规的积极作用,强调的是兴利,应该说各有其理由。在行规备案审核这一环节上,工商部对各级主管官署是否能够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存在顾虑,这其中或许包括工商部对自身能否很好地发挥这一作用也有疑虑。在全国工商会议上,政府代表仍持上述观点,并未改变对行规问题的看法。

  

   工商部的这一态度在上海工商界引起强烈不满。其原因是行规问题不提出则罢,提出后被工商部否决,反使行规失去其长期习惯形成的原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入会者也会藉口违规,同业公会组织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以行规关系重要,自奉部驳,群情失措”,(11)纷纷联合上书、请愿,并通过上海市商会的社会影响力动员本地和全国工商界据理力争。上海肠业公会、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首先联合各业公会,拟定呈文,并准备推派代表入京请愿。(12)1930年10月24日,上海14个同业公会联名通告全市各同业公会,阐明“同业行规为公会存亡之所关,亦即一业兴衰之所系”,号召各同业公会派遣代表,召开全市同业公会联合会议,讨论对策。(13)次日药材公会、化妆品公会等50余团体向市商会请愿,对工商部之批复深表不满。(14)10月28日,上海市商会向全国各地商会发函,对于行规问题案详加解释,并从法律、垄断、官厅、法庭等方面对工商部之回复逐条予以解释或批驳。同时,号召各地商会就行规一案分呈主管官署,以期全国同声,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呼吁。(15)上海市商会还多次呈文市社会局,要求主管部门能够明察商情,据实上呈。

  

   不仅如此,上海各同业公会还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集体组织行动。1930年10月27日,上海140个同业公会召开联合代表会议,到会代表达208人,决定正式成立各业同业公会维护行规委员会,推骆清华、郑澄清、孙筹成、袁鸿钧、叶家兴、庄梅堂、毛春甫、葛亮卿、程桂初等9人为委员,统筹行规争议一案。当天下午行规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上海绸锻业同业公会主席骆清华为维护行规委员会主席,并决定由每公会先期缴费5元作为经费。(16)在全国工商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10月30日,维护行规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要求工商部准许本会派员参加工商会议,使可提出行规问题案。会后,获悉上海市社会局将向会议提出这一议案,于是转请工商会议代表王延松及其他代表在会上申述理由,一致力争。(17)可见,上海各同业公会早已决定借工商会议之机发动宣传攻势,向政府施加压力。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不仅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向中央政府展示在行规问题案上的决心与信心,形成对政府的压力,而且在呈书及请愿中针对工商部回复中的误解与忧虑,逐条分析解释,以促使政府转变态度。综合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规为同业公会之命脉。行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对维护行业经济秩序有着重要作用,“行规为公会之命脉,在矫正营业,増进公共利益,如偷工减料、劣货影响、扰乱市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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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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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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