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潘飞:改革创新昨与今——对“莫干山会议”的回首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2 次 更新时间:2017-06-04 0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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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潘飞  

   (本文原发表于《纵横》2017年第3期,近期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0期转载)

  

莫干山1984:思想解放大时代,英雄何须论出处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渐入佳境。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度万马齐喑的思想界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经济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场讨论热潮。当时,决策层亟需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关于改革的现实重大问题研究”的特定领域内,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号角吹响,但尚感举步维艰,决策层也有意为此广开言路。那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莫干山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84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约一个月,中国经济研究界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热血青年”发起并联络了全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在浙江省省级研究机构和中央级相关部门、单位的支持下,采取面向全国征文选取参会者为主的形式汇聚浙江杭州附近的莫干山,共商城市改革和国家经济大计。

   当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30岁,和那个时代的一大批年轻人一样有过社会生活中的“底层经历”,我去过农村,参过军,当过工人,后来终于碰上恢复高考的机遇上了大学。会前,我因一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而在经济理论界“崭露头角”,因此获邀先是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征文初评等工作,而后又“上山”赴会。

   原本,“莫干山会议”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发谋划组织的,可是会议能形成如此规模并得到地方乃至中央的重视,令人始料未及。开幕式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经济日报社社长安岗等“老革命”都亲自到场。

   “莫干山会议”上的与会者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有职务或没职务,有头衔或没头衔,但在整个会期,热烈、自由、平等的氛围贯穿始终,大家相互“论剑”,各种思想火花频现。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还有“挂牌讨论”,也就是专题讨论:题目“公开张榜”,同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价格改革的,当时中央也在迫切考虑怎么下决心,推什么思路的方案。在现场,田源、华生、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开始自由提问或发表个人见解,会场挤得满满当当,气氛十分热烈。记得当时的基本观点有“调放派”“放开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中者主张“完全放开”,后者则强调可以先一步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再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并为市场一轨。会后,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建议形成内部报告后被报送至中央领导,对后来价格改革的实际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也成为“莫干山会议”上最绚烂的思想火花之一。

   当然,与会者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不仅于此,而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战略、国企改革、农村改革、金融改革、扩大开放、如何发挥城市多种功能等十分广泛的范围,几乎覆盖了当时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当时甚至相当“前卫”。比如,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了“梯度推移”和 “反梯度推移”的不同思路;又如,在关于“综合平衡”理论是否应被突破的问题上,有人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等等。各种想法见仁见智、水平不一、未必成熟,但是那段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怀的年轻人“指点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自古英雄归社稷,从来年少不惜身”。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莫干山会议”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力量活跃于改革前沿的各种活动,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在特定阶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早在1978年,王岐山等四位年轻人上书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接见,史称“老青对话”。此类佳话,奏响了新生力量参与改革的序曲,既体现出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时代大潮,也反映出中央“破釜沉舟”、改革图存的战略决心。正是在新的伟大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莫干山会议”式的一大批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为天下谋兴亡、为改革建功业的群体行为。可以说,“莫干山会议”是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动力源的时代产物和文化象征。

   30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一方面,会议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会后有一大批中青年蓬勃而出走向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活动,并且在此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有的担任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重要部门的领导者,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楼继伟、郭树清、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杜鹰、许善达、鲁昕等;有的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等;还有的则在经济、证券、金融界继续活跃,叱咤风云,如华生、曹远征等。

   我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一员,其后一直留在研究岗位上。那个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大时代中所获得的启发教益,至今仍影响着我。

  

改革遇挫,邓小平说:错了就改,继续改革

  

   “莫干山会议”之后,在80年代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和“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

   1985年,“六五”计划最后一年。当时,单一制中央银行体制刚建立不久、经验不足,在支持经济增长和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之间协调不到位,因1984年“突击放贷”而引起经济快速过热,货币投放过度,造成了明显的通胀压力。到1986、1987年,有关各方一直在探讨如何给经济降温,实现软着陆,国务院为此出台了“三保三压”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目的是将有限的资金用到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建设上去。

   1988年初,改革开放步入第十个年头,已进入了深层、敏感区域——高层传来消息,要考虑价格体制改革“闯关”,以期“一鼓作气”实现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度建设、机制转换目的。

   尽管放开价格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时机不对而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当时操作上强调首先放开的是“名烟名酒”等高端商品价格,但由于对价格体系已经无法做到有效、严密控制,各种商品随之轮番涨价,一时间“抢购风”席卷而至,在各地迅速蔓延,结果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压力和不良连锁反应,乃至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当时,农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头几年欢欣鼓舞的局面之后也开始遇到增产带来的一些新的难处:比如粮食多了以后怎么进行深加工取得附加值?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进展不那么顺利,农民收入在1986年以后出现下滑趋势。企业改革中还在经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错,国有企业几年间的“利润滑坡”,又对接了承包中产生的大量短期行为。“知识分子政策”虽已明朗化,但落实中还有多种不如人意之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加快,军队则处于“要忍耐”的特殊调整期。种种矛盾,很容易与前几年已积累的通胀因素互动,综合而成很高的压力,对价格改革形成了“难以承受之重”的脆弱社会心理环境。

   改革遇挫,形势逼人。如何积极而又稳妥地作出调整再寻求继续推进改革,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事后指出了这次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他说:“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我们缺乏经验……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他同时强调:“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1988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各方面工作进入“治理整顿”时期。

  

“解放思想”破题之举:“天鹅之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

  

   接下来,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令中国进一步面临“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风波过后的全面治理整顿,是各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以乌纱帽做担保”,砍基建规模,砍贷款额度,压经济、调结构……1990年全国的GDP增速从超过10%一下子回落到4%左右,“断崖式”下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谷底”。与此同时,国际风云陡然变幻。那一边,“苏东剧变”的震惊消息纷纷传来;这一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硝烟四起。

   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于是有了1992年春的那次中国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南方谈话”。在武汉,他对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在深圳,邓小平再次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改革中争议多年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终于由邓小平给出了正面判断:市场经济不姓“资”,中国也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已谈过这个看法,只是当时对内未作传达。

   “南方谈话”被当年陪同的老同志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当年这位耄耋老人以“超常规”手段奋力将改革开放推上了宽广大道,锁定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定接续,奠定了其后20余年“中国奇迹”之基。“南方谈话”也因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里程碑。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制度创新“打头阵”:朱镕基力推“分税制”改革

  

财税改革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和全面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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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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