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在中国连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一个士绅阶层，它与代表最高统治集团的皇权、草根大众共同构建出了一个“超稳定”的小农—专制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士绅扮演着沟通皇权与大众的重要角色，他们进则为官吏，退则为乡绅，成为皇权和草根大众之间的联结纽带；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专制体制赋予的各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特权，另一方面又发挥着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劝言皇权等各种社会功能。他们有时站在皇权一边，为朝廷征兵征粮，甚至领军镇压民众暴动和起义，以尽犬马之劳；有时候站在民众一边，帮助他们逃避横征暴敛，甚至以命相搏，力促皇权推行仁政。

从公开的文化主张来看，中国传统士绅的共同精神追求是做“德才兼备”的社会脊梁，张载将其归纳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看，该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既有像狄仁杰、范仲淹、海瑞、于谦、龚自珍这样的有才有德者，也有像石崇、李林甫、贾似道这样的无才无德者，也有像严嵩、和珅这样的有才无德者，也有像东林党人这样的被认为“空谈误国”的无才有德者，甚至还有像寇准、纪晓岚、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争议性人物。因此，关于中国传统士绅的历史评价，国内外学界历来充满了分歧，从“高度肯定”到“基本否定”的声音都存在。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特定社会人群进行历史评价，只能撇开一些细节差异，寻求其成员的最大共同点，然后站在“言说者”所处的时代平台上，给出一个概括性的“定位”。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窥视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才有德者”的名字看似成串，但他们恰是因为“稀缺”而闻名于世，而且他们的个人命运也昭示了现实社会的另一面相，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士绅并没有遵循公开的人生原则而“生存”，他们大多有着鲜明的依附性人格，唯政治权力与先贤圣训马首是瞻，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善于利用体制谋取个人私利，又以“身不由己”为由，将责任推卸给体制，或者在不得意的时候，选择远离政治，专注于自己的“小兴趣”，投机心态隐现，却难以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提出深刻反思。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明末王艮创立泰州学派以后，中国士绅群体出现了以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但是由于满清很快定鼎中原，这股思潮随之被掐断，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再次出现一批“被迫型”的启蒙者，如郭嵩涛、严复等。显然，此时已经是中国传统士绅的行将消亡之期：科举被废、民国草创，现代知识群体成为传统士绅的新称号，他们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的继续做学问，政治觉悟达到了历史高峰；虽然历经三十年的“整体性”溃散，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新中产”阶层被培育出来，它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知识分子、中小资本所有者、中下级官吏，他们分别以知识、财富、权力作为为行动的资本，共同承担起了中国传统士绅扮演的社会角色。

   如果可以将传统士绅视为当代中国新中产阶层的“前身”，那么，他们二者的历史命运必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为了关照现实，我们应该从历史谈起。回望中国传统士绅的人生遭遇，我们不难发现：在和平时代，他们尚且可以拥有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唐宋为最），至少大多都可以“苟且偷生”，但只要政局出现风吹草动，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在政局变动的过程中，他们则表现了出奇特的麻木，很少有人能清醒地认识到挽救自我的出路何在。由此可见，中国士绅看似专制体制的受益者，实则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要么成为王朝改革或农民起义的牺牲品，要么成为王朝更替的陪葬品，但不管败于皇权，还是败于暴民，其最终命运同样悲惨，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仰天悲鸣。关于此，应该已有足够的事实展现：

秦始皇焚书坑儒，又将全国富户集中迁至长安，将他们看管起来；汉景帝力主削藩，因遭遇阻力而将晁错腰斩，以充当政治替罪羊；唐末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都城西安，官绅士人、豪门大户尽遭屠戮；蒙元灭宋，崖山之下遍忠骨，无数文人志士含恨九泉；洪武大帝严肃吏治，士绅群体受尽屈辱，之后，又有能臣张居正尸骨未寒，便被抄家问罪，落下个被鞭尸的下场；明末，大量东林党士人被冤杀，无敌将军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最后的内阁首辅魏藻德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打得脑袋崩裂而亡，居家遭致灭门；满清朝廷大兴文字狱，又有大量士绅含冤而去，而历任皇帝以反腐为名，无数官绅豪门遭遇家资充公，和珅即是典型代表；民国之后，伴随着极左思潮的降临，土改、镇反、四清、文革，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更是让无数的士绅和社会中间人士遭遇了灭顶之灾，化作为一缕缕的青烟而随风消散。

带着对历史的沉痛反思，来审视当代中国的新中产阶层，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尽管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政治态度上的分化【大概可归纳为五种：彻底融入现体制，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表面认同现体制，但内心纠结，态度摇摆；与现体制刻意保持距离，尽量逃避政治；对现体制进行谨慎批评和抗争；彻底否定现体制，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仅未能继承晚明和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启蒙思想传统，而且几乎全盘延续了传统士绅的“依附性人格”，却同时放弃了他们应有的“社会道义”担当，甚至甘为鹰犬，置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日甚的现实于不顾，而醉心于“闷声发大财”，彻底沦为了现体制的寄生虫和投机客。当受到他人的责问时，他们通常会这样说：“体制就这样，我也没办法，只能去顺应”，当再有人提问：“您不担心崩盘之后，倾巢之下无完卵吗”？他们往往又会这样说：“不会吧？即使如此，我又能做些什么？”然后，满脸地无辜！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总是充满了忧虑——中国进入所谓的近现代时期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说帝国王朝时期的士绅阶层确实因时代局限而失去了独立思考自身命运的能力和勇气，那么，当代中国新中产阶层难道还有理由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吗？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打破由专制和暴民共同塑造的“循环政治”，社会中产阶层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自我“救赎”！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显然，首先需要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然后通过理性的方式逐渐推动专制体制的变革，最终实现基于宪政和法治的现代社会建设，至少不能助纣为虐，主动为专制体制添砖加瓦，更不应该火中取栗，投机专营。须知，中国传统的“循环政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打破它，正是当代中国“新中产”阶层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对历史有个交代，更是为了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当很多的当代中国新中产沉浸在虚浮的盛世繁华之中而难以自拔时，却不知自己的命运已经面临巨大的时代挑战：在社会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而阶层流动又陷入停滞的情况下，维持现状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若国家政治不能顺利转向宪政法治，很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其一是最高统治当局拿中产阶层的财富“开刀”，以再分配之名收基层民众“归属”之心；其二是爆发左翼革命，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关于此，已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似乎无需赘述。对于前一个结果，全国范围的大数额“补交党费”可以被视为先兆，而对于后一个结果，虽然短期内似乎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它一旦变成现实，新中产阶层之前的所有利益“斩获”都将变为被清理的呈堂供证。事到如今，如果中国新中产阶层还未认识到这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不仅不去履行应有的促进社会改良之责任，而且继续利用体制（特别是其制度漏洞）“专营取巧”，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变革中“第一梯队”的受害者。

针对以上言论，麻木的新中产阶层也许会打出“制度决定论”的旗帜，强调社会的变革只能是从“制度”开始，显然，这背后隐含有一个假设，即最高统治当局应主动确立不利于他们自己的规则。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以此为说辞，将当下社会的各种丑恶现实归结为制度问题，将个人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政治变革的“最可能路线”角度看，中国的社会进步只能从启蒙开始，而启蒙又只能从社会中产阶层开始。因为历史证明，当今世界上的很多“现代政治”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7世纪的英国新贵族和知识分子最早演绎了这套逻辑，并且将其塑造成为了现代政治建设的“模范”路线，而没有遵循这个路线的国家（比如主要依赖工农暴动的形式），大多都在现代政治建设过程中栽了跟头。另外，从公正的角度看，中产阶层处于相对优越的社会位置，大多也得到了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那么，待社会变革的需求迫在眉睫时，也只能由这些人身先垂范，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

进而言之，面对当下中国的特殊社会形势，新中产阶层只能从自身做起，即使难以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线，也不应该“配合”体制的运作，帮助它实现高效的“再生产”，更不能把脑袋削尖了往里面钻，并利用这个体制来谋取不当利益。同时，我们只能假设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可能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他们会本能地将愚民政策坚持到底，也必须假定广大基层民众在短期内难以完成所谓的“国民性改造”，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启蒙的独特价值所在，也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系。若有人对此仍然不能接受，而是继续闷声发大财，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醒世警言”——万一某天发生了左翼革命，或是被最高政治当局推出来做“替罪羊”，我们能跑掉吗？到时我们还有何脸面“喊冤叫屈”？即使有人再怎么振振有词地倾诉自己的无奈，似乎也很难再获得社会的谅解了吧？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今天，我们的处境如何？如何改变？当代中国新中产阶层必须给出答案！作为其中一员，我对这个社会人群的命运有着“发自本能”的关心，因此，我经常自我提问：不配合体制，真的就活不下去了？除了顺应，真没别的办法了吗？很多人为何无思考能力，无社会担当，无牺牲精神？面对时代挑战，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问题一直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