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哥舒翰的英雄末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1 次 更新时间:2017-06-02 0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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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年份。是年十一月,时任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的爪牙,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口号,公开扯起叛乱的旗帜。统率大军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风尘仆仆、马不停蹄从范阳南下,企图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方式袭取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十二月初二,叛军风掣电闪般地攻占战略要地荥阳,兵锋直指洛阳。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暮气沉沉,在温柔之乡流连忘返,一向对安禄山宠信有加,有求必应,做梦也不曾想到这厮人面兽心,“得志便猖狂”,居然会恩将仇报,凶恶反噬。这时见局势危急,大祸临头,只得打起精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急急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集兵员,迎击叛军,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度过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

   封常清受命抵达洛阳,十日之内总共招募了六万人,表面上数目可观,成绩不错,然而这些新军“皆白徒,未更训练”(《资治通鉴》卷217)。作风散漫,武艺粗糙,仓猝上阵后,根本经不起叛军强大铁骑的勇猛冲击。连战皆负,节节败退。叛军遂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乘胜从四门入城,肆意劫掠,占领了洛阳。

   封常清率败军与高仙芝会合后,有鉴于“贼锋不可当”的现实,且考虑到潼关对于长安京城安全的重要性,向高仙芝建议“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为长安城筑成一道最后的防御屏障。

   高仙芝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两人便率兵退守潼关,厉兵秣马,谨为守备。不久,叛军兵临潼关,在唐军依托关隘殊死抵抗下,“不得而去”,不得不作暂时的战术退却。潼关为重要战略要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素称“国之门户”,《山海关志》指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为首称。”唐军如果能守住潼关,则京师长安可确保一时无虞。可是,就在军事形势稍有缓解的情况下,唐玄宗却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阴暗心态,以封常清“以贼摇众”,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饷”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杀了这两名久任边帅、屡立战功的大将,做出自毁长城的愚蠢举动。

   封、高两人人头落了地,可是仗还得打下去,总得有人来承接他们留下的倒楣差使,很不幸的,这个霉运让当时“发病在家”、处于病休将息状态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给摊上了。

   哥舒翰大名鼎鼎,战功赫赫,“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歌》),这首唐诗讴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来与安禄山周旋,一决雌雄,本来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虽几经推辞,终不获唐玄宗的恩准,没奈何,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一职当然由皇室成员来领衔,外姓人再能干也没有扶正的机会,日后的郭子仪、李光弼干得再好同样只当到副元帅)的印绶,统领八万名唐军,连同高仙芝的旧部,进驻潼关,对垒安史叛军。

   “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尽管是名将,但也会有弱点,哥舒翰也一样,这主要是他治军“用法严而不恤”,导致“士卒皆懈怠,无斗志”。另外,哥舒翰毕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风疾”在身,连指挥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难,遑论处置十万火急、千头万绪的军机要务,只能将大量事务交给德不足以服众,才不堪大任的行军司马田良丘来摆弄,这无疑是勉为其难,加上其手下骑兵主将王思礼与步军主将李承光又磕磕碰碰,互不服气,“争长,无所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动进击叛军,提前展开战略决战。所以,哥舒翰到达潼关后,只是加强防守,持重待机,应该说,哥舒翰这么应对危局是基本正确的,它迫使叛军前锋屯兵坚城之下,无法逾越潼关而进取长安。

   正当双方主力相持于潼关之际,河北诸郡的民众愤恨于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等人的带动下,纷纷自发抗击叛军。而郭子仪、李光弼也统率精锐的朔方兵出击,与河北军民相呼应、相协同,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延至次年正月,叛军前阻潼关,后绝范阳,军食不继,军心不稳。河北诸郡中归附叛军的“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资治通鉴》卷217)。处境困难,进退维谷。于是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商议转入退却,回守范阳。很显然,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哥舒翰当时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的对策是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高明作战指导原则。

   可是,唐玄宗的“縻军”行动却改变了唐军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唐王朝的军权大权仍然由骄纵不法的宰相杨国忠所把持。杨国忠自知多年以来作威作福,树敌甚多,而朝廷内部又悄然汹涌着在安禄山叛乱问题上的追责暗潮,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反叛朝廷,是杨国忠一手导致的,甚至出现了杀杨国忠以消弥叛乱,平安天下的声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长安同自己作对,与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便向唐玄宗传播虚假军情消息说,陕州地区的叛军守将崔乾隆“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鼓动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兵出潼关,去收复陕州,洛阳。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赢得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并慰藉自己那颗苍老而又惶惧的心灵,就毫无保留地采纳了杨国忠的建议。

   哥舒翰久历戎阵,作战经验丰富,深谙《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道理,所以实难苟同这种轻举妄动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强调指出,安禄山是一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制造假象,引诱我军进入圈套,是万万不可上当的:“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资治通鉴》卷218)主张以时间换空间,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举底定大局:“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给唐玄宗上奏疏,请求“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将叛将的妻、子收为人质,然后再去招抚叛将,叛贼必定丧失斗志,缴械投降。同时建议哥舒翰统率潼关大军“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否则必然追悔莫及。

   杨国忠见众将都反对潼关大军出击,以为是他们串通一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愈加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又奏告于唐玄宗,说是“贼方无备”,而哥舒翰瞻前顾后,逗留不出,是贻误军机,居心叵测。唐玄宗轻信杨国忠的一派胡言,同时也急于反攻,一雪前耻,便不顾众位统军大将的正确意见,一再派遣使者前往潼关,“项背相望”,催促哥舒翰立即出关进击叛军,收复失地。哥舒翰难违君命,又知此刻进攻乃死路一条,遂“抚膺恸哭”,不得已率唐军主力出关应战。

   此时,叛军崔乾祐部已屯兵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距灵宝五十里)。西原南面靠山,北有黄河阻隔,中间一道隘路绵延七十余里。崔乾祐用重兵阨守险要之处,以近待远,以静待哗,以逸待劳,等待唐军自动送上门来寻死。

   六月初,双方的会战拉开大幕。战前哥舒翰与部下田良丘等人“浮舟中流”,观察对手的阵势。只见崔乾祐军兵力寡少,阵形不整,便下令催促诸军迅速挺进,由大将王思礼等率领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兵十余万继后,自己则带领三万余兵马,留在黄河北岸,击鼓助威,实施指挥。

   叛将崔乾祐见官军开进,便故意只派出万余人进行迎击,而且显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的散乱假象。唐军趾高飞扬,忘乎所以,果然中计,“望而笑之”,遂放松应有的警惕。两军稍事交锋,叛军即“偃旗如欲遁者”。唐军见状,误以为叛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更加松懈,便长驱直入,攻入狭隘险路。

   崔乾祐乘官军“不为备”之机,擂鼓指麾,突出伏兵,从山上投下无数木石,击杀唐军士兵“甚众”。此时唐军困于狭路之中,骑兵人仰马翻,步兵挤作一团,无法展开战斗,“枪槊不得用”,陷入极大的被动。不得已情况下,官军只好驱马驾毡车在前面开道,想突出叛军的重围。然而,崔乾祐却早有准备,他大举动用了数十辆草车阻塞唐军毡车的推进道路,然后乘着“东风暴急”,顺风纵火。顿时间烟焰弥漫,“官军不能开目”。他们以为叛军还在浓烟之中,就聚集弓弩乱射一气,结果没有伤着叛军的毫毛,反而是“妄自相杀”,误伤自己。

   战至黄昏,当浓烟散去后,唐军才发觉面前并无叛军,可是,这时候他们所携带的箭矢却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叛将崔乾祐见机便派遣精骑从南面迂回,“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受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兵法·九地篇》),“于是大败”。士卒或丢弃兵器甲胄躲入山谷,或自相践踏被挤下黄河活活淹死,一时间哭喊声、呼救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紧逼。庞忠所率领的后军见到王思礼统帅的前锋溃败,亦肝胆俱裂,丧魂落魄,不战自溃;哥舒翰亲率的河北军见了这般惨象也士气顿挫,争相逃窜。至此,唐军全线崩溃,不可收拾。

   败溃的唐军奔向潼关,只恨爹妈没有给自己多生两条腿。潼关关前原有三道堑壕,每道宽约两丈,深约一丈。溃兵慌不择路,纷纷跌入堑中,“须臾而满”,后继者人仰马翻,踏尸而入。八万大军出关,后来又陆陆续续添加士卒,达二十万之众,这时入关逃得性命者只剩下八千人左右。可是崔乾祐得势不饶人,依然尾随而来,潼关的残军力不能支,一战即溃。六月初九,叛军终于一举抢占了潼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道路。唐军主帅哥舒翰本人见大势尽去,又忧恐落得封常清、高仙芝一般的下场,就在部下的胁持下,摇动白旗,投降了安史叛军(以上史实皆见《资治通鉴》卷218)。

   战略要地潼关失守后,长安便处于叛军的直接兵锋之下,再难固守自卫了。唐玄宗计无所出,也只好仓皇之中,弃都出逃,西行“幸蜀”,“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落得个皇位提前被抢走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宠爱的女人都给搭了进去,到了马嵬坡,遭遇部下扈从的逼宫:“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唐朝平息安史叛乱的斗争,从此进入了更为困难和艰巨的阶段。

   兵圣孙武子说:“不知三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三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篇》)。哥舒翰所部唐军主力惨败潼关的原因很多,包括朝廷奸佞当道,应对乏策;哥舒翰英雄迟暮、指挥无方;唐军素质低下,斗志消沉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无疑当是唐玄宗昏庸颟顸又刚愎自用,听信小人杨国忠居心叵测的进言,“同三军之政”,“同三军之任”,对作战事宜乱加指挥,“縻军”“羁将”所致。他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要求,拒绝听取那些真正了解敌我双方情势,身处战斗第一线的将领的正确意见,而强迫他们像木偶般遵从和执行自己极端错误的决定,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贸然出关迎敌决战,结果导致一败涂地,把老本全都赔了进去。

   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强调将帅的作用,主张“兵权贵一”,赋于前敌将帅在战场上机断指挥、便宜从事的全权,“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春秋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徐彦疏),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黄石公三略·中略》),这乃是由数不清的鲜血所凝聚而成的军队指挥与管理的法则,理应高度重视,坚决秉执。可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却倚仗着自己的“九五”之尊,把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触犯了兵家的大忌,更违背了当君主的信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军要想避免出现丧师辱国,自食恶果的结局,难道还能够办得到吗!换言之,唐军在潼关之战的败北,乃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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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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