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慧:两汉的屈原批评及《楚辞章句》的解释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2 次 更新时间:2017-05-31 23: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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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志慧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关于屈原其人其作品,历代史家和文论家大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趣的是,在屈原身上,目前所公认的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定位,并非从来如此,也并非众口一词。即使是去古未远的两汉时期,由于论主个人经历和所持文学思想的差异,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也呈现出了见仁见智的风景,观赏这样的风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化符号的屈原的形成,也有助于了解两汉的学术文化生态。

   本文拟先历时态的梳理汉人对屈原其人其作品的批评,并探讨相关批评的背景,接着集中探讨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取向。

  

一、王逸以前的屈原批评

  

   1.青年才俊贾谊(前200—前168)《吊屈原赋》

   目前所见最早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评价的是西汉初期的政论家贾谊,少年得志,心雄天下的他在朝受到毁谤与排挤,外放长沙。相似的遭遇使得他对屈原的痛苦感同身受,《汉书》卷四十八本传载“谊追伤之,因以自谕”。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寄托了极大的同情和深切的悼惜,他在赋中写道:“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乌虖哀哉兮!逢时不祥。”[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223。以下引《汉书》皆同此本。]他将屈原比喻为鸾凤,崇奉他为贤圣,并高度赞扬屈原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赋中写道:“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汉书》,同上注。]读着这些文字,对比贾谊的身世,班固“因以自谕”的判断可谓深得其中肯綮,也就是说,这是贾谊的夫子自道,是在借屈原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另一方面,贾谊并不认同屈原的自沉,他在为屈原抱怨叫屈的同时,还在替屈原出主意,他说:“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汉书》,页2224。]这一段话,与《楚辞·渔父》中渔父所表述的意思大旨略同,其中的“圣之神德”也因而更多地隐含着道家思想。

   2.文献学家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离骚传》

   《汉书》卷四十四本传载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汉书》,页2145。],多所著述,应武帝之命,为《离骚传》。《隋书·经籍志》已云“其书今亡”,但部分内容见引于班固的《离骚传序》,其中说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见宋·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49。以下引《楚辞补注》皆同此本。]前四句,称赞《离骚》,谓兼得《国风》《小雅》之所长,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将《楚辞》与儒家经典作比附的文献。后五句,结合《涉江》和《卜居》《渔父》之文,盛赞诗人人格的高尚,在这一点上,尤其紧扣屈原志洁行芳的特点,与后来王逸等学者勉力挖掘屈原身上的儒家元素相比,似乎更能得其要领。

   3. 太史公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屈原列传》

   司马迁考察了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482。]这与他自己发愤著史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除了转引刘安《离骚传》中上引一段文字外,还特别点出了屈原蒙受的“怨”。他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葢自怨生也。”[ 同上注。]孔子说:“诗可以怨。”司马迁点出屈原这一创作动因,一方面,是在主流思想的框架内肯定屈原创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样的“怨”也是司马迁基于自身遭际的有感而发,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悟、去把握屈原及其作品,他说道:“(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同上注。],这又使他与屈原的个人遭际和心境具有了整个士阶层的普遍意义。在孔子那边是可以怨,在屈原和司马迁这边,几乎是应该怨,必须怨,因为他们要替整个士阶层鸣不平,捍卫他们“正道直行”的权利。对于士阶层而言,怨的对象,不仅可以是小人,还可以是君王。于是屈原的怨及其相应的怨刺作品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这样评价屈原的作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同上注。]

   司马迁从个人遭际出发,又超越个人感受,进而超越王朝史官的角色,替整个士阶层代言,后世有大志不得申的士大夫每每引屈原为同调,他们所崇奉的正是司马迁所树立的屈原形象。后来的班固,作为体制内的史官,显然不能了解这种感受。再后来的王逸,从老乡情结出发,又通过将屈原儒家化,将屈原作品儒家经典化,以为经书里有的,楚辞里差不多都有,其动机是要美化屈原,但他所竭力塑造的,与楚辞中的屈原形象毕竟有了不小的距离。

   4. 哲学家、文学家扬雄(前53~18)《法言》、《反离骚》、《解嘲》

   司马迁之后,有王褒(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宣帝时期:前73—前49年)“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追而愍之,故作《九怀》”[《楚辞补注》,页269](王逸《楚辞章句·九怀》解题),又有文献学家刘向(约前77—前6)“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楚辞补注》,页282](《楚辞章句·九叹》解题)。但均未见专门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比较有影响的是哲学家兼文学家扬雄的评论,《汉书》卷八十七本传载:“(扬雄)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汉书》,页3515。]

   扬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文学创作必须符合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他在《法言》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将屈原作品归入“诗人之赋”,以表明他对屈原作品的推崇,但这多少有点儒家经典本位意识。对于屈原其人,《法言·吾子》中又说:“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57。]其肯定的态度显而易见。但对屈原的自沉,扬雄却持保留态度,《汉书》本传载:“(雄)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 《汉书》,页3515。]

   表面上,对屈原的自沉,扬雄与贾谊态度相同,但稍加比较可以发现,贾谊是基于道家“贵生”的思想,认为既然当国者昏庸无能,轻信谗言,就应与之决绝,别投他国,所谓“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扬雄则是从儒家君臣之道出发,以为个人遇不遇是命中注定,怨不得谁,自然更不能用自沉来发泄不满,否则就不合儒家伦理规范,所谓“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反离骚》)。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班固的继承与发展。

   5.王朝史官班固(32—92)《离骚传序》

   扬雄之后,班彪(3—54)曾作《悼离骚》,其中有云:“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见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页1016。]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屈原自沉的态度与扬雄相同,甚至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也是那句“龙蛇其屈,以求伸也”的古语。至于他对屈原全人及其作品的评价,文献不足征。好在班固的屈原评价相对比较丰满,而班固对屈原自沉一事的评价又与乃父全同,所以,笔者以为,从班固的屈原批评中可以反观班彪的态度。

   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屈原列在上中,与仲弓、子思、孟子等同一层级,在《汉书·贾谊传》中亦云:“屈原,楚贤臣也。”在这种大而化之的评价中,班固对屈原是倍极推崇的,但在涉及屈原具体行事的评价时,却有着明显不同的调门,他的《离骚传序》中这样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弍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睢》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杨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楚辞补注》,页49—50。]

   班固的这一段屈原批评几乎是针对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而发的,先是批评他给出的高度评价,认为“过其真”;继而因为屈原作品中有些“子不语”的成分,批评屈作也“未得其正”。班固惟恐读者不明白,在下文对这一“正”字作了解释,谓“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这恰恰是班固用来批判的武器。对屈原自沉的评价,虽说比贾谊、扬雄及其父班彪说得更为详细,但未见有新的东西。班固对屈原最为不满的,是屈原的“怨”——这一点恰恰是司马迁所大力肯定的。班固也许是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竭力反对屈原的怨刺,尤其是怨刺君王,从“露才扬己”到“沉江而死”,每一句话都说得很重。只是因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才给他留下一个“妙才”的雅号。

   同样是王朝的史官,司马迁站在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立场,继承了先秦儒家士志于道的传统,因为道高于势,有道之士获得了崇高的人格力量,所以能“说大人而藐之”,所以有“匹夫不可夺志”和“成仁取义”,由这样的士所生发的怨当然就不是个人性的怨天尤人,而是对道的执著守望。班固则似乎更愿做一个大一统王权下的卫道士,用当时汉儒的标准要求二百多年前的屈原,在更多地照顾君王的面子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有把儒学的精义庸俗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在班固眼中,屈原的怨已然矮化为对一己不遇的耿耿于怀而已。

  

二、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取向


幸好还有王逸(东汉安帝顺帝时,94—144,为朝官),他的《楚辞章句》,从作品入手,一章一句地解释,为后人贡献了一部完完整整的楚辞注本,于是有了一个丰满的屈原形象。由于屈原小老乡王逸的努力,班固负面评价的影响被大大冲淡,了解一个诗人,毕竟还得从他的诗歌入手。如果只有班固的《离骚传序》,我们后人心目中的屈原可能也就是一个“露才扬己”、“愤怼沉江”的诗人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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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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