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前中日发展异途及其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 次 更新时间:2017-05-31 23: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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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然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结果只是短短几十年,不仅两国拉开一个很长的距离,而且在东北亚形成剧烈的利益冲突。

  

中日异途


   在近代之前一千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之一,他们虔诚地学习中国,并将中国文明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的民族性格。甚至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竟然也和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信任西洋文明,不愿接纳西洋文明,甚至对西洋文明持一种敌对立场。这一点与中国在十八世纪晚期非常相似。

   进入十九世纪,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先发国家极度泛滥的产能过剩,资本的本性驱使西方先发国家必须打开东方市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其实就是能否接纳西方资本及工业产品,就是能否将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拿出来与西方共享。

   面对西方的要求,中国先是拒绝,继则在力量不支的时候部分打开国门,部分满足西方资本的要求。然而,五口通商根本无法满足西方资本的巨大要求,中国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只好勉强同意扩大开放,同意变革,更由此想到通过学习西方追求富强。只是那时的中国人依然不愿坦然承认中西差异只是时代差异,只是农耕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于是,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显得扭扭捏捏,不够坦诚,既要学习西方,又防着西方;既认为西方有优长之处,又念念不忘中国文明的道德优越。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面对西方资本要求时看得很透,接纳也比较坦然。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日本人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拒人于门外。翌年,日美达成和平通商友好条约,紧闭的日本国门向着西方渐渐打开。

   西方近代文明的和平输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一大批下层武士逐渐觉悟,商业资产者发生了,就连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也觉得日本应该变化了,不能固守原来那一套了。于是这几个阶层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

   在倒幕运动推动下,日本政治发生巨大变化。1867年,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发布一道密诏,倒幕派据此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制度,广开言路,酝酿改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对天地神明发誓,宣布进行宪政改革,“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历史上的所谓明治维新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明治维新的价值导向,就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必须彻底。此时,中国的自强运动已经进行了八年,中国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西方的体制与文明。

  

内敛与外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没有影响两国之间往来。所以日本“转身向西”的明治维新,很快就传给了中国,并给各阶层以不同影响。

   或许因为地缘关系,明治政府在向外积极开拓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日本政府委托英国驻上海领事给中国政府带话,希望中日重建正常通商体制。两年后,日本政府专门委派外交人员来华,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仿照西方惯例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使两国贸易往来体制化。

   此时的中国,自强洋务新政已经走了十个年头,略具实力,且已经与西方国家陆续建构了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因为东邻日本从来都是中国的学生,既是岛国,又是小国,因此中国政府相当一部分人很不屑于与日本交往,更不愿将日本与西方诸强并列,重构近代国家关系。

   狭隘的排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思想,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引日本为外援,增加与西方国家交往筹码,也不应该将日本推向敌对,给自己制造麻烦。对日交涉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与日本稍事联络,增进感情,维持友情,尽量不要让日本完全倒向西方诸强,成为中国对手。

   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中日两国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修好条规”,中国终于实事求是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与中国一样,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实体。

   此时,中国的自强洋务新政已有十多年了,日本的维新不过三五年时间,但是敏锐的李鸿章在与日本使臣会晤时很快发现了维新的意义,他在写给恭亲王的信中,对日本人发奋为雄、不耻下问追求卓越的精神高度赞佩,对明治维新的价值有充分估计,以为变化后的日本对中国未来可能具有不可测的影响。为了避免最坏局面,李鸿章建议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西方化道路,有以自立,中国只有与西方成为同等性质的国家,方才有可能继续约束日本,使之附丽于我。否则,中国不思进取,不去西方化,一旦日本完成了西方化,那么必然与西洋诸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李鸿章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充分意识到了中日在发展取向上的不同,也似乎清楚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未来紧张,因为日本转身向西追慕西方,走的是一条外向的开拓道路,而中国自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只是“自强”,只是自己埋头发展闷头赚钱,忽视了正义忽视了王道,忽视了与西方先发国家不仅要做生意,而且要有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这是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因为后来的历史就被李鸿章这样不幸而言中。

   中国内敛收缩的“自强运动”确实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其效率比日本外向型发展高。但内敛收缩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南部边陲诸藩国相继丢失,且相继在丢失之后成为中国的敌人,或者成为西方诸强的依附,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孤立主义促成了中国快速发展,但是孤立主义的代价最终也一定非常惨痛。

   追慕西方外向开拓型发展模式应该是明治维新的时代特征,这个特征给日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使这个岛国、小国、资源贫乏的国家并没有觉得不可发展,他们通过充分世界化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充分世界化就是充分西方化,就是充分紧跟世界潮流,至少在十九世纪晚期这是不必怀疑的道理。因而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土地租税改革等措施,扫清了发展障碍,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工商实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为日本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半岛危机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就鼓励日本人自觉认同“丛林法则”,相信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国者为文明国,被人吞噬者就是失败者。胜利者不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因此福泽谕吉鼓励日本一定要在远东创建一个西方式的新国家。

   明治维新激活了日本民族的活力和能量,使日本的发展速度远超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增长激发了日本外向拓展的力量和信心。1884年,也就是中国丢失越南那一年,福泽谕吉预言再过十五年,也就是到二十世纪初年,不思进取的中国极有可能被西洋诸强所瓜分。福泽谕吉告诫日本,要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西洋诸强瓜分中国这个契机,日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台湾和福建。

   日本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调整政策,调整发展方向,充分世界化,向西方靠拢,即便日本真的强大起来了,中日之间并不必然发生冲突。退而求其次,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抓紧在东亚构筑一个抵制日本急剧扩张的屏障,或许也能抵消日本的威胁。然而,由于中国依然在陈旧的王朝政治统治下,即便有人认识到了这些,但朝廷依然陷入无休止的战略争论中,而日本则在这个时候急剧扩张,图谋朝鲜,其意图就是要通过朝鲜这块跳板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欧亚大陆,进而全世界。我们不能由此说日本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我们应该承认明治维新给日本插上了极富想象力的翅膀,这个翅膀就是要带领日本飞向世界。

   假如中日之间真有竞争,并不必然就是零和游戏,广袤的欧亚大陆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利用甚至开拓。然而,由于发展思路根本不一样,日本的每一个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在侵犯中国的利益。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做法并没有得逞,琉球国王更倾向于与更强大的中原王朝维持旧有宗藩,毕竟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琉球的拒绝并没有使日本完全丧失信心。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日本竟然明目张胆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了琉球士绅阶层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中国,请求宗主国仗义执言,率有道伐无道,帮助琉球尽逐日本人出境,恢复琉球国家地位。

   在常态体制下,琉球的要求就是宗主国的义务。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相继出现问题,中国政府虽然通过外交渠道劝说过日本,但显然力度不够、决心不够,更没有下决心履行宗主国责任,率有道伐无道,维护琉球利益和尊严,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就这样被日本灭了社稷,吞并了江山。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诸藩邦感到心寒、失望,茫然不知前途何在,与宗主国渐渐离心离德,貌合神离。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日本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外交,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当然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甲午日本真的要动手时,当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显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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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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