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群:俄国城市化进程的断裂与模式选择的相关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2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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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立群 (进入专栏)  
农民在与地主订立书面契约时需一次性支付赎金的20%-25&,其余部分由国家贷款给农民一次性支付赎金的其余部分,而后在每年向国家还6%,49年还请。至1905年,农民所教赎金达到20亿卢布之巨。  如此,农民不仅失去大量土地,又背负上深重的还贷包袱。尽管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又变成了国家的奴隶。并且,农奴制残余如工役制、对分制大量保留,农奴制地主经济通过走“普鲁士式”的改良之路,缓慢地转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 。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关系 —— 资产阶级需要专制政府通过国家手段保护和鼓励其发展,而专制政府也需要依靠资产阶级的资助来稳定其统治,如此,城市化就不可能以如西欧诸国的成熟常态那样发育。

   如果将俄国与西欧诸国作横向的比较,则会看到受传统力量干扰的俄国城市化发育进程相对迟缓。英国1801年为26%,1900年猛增到75%,人口比重提高了49个百分点;美国1800—1890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29个百分点;而俄国从1811至1917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英国的城市人口在英国的城市人口早在1851年就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全国人口的51%,1861年达到62%,1891年达到72%,法国在同期达到37%,  德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晚,但城市化的速度很快,1891年,德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到1900年,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就达到了54%。而俄国,工业革命最晚,城市化进程也相对迟缓,到革命前夕的1914年,俄国经济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城市人口也只不过占到了全部人口的15% ;西伯利亚地区更低,只达到12%,  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显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仍然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现先行国家,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尚未完成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跛足而行。

   从当年城市人口统计反映出的社会结构状况,也可以说明俄国城市的特色及大趋势。其一,教士的相对比重下降。从统计看,1737年教士为2.86万人,占欧俄市民总数的2.4%,1870年为6.61万人,占欧俄市民总数的2% ,教士相对比重逐渐减少。  这说明世俗权力在城市里的强化。其二,俄国享有特权等级的人数增长,到19世纪末的1897年,贵族和官员人数继续增长到65.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3% 。  这一部分人口的增长,说明国家机关在城市生活中作用提高。其三,军人数量比重很大。军人数量受形势影响而波动甚大,但总体上占比例相当大。在1870年,军人等级比起僧侣、贵族和官僚的总和还多,为40.2万人,占市民的12.1%,   1874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人占市民的比重才急剧减少,1897年军人占市民的7%。。其四,和西欧城市相比,农民是俄国城市人口中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6年改革后,获得自由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其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由1870年占30.9%增至1897年占50.3%。

   1861年改革前后农民进城的情形有所不同。改革前主要是富裕农民离开农村,改革后则主要是破产、贫困的和渴望摆脱困境绝望的农民离开农村。农民进城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合法形式,农民取得经商农民地位,享有公民权,但数量很少。另一种是非法形式, 由于俄国农业以自然经济为主,城市网也过于稀疏,导致商业联系困难,渗入城市的农民的绝大部分得以以非法形式从事工商业。尽管农民转入城市困难重重, 市民成分因农民补充而发生重要变化, 本应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市民,人数少且贫困者居多,没有农民帮助,客观上无力保证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

   总之,近代俄国在传统城市的基础上逐渐转型,特别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入集约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城市由主要负载农业、军事、行政职能开始向主负载商业、工业和混合的现代职能转化;另一方面,俄国的经济高涨和政治高压互为前提,村社崩解与传统残余顽固存留并行,俄国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先天不足或残缺不全,因而步履蹒跚,表现为显著的非均衡现代化局面。

  

   十月革命为俄国的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十月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它为进一步的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打开了大门,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个与西欧的现代性发育程度远不能相比的国家,能不能在城市现代因素成长不足的情况下,不经“补课”就径直走上现代化的快行道?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不能。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土壤和传统与哺育现代因素的要求相冲突,唯有努力冲破旧藩篱,精心孵化现代新因素,而不能揠苗助长。在这一点上,列宁曾经进行过曲折探索。

   苏维埃政权刚一诞生,就着手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数以千计的工人、士兵和平民出身的人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在建设新国家的实践中,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要摧毁的并不是旧国家机器的一切环节,因为除暴力机关外,还有“不完全是国家的”机关,如银行、邮局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列宁认为:“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不用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把银行收归国有,又实行了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进而对私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制度。施行工人监督原是一条和缓的发展之路,可以依托原有的发展惯性平稳前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循着常态发展。尽管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终点,但在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具体计划时,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俄国经济包括有多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  他力图在社会主义目标和俄国的社会实际之间找到一条适宜的道路,找到一个最容易实现目标的结合点。依列宁的上述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使原有的城市功能平稳顺利地附着于社会主义的机体上。

   利用高薪聘用资产阶级专家,到社会主义企业或管理机关工作,原本是当时列宁的主张,的确有一批白领管理者、技术官僚、银行职员等被留用。然而,资产阶级及旧职员的怠工和对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发生,使上述主张未来得及很好地完成;也逼使苏维埃政权及早直接地实行全面国有化,并施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代表、以“直接过渡”为目标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城市里,消费品定额分配在事实上取消了货币流通;号召居民将货币存入银行。工厂企业的国有化迅速进行,1918年末,主要工业部门的最大企业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1919年底又颁布法令,规定一切私人和团体所有的工业企业全部归国家所有。到1920年,工业国有化已经完成。事实上,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付诸实践。这一过程是急迫仓促的,原有的发展惯性不得不被打断和被迫转向。社会与经济生活在整体上依仗于政治权力。终于,城市除了作为权力中心和依靠直接从农村“征集”获取而立足外,现代城市的原有诸阶层因流亡、失业、强制劳动或成为反革命几近消失,甚至大量工人也因一度几乎无“工”可作,不再作为一个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城市阶级而存在,以城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一度几乎崩解,一时间几乎只剩下形式上的空壳,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农村没有什么差异。然而,经济与社会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止运转,在市场机制几近消失、城市现代职能残缺的情况下,必然是行政力量代行其职能。

   战时共产主义推行三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逐渐出现裂痕,终致经济陷于困境,也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至此,列宁从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结论,充分估计到相对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清醒地指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越长。”  1921年春,在列宁的力主下,俄共(布)十大作出决定——放弃“直接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似乎是“向后转”的转向,提供了沿正常路径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机遇,也为现代性因素继续正常发育成长提供了条件。

   在迈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明确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为说明这一点,他写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他坚持以商品交易替代产品分配,强调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他明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发展生产。在迈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决定城市经济运行方式、体现集权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原领导的52个管理总局缩减为16个,   相应的,国家包管的企业由37000家急降至4500家, 大量企业进入了市场活动,城市里的现代经济因素慢慢地复苏、生长了。正是在列宁思想的引导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城市及其商业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

   然而,不过数年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因主客观诸因素的作用又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在历经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数轮盘桓探索与转换之后,斯大林没有持之以恒地着力“补课”和培育城市现代机能,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以顺应传统来避开困境的选择,即在旧俄集权传统的基础上,简单化地以集权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填补、替代城市现代性的缺位,弥补城市现代机能的缺位,进而导致苏联长期处于非均衡现代化状态。城市现代功能不足的苏联朝着“全能控制”国家的方向发展,在苏联终于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这是一条追求速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然而,强力的国家结构并不能完全弥补其社会结构的发育缺陷,更不能替代正常社会结构的必要功能。后来苏联在其发展道路上发生了诸多问题,从深层根源来说,莫不与此相关。

   从历史过程看,苏联高度集权模式的最终形成,似乎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是最集中最统一的经济”思想指导下自觉选择的产物。但事实上,选择本身是有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苏联的国际环境、发展目标与原有发展基础的矛盾。其中,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状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城市的现代社会诸机制发育不足,行政力量便轻易地填补、替代、膨胀,进而几乎覆盖一切。这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因素:

   首先,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以“强行军”的方式走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之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略有恢复的苏联城市,其贯常机能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与战略目标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落差。在此情况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没有积极推进城市及其现代经济功能的“补课”,而是以揠苗助长的方式,做出径直以行政力量替而代之的抉择,终致权力配置高度集中与经济运作简单化有机结合的“斯大林模式”成型。在这一体制的掩饰下,现代性严重缺失的非均衡现代化局面被长时间地延续着。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革命风暴曾经席卷欧洲多个国家。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但是,一时的革命风暴未能如设想的那样使世界革命在短时期内胜利,在1924年斯大林执政时,苏联事实上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孤岛。斯大林认为:“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而新的战争是不能不波及我国的。”  斯大林认定:“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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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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