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学: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

——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7-05-22 0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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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  

   摘要:  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因此无力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巴黎高等法院1392年至1788年的注册和谏诤制度是世界宪法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性宪法审查。巴黎高等法院审查的兴起,源于其辅助王权并增强君主制的正当性,其衰亡则由于审查所固有的政治性导致政治竞争从而僭越主权。政治性审查所造成的对法官统治的担忧,使得宪法审查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遭到抵制。并非强大的主权观念消解宪法审查,而是僭越主权的政治性审查引发主权对审查的敌视,导致审查本身受到排斥。政治性宪法审查导致宪法虚无主义,必然需要向法律性的宪法审查过渡,从而在不取代政治的前提下充当政治正当性的额外源泉。

   关键词:  宪法审查 巴黎高等法院 主权 政治性审查

  

   《孟子·离娄下》有云:“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宪法审查亦如是。——题记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审查是“法治国家大厦的拱顶石”,〔[1]〕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我国宪法学界历来极度重视对宪法审查理论与制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宏观意义上的模式论,即通过比较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不同模式来探讨我国所应作的模式取舍,〔[2]〕晚近以来的研究则转为微观意义上的技术派,在承认现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宪法第67条第1项)的前提下,探讨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的程序〔[3]〕、技术〔[4]〕和方法〔[5]〕等。尽管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立足点却始终如一,即旨在促进宪法作为法规范的解释、实施和适用,基于这一立场的宪法审查可以称为法律性宪法审查,即审查制度的定位是为宪法的教义性适用提供一种制度框架。然而,随着近年以来“政治话语的强势回潮”,〔[6]〕传统的法律性宪法审查方案与宪法学的其他领域一样,都受到政治宪法学的强烈冲击。〔[7]〕政治宪法学者强调宪法审查的政治性(一如其强调宪法的政治性那样),并主张按照政治性思路来重新规划我国宪法审查的具体方案。陈端洪教授主张建立以政治机构审查为主的多层次宪法审查模式,具体包括“司法审查、人大审查、共产党中央审查”三个层次。〔[8]〕白轲(Larry Catá Backer)教授主张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在执政党内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机构(a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highest organ of the CCP),“维持在‘国家-政党’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与政治权力,即全国人大架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9]〕强世功教授则进一步将白轲方案类比于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并予以复述和赞同。〔[10]〕此类方案偏重宪法审查的政治性及审查机构的政治参与功能,因此可以称为“政治性宪法审查”。然而,法国宪法委员会作为政治性宪法审查的域外素材〔[11]〕是否得到了准确的历史阐释,政治性宪法审查的理论本身又是否存在误区?一般而言,任何宪法审查机构在特定宪法体制中都会与总统、议会、政府等政治机构位列同侪机关,必然无法置身于政治过程之外,但若据此政治性来规划宪法审查方案,审查机构又有何区别于政治机构的特殊品质?直到目前为止,仍无学者对政治性宪法审查方案进行批判,是因为它不值得批判吗?恰恰相反,这种主张极其危险因此必须批判!只是传统理论无力予以批判罢了。

   客观而论,我国宪法学界对各种宪法审查模式及其原理进行着日益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知识增量,而且培养了关于宪法审查的本土话语体系,但它的基本图景仍然存在盲点和误区。一方面,相关研究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致力于为完善本国宪法审查寻找制度借鉴,因此极为偏重现行体制及其运作,忽视宪法审查的发生学;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相关研究在国别上集中于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由此便产生了最薄弱的研究环节,即美国模式以外的宪法审查发生学。学者们习惯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视为“世界宪政第一案”,〔[12]〕即世界宪法史上首次创立对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张千帆教授曾将宪法审查的起点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若干案例(如新泽西最高法院的1780年刑事陪审人数案)乃至英国民事诉讼法院的1610年博纳姆医生案(Dr. Bonham’s Case),〔[13]〕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其视野仍然局限在司法审查模式内部。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依赖于司法审查范式的理论体系当然不足以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正如施密特所说,基于盎格鲁萨克逊式司法国框架的司法审查模式远不具有普适性,“原则上,只有在一个将公领域整体(das ganze öffentiliche Leben)都置于普通法院(ordentliche Gerichte)控制之下的司法国里,这种司法审查权或者说对诉讼做出裁判之法院,才能在宪法承认这些——由普通法院保障其不受国家(亦即立法权、政府及行政权)侵害的——市民法治国中之基本权、人身自由及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成为宪法的守护者。”〔[14]〕因此,在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意义上,司法审查的发生是极为偶然和特殊的。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有必要准确且全面地探明政治性宪法审查的产生脉络,尤其是其存在与发展机理,这不仅有助于夯实宪法审查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我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在认知上具有纠偏作用。笔者不揣浅陋,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和背景,考察和评析世界宪法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性宪法审查实践——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制度,并探究其宪法审查权兴衰的历史与逻辑,作为对政治性宪法审查的内部批判。

  

二、高等法院及其宪法审查权的历史由来


   (一)作为最高司法者的高等法院

   作为旧制度的产物及组成部分,高等法院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1178年正式定名为“Parlement”,〔[15]〕因常设于巴黎,故亦称为“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在1250年至1252年间,法王路易九世从御前会议(Curia regis)中正式分出高等法院,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充当全国最高上诉法院,受理大领主领土内的各种申诉。伴随着王权的不断扩张,高等法院的规模、职能与政治影响持续壮大。

   由于巴黎高等法院管辖事务日益庞大,渐有难当重荷之势,因此为减轻其负担,从15世纪开始图卢兹等地曾先后建立过13个高等法院。这些外省的高等法院常被视为巴黎高等法院的分支机构。一方面,巴黎高等法院与外省高等法院之间有一定的管辖权分配,前者管辖法国北部为主的大半个法国的案件,另一方面,巴黎高等法院也作为上诉法院受理来自外省的申诉。因此,尽管部分外省高等法院(如波尔多高等法院)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但都不如巴黎高等法院那样举足轻重。向来研究高等法院者,均以巴黎高等法院为圭臬。

   巴黎高等法院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内部机构,择其最主要者而言共有三类法庭:一是诉状审理庭(Chambre des Requêtes),负责受理和答复所有诉讼,它最终成为审查下级法院提交的诉案的审判机构;二是调查庭(Chambre des Enquêtes),负责调查和整理案件资料,后来也受理来自Baillis、Prevots等下级法院的上诉,巴黎高等法院在案件较多时曾设有5个调查庭;三是大法庭(Grande Chambre),也是最高法庭,除法院的专业成员外,还包括很多贵族,大法庭有权批准其他法庭的判决,负责讨论国家事务以及最高法律问题,在1788年巴黎高等法院解散时,其大法庭由42名成员组成,其中1名庭长、4名资深副庭长和37名法官。前述法庭构成和职能分配表明,巴黎高等法院是特殊的司法机关,尤其大法庭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颇似英国议会的贵族院。

   (二)从以国王之名的司法者到国王法令的审查者

   高等法院在产生初期以国王之名行使司法权,并无任何宪法审查的职能。但自从在路易九世统治时期脱离王权体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高等法院逐渐反转,演变为某种意义上的王权审查者。在14世纪初,国王“建议”高等法院注册他的行为,〔[16]〕1303年3月颁布的一项国王法令在第21条规定,“建议执行官不要执行与法律相冲突或者难以执行的国王法令”,〔[17]〕但国王并未认为自己的行为必须注册,也不认为其行为的效力依赖于注册,然而,注册程序很快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管控功能,因为法令中的前列表述很容易被理解为关于国王法令之效力的看法,并被高等法院所援用。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390年,终于出现了史料记载的首个拒绝注册与谏诤的案例:高等法院拒绝注册查理六世向圣母院授予特权的行为,理由是这不仅有害于国王而且违反法律。在1392年,查理六世以“钦判敕令”(lettre de jussion)命令高等法院予以注册。高等法院继续抵制,在谏诤中提出国王的行为没有在正常的御前会议上通过,并且也不符合国王的荣誉。最终,国王亲自出席高等法院,强制法院通过了注册决定。在此之后,注册(registre)和谏诤(remonstrance)逐渐发展为宪法惯例,高等法院也相应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王权审查者。

   从以国王之名的司法者到国王法令的审查者,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其转变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激发了无数学者的兴趣,但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致的答案。而史籍除了能够帮人们追溯到1390年的案例,没有提供任何确凿无疑的原因。比利索教授推测,“可能是基于国王的正式邀请,或者出于法院自身的愿望。”〔[18]〕弗朗索瓦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国王看到了谏诤的好处,而谏诤的普遍特权则趁机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19]〕除了国王与法院的主观意愿外,长期的注册习惯、法院的职权扩张、法院作为咨询机关的传统以及法院与国王的权力对比变化等等,都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便利。

   (三)作为宪法审查的注册和谏诤

   根据王国的历史传统,国王所欲颁布的法令必须经高等法院注册,否则便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此外,国王若欲修改法律,也会要求高等法院检查草案并呈报意见,正式的修正案也要像法令一样在高等法院进行注册。如果高等法院认为提交注册的法令或修正案违反王国的法律或基本法,则会拒绝予以注册。此时,按照惯例,高等法院就必须以谏诤书(lettre de remonstrance)的形式向国王说明拒绝注册的理由。对于法院的谏诤,国王可以接受,也可以通过钦判敕令要求推翻法院的拒绝注册决定。但即使国王发出钦判敕令,高等法院仍然可能拒不从命并再次谏诤,此时,国王可以采取一种最终性的反制措施——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即国王亲自出席法院并开庭从而强制注册自己的法令。例如,路易十三在位期间(1610年至1643年)共举行过20次御临法院会议,其中15次要求注册新法令。〔[20]〕除御临法院外,国王还可能在极端条件下签发逮捕密札,逮捕和流放法官从而在肉体上扫除反对者,但这种粗暴的法外手段会引起整个法官团体的极力反抗。

对于注册和谏诤的性质,我国学术界长期囿于阶级斗争论的视角,仅将其视为高等法院对抗国王的政治工具。〔[21]〕这种看法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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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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