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胡耀邦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5 次 更新时间:2017-05-19 12: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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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内容简介:1978年4月,在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重要活动。这次大讨论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迈出了正确认识“文革”的第一步,直接触及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大讨论不仅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而且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不仅关系到被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以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但是,“十一大”仍然坚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称其“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 “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

  

   在总体上要肯定文革,在具体问题上又要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反映了“十一大”在历史转折上的过渡性特征。如当时反映最强烈的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一方面强调“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审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这是相互抵牾的。

  

   “十一大”还提出了研究党史,特别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3]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对应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主旨上说,“十一大”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要“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4]

  

   要清理文革的遗产,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全党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种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这个任务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的。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首先以实践标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历来是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文革”中更是严重祸乱之地,属于“斗、批、散”[5]的单位,连校舍也被军队占用了。在中央党校复校时,教学人员严重流失,整个校园残破不堪,后勤管理一片混乱。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履新。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开设课程有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不到半年时间,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学方案,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原著选读本。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来到教研室讲话说:“这半年我们打了两仗,一个是整顿和加强党校,一个是搞了一个教学计划和(开学)讲话”。[6]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最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7]在“文革”中,一部中共党史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充满了错谬和谎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尤其不知所以然。这些历史问题不澄清,不仅影响到许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能不能走出文革,开辟新道路的大政方针问题。历史问题的正本清源,是拨乱反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十一大”提出的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是把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强调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当时,中央还曾想要中央党校筹建一个党史研究室,地位高于其他教研室,承担修史的工作。[8]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修史的问题:“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胡耀邦对编修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了编修党史的问题。随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了修史的工作: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要求大家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9]当时共产党国家的修史样板是苏共中央搞的《联共党史》。胡耀邦提出:我们要编写比《联共党史》更好的一部中共党史。当时,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还整理了苏联党史编写出版的情况,以及斯大林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刊登在1977年8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7期,为党史编写和党史教学提供参考。

  

   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最大事情,还是如何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问题。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文革一开始,团中央首先受到冲击,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他的副手们是最早被打成“走资派”的一批干部。十年文革期间,胡耀邦经过无数场的群众批斗会,戴高帽,蹲“牛棚”,做检讨,清算“罪行”,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林彪事件后才被“解放”出来。“四届人大”后,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力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文革的帮派分子作斗争,成为全面整顿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作为右倾“典型”,再次遭受批判,再次被打倒。经过十年的风雨沉浮,胡耀邦对这场运动已有了充分认识。1977年8月下旬,胡耀邦指导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他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过后不久,胡耀邦与《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几个同志谈话,气氛很随意,有人问他: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冲口而出:“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蒙的“内人党”冤案和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10]

  

   然而,要真正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问题。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的政治禁锢和长期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能够冲破思想牢笼的人是很少的。在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教学准备工作中也有相应反映。主要集中是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共党史的教学安排,要不要讲文革这一段?二是如果要讲文革的话,应该怎么讲?

  

   关于要不要讲的问题,一种意见是知难而退,主张十次路线斗争,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试图绕开文革这个难点。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意见,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1]

  

   关于如何讲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学习“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讲十次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领导人作几场报告。[12]眼看开学在即,党史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听取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同志反映说:当前教学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教研室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即使是后一种,也是要依靠外援的: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党史定本,请中央其他部门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等。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就如何搞党史教学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批评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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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天香还魂草 2017-05-25 19:29:51

  胡温后期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孔子像,这实际上是以此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行动,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是否要否定“五四”?
  
  其实,高层绝对没有否定“五四”的意思,而是要解决非常严重、切迫在眉睫的人格堕落问题。党的高层对于党的骨干群体人格堕落的程度看得非常清楚,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不到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于是不得不从已经被第一代共产党人批臭、并埋进了棺材的孔儒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
  
  真是历史的讽刺!

日新月异 2017-05-25 16:36:05

  胡耀邦功勋卓著,永垂不朽!

老崔骨子 2017-05-25 09:23:24

  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没有民主,铁板一块,注定了历史悲剧会一次次重演。集体性的献媚、服从,人格蜕变与堕落,这是宿命。

天香还魂草 2017-05-21 23:47:38

  胡耀邦最后几年所遭遇的,不过是再一次遭遇了高层集体性的人格堕落而已。党国体制内在的逻辑法则注定了事情必然如此,注定了逆淘汰机制是大概率的和常态的。

天香还魂草 2017-05-20 23:49:25

  由于革命党骨干层集体性的人格堕落,那么,这个群体里产生出来几十万名贪官、贪腐金额数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数亿元,并且一边贪腐一边升官、贪得越大升得越快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面对社会现实,体制内的“理论家”们表现出来的理论思维能力如此肤浅、麻木与迟钝,让世人看得起才是怪事!

天香还魂草 2017-05-20 21:41:07

  那一次党代会上数千名代表举手通过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这个事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个拐点所昭示的意义是:革命党的骨干层 已经完成了 集体性的人格蜕变与堕落。具体地说,当权力与真理之间发生对立冲突时,革命党的骨干群体选择了 抛弃真理 并倒向了权力。
  
  
  这个群体对自己的人格堕落讳莫如深,而为自己涂脂抹粉时则不遗余力,表扯什么反思不反思的,没P用!

天香还魂草 2017-05-20 21:13:49

  反思的结果就是:从毛太祖一人的领袖专制 演变为 从上到下每一个权力环节上的“一把手”专制。“三公消费”每年数千亿甚至超万亿就是“一把手”专制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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