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0 次 更新时间:2017-05-17 15: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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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法治中国建设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法律是治国之重典,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碰触,等等。这些法治话语深入渗透在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中,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凝聚着法治的中国经验,饱含着法治的中国元素,彰显了法治的中国精神,描绘了法治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必将打破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支配地位,消解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影响,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法治话语权和影响力。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法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比较小。尽管我国是法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尽管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频繁,但是总体上仍缺乏与国际法学界平等对话的足够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在全球性或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很难参与国际学术前沿问题的讨论,更难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或观点,而主要是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很少有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国外出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当前的对外学术交流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而较少向世界输出中国自己的知识、理论、方法,因而总体上仍是一种从西方向东方的单向知识引进运动。尽管我们的某些学术观点可能也为国外学者所注意或引用,但仍然没能产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在国际思想市场上进行较量与竞争。代表时代高度的法学学术大家、学术流派和学术群体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且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穿透力的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还不能与西方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平起平坐,更无法消解法学的西方中心主义。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关键是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善于提炼标识性、融通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例如,我们反对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否认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鲜明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使我们在价值问题上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为我们树立了融通世界话语的典范。

   4.构建法学人才体系

   对法学人才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第一个方面是法学研究专门队伍。包括五路大军,即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和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军队院校等的研究力量。建设人才体系首先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习近平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具体到法学学科,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这些高层次人才队伍包括: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重点高校文科资深教授、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青年“长江学者”、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等。

   中央最近出台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规划纲要》都对人才体系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定。

   第二个方面是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亦即法学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搞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源头是法学教育,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所以,要推进法学教育改革,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良好制度环境、理论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氛围。二要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并从制度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考场、进头脑。三要深入实施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四要推进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五要切实抓好法学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打造一支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

  

三、中国法学体系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说明中国特色不是刻意作秀,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也不是自说自话的特色,而是让世界认同的中国特色。应该说,中国特色就是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法学体系的中国特色应体现在四个方面。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多个存在形式,诸如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创新理论,也包括经过实践检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同时,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2.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

   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中国化形成的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和国外法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明显标志。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有许多超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例如,注重法律的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和合;善于通过人文精神对社会成员心理和观念世界的整合与引领,来维系和范导整个社会;注重礼法互补,主张德治与法治并存,强调明德慎刑;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张以法为教,强调法律的任务不仅是“禁暴惩奸”,而且要“弘风阐化”,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注重治国者、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为官者、执法者要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发挥以吏为师的榜样作用;注重法律的综合意义,主张对法律条文和典籍从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上予以解释和注释,法律的实施不能就事论事;注重变法促进,强调通过变法革新来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加强了法律文化研究,在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和扬弃,把那些能够与以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公平、人权、法治、和平、秩序、效率为内容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文化传统融入到了社会主义法治之中,使中国法治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浑然一体。

在法学体系民族性构成方面,当代中国法学家和法律人拥有百年不遇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法治路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确立,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稳步前进,权力监督不断加强,普法教育蓬勃开展,法学教育突飞猛进,法学的国际化显著加速。我国积累的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建设经验,是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土资源。立足中国经验和本土资源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体系构建,将是中国法学摆脱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依赖,创造自己的理论的天赐良机。中国法学界一定能够不辱使命,从中国的法律生活和法治经验中提炼出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论,以之来观照、解释和批判中国法律发展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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