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贤能、代表与大众民主的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17-05-15 08: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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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加拿大裔政治学者贝淡宁教授执教清华,2017年初出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在中国学术界构成一个重要事件。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颇为吝啬节制地肯定中国体制在“国家能力”上的原创性与制度效能不同,贝淡宁以《贤能政治》一书为中国治理体制提供论证与辩护,在中西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贝淡宁坦言,中国的贤能政治比选举民主更适合自身,也有值得西方借鉴之处。这样的理论路数和基本结论大体可以归入“中国模式论”范畴,若是出自中国本土学者之口,以当下国内外知识界之“政治正确”氛围,估计将很难立足。但这一理论出自“洋和尚”之口,其实颇值得学界和社会认真对待和反思。

   认真对待“贝淡宁命题”的理由,不仅仅在于中国模式本身需要严肃的社会科学解释而不是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臧否,更在于选举民主在西方已然呈现某种颓势,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未能带来持续稳健的理性政治,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双重冲击波对西方民主神话的“刺穿效应”仍在发酵。如果我们再扩展视之,以美国民主为基本样式的发展援助工程遭遇了大量“失败国家”的负面实例,其后果以受援国政治秩序崩溃及难民危机的反噬现象而呈现,成为西方民主输出直接而现实的政治负资产。

   但西方民主自身的实践挫折及其扩展秩序的紊乱并不自然证成中国贤能政治模式的全部合法性,中国也不可由此而从“制度自信”一跃而成“制度自负”并遽然中断对西方的学习。从全球化方法论来看,中国的大国崛起与世界性成长必须以充分有效吸纳西方现代文明基本要素为前提,走一条“学习超越型”道路,而切不可落入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共同编织成的“帝国式”自负深渊。我们要严肃思考的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如何平衡自由与秩序及重建必要的美德政治,防范大众民主异化为僭主政治。这是西方的现实命题,也是中国改革需要预作储备的规范知识。

  

  

   民主放纵与僭政威胁

  

  

   约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一书中曾慨叹道,几乎所有的古典哲学家都与民主为敌,其中尤以柏拉图为典型。基恩怀着对民主的考古热忱去发掘西方民主的东方根源,悲悯于民主在古典世界命运多舛甚至“消失一千年”的坎坷历程。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普遍与民主为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作为“好东西”和“普适价值”的民主为何不受待见?民主本身具有何种力量及其根本缺陷?这些涉及民主价值的根本问题在人类政治创发之时就严格煎熬着第一流的哲人心灵,至今亦或获得真正圆满的解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对民主的尖锐批判,涉及对民主的精神分析与政治走向的预测。柏拉图生活于希腊城邦的“礼崩乐坏”时代,属于文明内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悲剧的“苏格拉底之死”彻底刺激和挑战了柏拉图对于希腊城邦民主的基本信仰,暴露了民主对美德和智慧的精神性排斥,于是柏拉图背向雅典而发出“天问”,试图构建一个基于美德的城邦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不同美德类型将政体分为五类,依次排序为:王制(贵族制)爱智慧;荣誉政体爱荣誉;寡头政体爱财富;民主政体爱自由;僭主政体爱快乐。柏拉图认为政治中的至高美德是对城邦的热爱和奉献,“哲学王”是这种大德大爱的化身,是政治正义的灵魂。不过现实政体总是打了很多折扣,人们因为欲望和野心,很难长期聚焦和服从于“哲学王”的美德统治,而是将自身爱欲不断外化为集体行动而导致政体不断衰变。其中的民主政体就是整个城邦美德败坏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不以城邦公共利益和共享美德作为政体精神,而是推崇一种相互承认的欲望合法化,以平等之名解放一切,推行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一切趣味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社会结构扁平化,公共生活平庸化。民主政体下的自由变得没有共同质地,而表现为一种程序原则,一种对所有趣味和取向的承认过程,这使得共同体的美德变得极其稀薄,对欲望的规训也将不再可能。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曾考察过希腊民主的“同性恋”根源,而当代美国最高法院已然裁判同性婚姻合法化。这种无原则、无节制的普遍相互承认,与美德政治所追求的同质性和共同道德约束背道而驰。民主政体以自由平等之名而演变成了人类欲望普遍合法化的“漂白”机制。

   问题是,如果民主政体止步于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式的和乐状态也就罢了,但实际上这还不是政体衰变的终点。根据柏拉图的政治精神分析,民主政体中包含的自由放纵因素早就埋下了走向僭主政体的隐患。民主政体在程序原则上承诺一切趣味平等,引入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的自由市场,但实际上市场又是有竞争的,野心家和“城邦雄峰们”总是会炮制话题、巧言令色、蛊惑人心而使得某种特定的人及其欲望成为大众的偏爱和追求,恶俗与重口味的立法及政策在“潜在僭主”的提议和示范下受到追捧,民主在民粹化过程中迎接“僭主”的到来。僭主政体为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还会进一步利用大众民主形式来摧毁传统与秩序中的美德残余,并在统治巩固后以“人民”名义分化瓦解原初的人民共同体,制造和消灭政治敌人,实行威权统治,渐然窒息政体自由之光。民主政体最终在欲望的刀光剑影中彻底丧失了美德之根与自由之源,进入黑暗的僭主政体。

   “民主政体僭主化”是悬在西方民主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那么为何美国民主可以较长时间得到保持?托克维尔的答案是:自治精神和法治传统。特朗普当选使得美国知识界与公民社会高度警惕,除了法官依法抵制其移民禁令之外,更有学者撰文分析其“僭主”特征,美国民主开始了“反僭主”的自我净化。民主是一种高级而脆弱的生活方式,需要严格的制度与社会保障网络,这种保障是历经岁月更替与政治博弈而成就的,并非可以简单习得。民主输出的败笔在于其急功近利,以民主选举替代民主保障条件,于是便会出现“民主政体的僭主化”现象。

  

  

   主权在民与治权在贤

  

  

   柏拉图的哲学清醒有时颇让人恼火。这位固执而睿智的古希腊哲人站在美德理性一端审视和批判现实政体的精神缺陷,对民主政体毫不留情。有人批评柏拉图是西方极权主义鼻祖,但这种批评很难切中哲学要害,而主要是一种基于当代流行之民主意见的政治化表达。柏拉图提出的政体衰变难题成为后世政治思想家普遍分享和回应的问题意识。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政治的本质到底是美德理性还是大众意志,这是政治哲学最困难的地方。大众民主理论对“一人一票”的合法性论证主要是基于一种普遍化的道德平等及政治的同意伦理,但无论是平等还是同意,都无法严格保证决策的理性。比如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50.6%的脱欧派是否真的代表了该项决策的理性一方?是否周全考虑和反映了英国的公共利益?如果是,为何很快出现了留欧派的大请愿、英国法院与议会的复杂辩论以及英国知识界的深切忧虑?此外,意大利宪改和土耳其宪改均寻求公投,但公投是否可以作为理性政治的根据?

   若从政治哲学上严格推究,这类大众民主的投票,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都与政治的美德理性无关,而是精英集团之间的一种政治游戏:其一,作为一种人民授权机制,为后续改革提供终极合法性;其二,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有力武器,否定对手的政治立场,剥夺对手的政治利益。既然大众民主与政治决策理性并无直接关联,而主要是一种共同体授权与政治论辩策略,那么政治决策的理性就需要另外的程序和机制来加以保障。这里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政府的本质问题。在民主历史上,大众直接民主的存活周期不长,表现亦欠佳,较为成熟的民主模式是代议制民主。这一民主模式成熟于英国。

   那么,我们来看看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怎么看待代议制政府中的代表与大众?在宽泛的意义上,民主政治就是将个体自由意志整合进整体权力架构与决策之中,一人一票的选举或决策是最为直接的形式,但往往陷入激情冲动与不可捉摸,也容易为野心家蛊惑,导致对共同体利益的严重偏离及损害。代议制的好处在于,选民只负责选择代表,而代表们组成政府进行实际治理。这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政治组合: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英国在历史上并不接受严格的人民主权,但其代议制及其民主选举程序隐含了某种人民主权观念,今日之公投程序的引入更强化了人民主权在英国宪制中的地位。柏克对大众民主显然并不热心:其一,他本人虽然长期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但其议员资格主要来自于恩主之“口袋选区”的包办操作,而不是真刀真枪的拜票选举;其二,柏克属于保守派,认为议员代表是“自然贵族”,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并非委托指令关系,而是实质化的精英代表关系。

   柏克在处理议员代表与选民关系上的实际作为可能让人大跌眼镜。他曾作为布里斯托选区的议员进入下议院,但他在下议院的提案和辩论较少涉及该选区利益,甚至在该选区选民来信请愿时回信严厉驳斥。柏克颇为深沉亦不乏骄傲地宣称:

   “但是他不应当将其公正的意见、成熟的判断和启蒙的良知牺牲给你们;也不应当牺牲给任何一个人或任何在世的一群人。他的这些禀赋并不来自你们的喜好;不,也不来自法律和宪法。它们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他应对这些禀赋的滥用深深负责。你们的代表欠你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勤勉,更是他的判断力;如果他将自身的判断力屈从牺牲给你们的意见,那么他就是在背叛你们而不是服务你们。”

   这就是柏克的“实质主义精英代表”理论。在如今的大众民主政治环境中,这样清醒而不乖巧的言论无论理性基础如何,绝对是票房毒药。这样的候选人也绝对会受到选民的抛弃。与柏克之民主代表观相对立的是19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形式主义程序代表”理论,一种大众民主时代内含民粹气质的政治风格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效果:大众民主时代的政治家,一方面极其媚俗和民粹化,唯民意是从,另一方面则极其不负责任,缺乏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也缺乏说服大众的意愿和能力。选举民主以周期性为游戏特征,做不好就换人更成为家常便饭,但谁为在这种游戏中失去的代表责任及共同体发展利益负责呢?下台并非最好的问责,真正的责任是政治家的代表自觉和内里的责任伦理。选举民主意欲建立一种政治问责机制,但却并未有效建立一种更负责任的政治伦理,而是诱导政治家以竞争选票和获取连任为最主要政治目标。当代政治家普遍丧失了柏克式的精英代表自觉,将自身的专业判断与心智屈从及牺牲给大众意见,但所有的后果却仍然是大众整体买单。

大陆新儒家承续古典“贤能政治”,力图矫正民主政治之弊。但这一阵营内部亦有不同主张,有偏于原教旨的蒋庆式“王道政治”,也有调和中西的白彤东式的“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更接近白彤东的版本,代表了一种关于中国理想政治模式的整合性想象。实际上,孙中山在思考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化方案时,曾以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相区分,对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加以分殊和保障,是颇有远见的。中国古典政治偏重于“选贤与能”,科举制就是其中一大制度陈设。钱穆亦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吸纳全国人才、提取多方忠诚的政治宪法效果大加肯定。贝淡宁以西学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中国政治中“尚贤制”的古今连续性,是坐实了“治权在贤”的中国模式。柏克式的“自然贵族”与中国式的“贤能”在功能与理念上均具有相似性,但也都受到后起之“形式主义程序代表”模式的极大挑战。“一人一票”在当今的民主世界几乎具有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优势,极大满足了所有群体平等参政和分享权力的意愿和欲望,将政治决策中的理性一面横加压抑。英国政治文化与宪制程序对公投的接纳,是其精英主义代表观的异化与突变,其在脱欧后的政治重建真实命题为如何重新激发政治精英的代表自觉并通过制度性努力抑制大众民主的激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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