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浴日:东欧剧变是如何发生的?

——兼论东欧剧变的特点、意义及关键环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3 次 更新时间:2017-05-14 12:39:40

进入专题: 东欧剧变  

邰浴日  
才最终导致了东欧集团各国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垮台。此外,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彼此不同的变革历程,而那些先行开启变革的国家对于后来者所起到的示范与影响,也同样值得予以重点关注。

  

   如果说东欧剧变的第一个特点是迅速的话,那么其第二个特点就是非暴力。在整场变革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避免了政权更迭时常常会出现的暴力流血冲突,并且转而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17]这就使其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拉开了距离。

  

   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系教授波佐克·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曾就本国的变革过程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进行了对比研究,进而指出了两者间的具体差别:首先,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从底层发起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然而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则显得更为复杂,是通过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掌权者与反对派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来实现的;其次,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暴力因素,或者至少存在着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与威胁,但是匈牙利的政治变革却自始至终都并未出现任何暴力因素,而且各方政治势力还都在极力强调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性;第三,以往的革命往往会呈现为新旧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对立,但是匈牙利的政治转型却呈现出某种更为复杂的面貌,即当权者(改革派与保守派)及反对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某种分化与角力;第四,以往的革命往往会强调对于民众的充分动员,鼓励其直接参与到革命的过程当中,但是匈牙利的转型却并非一味地鼓动民众的政治参与,普通民众也并未一直起着积极且直接的政治作用;最后,以往的革命往往意味着统治阶层的彻底替换,但匈牙利的变革却仅仅呈现为精英阶层自身的演变及流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换。[18]

  

   毋庸置疑,在参与推动此次变革的过程中,各方主体自然都怀抱着获得某种政治收益的期望,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其自身就必须要在下一届的议会大选中赢得选举。在经历了以往那种要么被取缔、要么大权在握的党国体制之后,各政党如今更期望能够确立起某种可以通过定期的公平选举来实现平稳政权更迭的政治制度。在该制度的安排下,任何政党都既有权利以民主反对派的身份参与到日常政治的运作当中,也有希望在未来的某次选举中赢得上台执政的机会。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摆脱了传统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零和博弈、乃至于双输的结局,而是转而确立起了一种能够实现双赢局面的制度性安排。

  

   总而言之,东欧剧变似乎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因此也亟需一个全新的概念来予以定性——如果仅仅从结果来看,东欧剧变实现了各国政治制度的彻底转型,无论是从一党制到多党制、从专制到民主、又或是从一元化到多元化,都无疑堪称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因而用“革命”来予以定性似乎也并不为过;但是如果从具体实现的过程来看,其又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显示出了极为明显的差别,因为多数国家此次都是诉诸开展政治谈判的全新方式来实现转型的,其间并未出现诸如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当局并取而代之的所谓“革命手段”。

  

   由此看来,东欧剧变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达成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因而堪称为一场“革命性的革命”(Revolutionary Revolution)。与此同时,这场变革也难免会令人联想到1688年的那场同样是以非暴力的方式确立起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以我们亦可以将之视为一场东欧版本的“光荣革命”。[19]这其中的关键环节及背后动因究竟有哪些,无疑值得我们予以重点关注。

  

   三、东欧剧变的关键环节及重点案例

  

   在前文梳理东欧各国具体变革历程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注意到,共产党当局与反对派组织所举行的圆桌谈判,可谓往往处于某种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首先,面对1980年代末愈演愈烈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道德危机,各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不同群体的分化与演变,而民间的反对派组织也同时得以逐步建立并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双方实现有效正式互动的需求也显得愈发迫切,由此便催生出了圆桌谈判这一独特的模式;此后经由圆桌谈判中的博弈与妥协,朝野双方才得以就宪法的重新拟定或是修正、政党团体的组建与管理、议会选举的日期与规则、以及新闻媒体的开放与管理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基本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从而提供出了一套替代性的制度方案;[20]而由此所确定的各项政治规则,则不仅会对参与谈判的各方主体此后的政治命运产生可观的影响,同时更会对该国民主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以及该制度未来是否能够得到完善与巩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言之,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安排以及各方政治势力在此后民主选举中的不同表现,对于各国后来所实行的私有化及市场化改革、以及对于所谓“转型正义”[21]的实现方式与力度,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22]

  

   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国家的圆桌谈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若是以历史重要性而论,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谈判则无疑是首当其冲。[23]波兰是圆桌谈判模式的开创者,考虑到当时各方主体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由此所生出的各项全新挑战,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突破性价值以及重要历史意义的。匈牙利作为第二个开启圆桌谈判的国家,虽然已经有了波兰的谈判先例可资参照,但是其国内反对派组织的弱小与分散,则无疑为朝野间实现有效的政治互动平添了一重新的障碍。虽然后来反对派阵营得以联合起来,以“反对派圆桌会议”这样一个整体的身份来面对匈共当局,但是其比之于团结工会所具有的诸多劣势依然可谓是一望便知,这便为谈判增添了更多的变数。然而匈牙利的谈判却最终达成了举行全面议会自由选举的协议,其突破性比之于波兰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局势发展更是间接促发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的剧变过程不仅堪称是一场通过谈判予以实现的革命,同时还更可谓是整场剧变大戏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那张最为关键的多米诺骨牌。

  

   至于波兰和匈牙利的剧变具体又经历了哪些一波三折,这就要留待以后的文章来予以介绍了。

   [1]以下简称为“波共”。

   [2]András Bozóki: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vii.

   [3]关于波兰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Wiktor Osiatynski: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Poland”,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1-68.

   [4]“反对派圆桌会议”成立于1989年3月22日,解散于1990年4月27日。

   [5]关于匈牙利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András Sajó: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Hungary”,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69-98; 又见László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6]事实上,早在1989年5月初的时候,匈牙利政府就已经拆除了奥匈边境的电子警戒系统以及带刺的铁丝网,虽然边界本身还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抱着能够穿越奥匈边界进入西德的希望陆续进入了匈牙利。截至9月初,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东德公民已经达到了6万人之多。而在匈牙利政府宣布开放奥匈边界的当天,就有6500名东德公民启程进入了奥地利境内。Norman M. Naimark: “‘Ich will hier raus’: Emig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3-84.

   [7]以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为例,其民众每逢周一都会例行发起一次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其参与人数从10月2日的1万5千人,逐级增加至9日的8万人、16日的15万人和23日的20万人,到了11月6日则达到了惊人的50万人。Norman M. Naimark: “‘Ich will hier raus’: Emig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2.

   [8]关于东德圆桌谈判的概况,参见Ulrich K. Preuss: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99-134.

[9]匈牙利电视台此前还播出了对于当年布拉格之春的主导者杜布切克的访谈,而匈共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负责人在8月初接受采访时就曾公开表示如今应当对布拉格之春中的相关问题予以重新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均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Csaba Békés: “Back to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8-1990”, in András Bozóki (e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东欧剧变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31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