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辛亥百年的思考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17-05-11 19: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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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在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从纪念与研究等方面对百年辛亥进行回顾、思考与展望,可以获取许多新的认识。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相似但又不同的发展历程,现今却出现了对某些重大问题如辛亥革命性质,由分歧走向趋同的现象。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注重整体性、综合性探讨,强调上下延伸和横向贯通,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关键词:辛亥革命;海峡两岸;回顾展望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迄今已整整100周年。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被人们忽略,相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与思考,仍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多新的认识。

  

   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关注和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距今已经二十五六年了,但却从未回想过自己当初为何会选择辛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现在想来,当初的这一选择乃是多方面的机缘使然。作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幸运儿,1977年我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习研中国近代史。时当“文革”结束后,长期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学术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层见叠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辛亥革命史则可以称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者队伍日益壮大,思路开阔,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大批富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受到史学界普遍关注,从而使得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

  

   由于辛亥革命史在当时已是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自然也会吸引我的关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已是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之一,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则是海内外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他与林增平先生共同主编、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被国外学者誉为“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身处这样一种研究环境之中,辛亥革命史当然也会成为其中每一个成员的研究领域之一。

  

   不过,我个人进人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最初是从参与整理和编辑苏州商会档案开始的,这可以说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特殊经历和契机。章开沅先生在研究辛亥革命史时,发现苏州档案馆珍藏的商会档案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即指派刚开始攻读硕士学位的我与马敏学兄到苏州整理商会档案。苏州是人文古城,小桥流水,风景怡人,而我们当时却有点“不解风情”,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档案馆里,日夜面对案卷灯影,后来编选出多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这一特殊经历,我较早时期的研究与成果基本都是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商人和商会的研究自然受其影响。在商会研究兴起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指多停留于“资产阶级的代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反被忽视。商会史研究确认商会是资产阶级的主体组织,从而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讨论细致化和实体化,也回应了当时国外学者提出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是否已经形成资产阶级,以及辛亥革命是否资产阶级革命的质疑。从此以后,近代中国商会史一直都是我主攻的研究领域,只不过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不断有所拓展。

  

   纪念辛亥百年的意义

  

   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有何意义?去年“双十”前夕,凤凰网专门推出了辛亥百年倒计时纪念专题网站,其开篇词即为“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并推出了对章开沅、张朋园、许倬云、袁伟时等海峡两岸四位学者的访谈。这四位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见解显然不完全一致,由此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好奇与兴趣。凤凰网还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也是“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可供选择的答案有:需要铭记革命的重大意义,需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需要还原历史中的真相,需要反思革命的160得与失,统战工作的需要,需要唤起人们警醒社会的各种弊病,其他接受调查的网民中,认为需要唤起人们警醒社会的各种弊病者占27%,比例最高;其次是认为需要铭记革命的重大意义者占20.2%,再次是认为需要反思革命的得与失者占19.1%;其他依次是需要还原历史中的真相占14.4%,需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占13%,统战工作的需要占5.4%,其他占1%。

  

   上列各种答案,均与“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的问题相关联,可以说从各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的很多答案也是人所共知,无需再作详细解释。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答案未列人其中,这就是传承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延续国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必然会伴随有自己的历史与记忆,这种历史与记忆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无法依靠政治军事力量消灭殆尽的巨大精神力量。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失去了自身的历史与相关记忆,距离消亡就为之不远了。历史记忆还需要不断强化甚至是不断建构,才能得以传承以起到延续国脉的作用。

  

   类似于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谓充分体现了面临内忧外患、存亡绝续危机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救亡图存进而寻求民族腾飞的优良传统,显然是非但不应忘却而且应该不断强化的历史记忆。此外,历史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仪式、庆祝、纪念活动。实际上,官方与民间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的纪念,在近代中国从未曾间断,工商业者也积极参与相关纪念活动,他们除了积极参与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之外,还为形塑整个庆祝纪念活动的浓郁社会氛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逢民国诞生的元旦、辛亥“双十节”纪念日,各家店铺门前几乎都会张贴大幅标语和对联,悬挂国旗、灯笼,商会还组织工商业者举行提灯游行,由此使各个街市乃至整个社会都充满了纪念辛亥革命的氛围,也使广大市民能够通过直观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记忆。

  

   可见,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并非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举动,而是历史的自然延续,由于今年恰逢辛亥百年,按照中国传统应该是“大庆”之年,所以才会与以往有所不同,各方面都更加重视。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对于维系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及其发展,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纪念即较为重视,1949年退踞台湾之后仍未中断,但50年代的相关纪念活动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图,即强调“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为其“反攻大陆”作舆论宣传。李登辉执政之后,“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逐步推行“本土化”政策。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掌政权,更是加速实施从政治到文化的“去中国化”政策,以至“中华民国”被视为“外来政权”,中国历史被视为“外国史”,与此同时则从政策、经费等方面大力支持台湾史研究,不再重视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纪念。这些举措,显然是为了割断台湾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悠久历史,以使“台独”逐渐成为现实。在此特定形势下,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可以加强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增强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国家认同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与看法,甚至包括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说法,这并不足怪。因为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时代早已过去,对许多事情存在不同的见解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不是肯定辛亥革命的看法,就都是错误的。不过,历史学家有责任对一些民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等方面给予解答。例如辛亥时期究竟是暴力革命还是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如果辛亥革命不发生,能否通过清王朝的宪政改革使中国顺利走上自强的道路?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与政治动荡,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吗?

  

   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史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迄至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学术专著以及工具书,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从1950至2010年这60年间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发展走向上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同样如此,两岸学者甚至还曾就个别问题进行过较为热烈的学术争论,其影响也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无论是台湾的“正统学派”还是大陆的“新正统学派”,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虽逐渐有所扩展,但仍然是先前受政治因素左右而形成的“正统学派”居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大陆方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多为政治因素所制约,强调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影响,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在I960年代初期,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到发展,尤其是1961年提交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涉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会党、张謇的阶级属性、辛亥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但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上却一直是以政治纪念中的基调作为主导。

  

   在研究主题方面,这一时期两岸的相关研究都是以辛亥革命重要人物为主,而且在作出评价时均难免溢美拔高之词。其中最为集中的即是孙中山,其次则是同盟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对于其他所谓非主流人物较少探讨,这一点在台湾更为突出。另外,海峡两岸史学界虽然都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各自的着眼点却有明显不同。台湾方面强调的是辛亥革命肇建中华民国与孙中山无可替代的“国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处处凸显国民党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大陆方面则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与港台学界看来,此种新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文革”期间“影射史学”大行其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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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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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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