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1 次 更新时间:2017-05-10 10: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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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中朝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朝关系,特别是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学界,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①笔者分阶段考察了自1919年朝鲜共产党建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到1928年10月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宣布不承认现存的各派朝鲜共产党之前,除了少数朝鲜革命者加入中共,中朝两党没有直接的联系和交往。30年代初,移居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陆续融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如在东北地区),或者以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名义接受中共领导(如在关内地区),所以也谈不上存在两党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和中国活动的朝鲜共产党人相继回国,并在苏共的帮助下建立起统一的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党才初步建立起某种组织上的关系。②

   1945-1949年,中国大陆和朝鲜北部同时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历史过程,这是此期中朝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然而,相关的研究大多是讨论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③,偶尔涉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简单地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北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且缺乏考证和分析。④笔者拟利用中国、朝鲜、俄国、美国的有关档案文献及史料,对此期中朝两党关系进行初步梳理。

   此时中共与朝鲜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战后不久形成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中共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共对华政策的变化,因此苏联因素在中朝两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地区)生活着一百多万朝鲜移民,中共队伍里也有大量朝鲜族干部和战士,作为跨界民族,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并存在较强烈的民族情绪,从而使中朝这对革命战友陷入了民族认同的纠葛。⑤这些政治、历史和民族的背景,构成了此期中朝两党关系的特殊性:无论是相互支持和帮助,还是难以避免的分歧和矛盾,似乎都不是公开表现出来的。总体感觉,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前,中朝两党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关于中国内战时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研究者通常都会谈到朝鲜援助中共、帮助中国革命的各种情况。金日成本人在其著作和回忆录中也多次讲述这一问题。⑥一些朝鲜作者对此更是赞不绝口:金日成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革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朝鲜部队“作为主力”给中国“指战员以鼓舞和勇气”;在国共内战的严重关头,金日成亲赴丹东(安东)出席辽东军区作战会议,“指明了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战略战术”;金日成还派了一个炮兵团援助中共作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1949年2月中共派人到平壤,请求朝鲜帮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金日成“欣然答应”。⑦尽管这些说法有很多夸张、吹嘘甚至虚构的成分,但朝鲜在中国内战时期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帮助却是一个基本史实。

   从地理位置看,东北对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提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是革命胜利的“基础”。⑧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便开始争夺东北。1945年9月24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建议东北局,应将主力部队集中“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⑨9月28日又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⑩在国民党大兵压境而苏联占领军出于外交考虑又不愿全力提供支持的不利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应对方针。(11)根据中央的精神,东北局12月15日提出,东北工作的重心是“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的巩固根据地”。(12)从上述指示的措辞变化便可以感到,中共对朝鲜可能提供的实际帮助看得越来越重要。的确,中共长期远离东北,突然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自然是缺乏根基、困难重重。率部进入东北后,黄克诚在1945年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中共及其部队在东北“七无”的情况: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13)

   1946年4月至5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苏联占领军陆续撤出,中共在东北面临严峻局面,建立巩固根据地已成当务之急。而在保障根据地军事、经济和社会供给方面,来自朝鲜的支持和援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质运输燃眉之急。”(14)东北局寻求朝鲜援助,主要是通过两种联系方式:私人关系和设置机构。一般来说,紧急的、特殊的事情都通过私人渠道解决,而办事机构则处理日常事务。

   金日成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并肩战斗并帮助过他的中国战友。(15)因此,原抗联教导旅(对外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特别步兵旅)旅长周保中及其抗联旧部便成为中朝两党联系的重要纽带。(16)金日成与周保中分手后,仍然保持着电台联系。(17)周保中第一次到朝鲜是在1946年3月,以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的身份要求朝鲜提供紧急援助,而金日成则专程从平壤赶到图们对岸的南阳与其会面。金日成答应:“凡是与中国战友将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将给予解决,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18)此后,周保中还派其夫人及战友王一知四次去朝鲜求援。其他抗联战友彭施鲁、王效明、姜焕周等也受各自所在部门的派遣,担任过这种联系工作。(19)

   中共东北局在境内和境外分别设立了与朝鲜联系的办事处。1946年6月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人到东满根据地口岸城市图们设立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保护通往朝鲜南阳的图们江大桥,保障交通运输通畅,负责过往人员安全保卫,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9月成立东北贸易总公司图们办事处,与东北局的办事处合署办公。11月东北局规定图们办事处为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及吉林军区的“代表机关”,饶斌任处长,其职责是“掌管对外贸易政策及对外接洽”,全力完成吉林省的进出口任务,兼管治安、海关及边境事务。1947年6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图们办事处。(20)1946年7月,东北局指派朱理治和萧劲光到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称朝鲜利民公司。当年9月萧劲光回国,朱理治留平壤担任东北局派驻朝鲜的全权代表。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朝鲜的交涉,撤退、安置部队伤病员;转移战略物资;沟通东北各根据地之间及与大连的物资交流;安排人员过境;采购军需物资;促进经济贸易往来;协同朝鲜做华侨工作。办事处还在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有4个分办事处。(21)中朝双方都很重视办事处的工作,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务省都为此投入了很大精力,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也曾亲临平壤领导商务谈判。(22)朱理治与金日成、崔庸健(崔石泉Choe Yong-gon)等朝鲜领导人来往密切,更经常与朴一禹(Pak Ⅰ-u)、武亭(Mu Chong)、姜健(姜信泰Kang Kon)等曾在中国战斗过的干部豪饮忆旧。就连驻朝苏军军官也喜欢到办事处来饮酒吃菜,联络感情。(23)

   经过对目前已广泛使用但颇为混乱的史料进行梳理、考证,朝鲜提供的援助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贸易的方式向中共提供急需的物资。双方的物资交流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上。朝鲜出口的主要是用于军事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以及机车、机器、桥梁材料、油料、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如1946年和1947年春,在山东活动的中共军队两次就采购420吨炸药、200吨哨酸、100吨丙酮、300万个雷管、120万米导火索和15万双鞋子。(24)中方出口的主要是粮食,以及烟煤、沥青和一些生活日用品。如陈云1946年11月指示,从1947年1月起,北满每月要向朝鲜发运2500吨粮食。(25)仅1947年至1948年,中共通过赠予和物资交换的方式,就向朝鲜提供了近5万吨粮食。(26)除此之外,在紧急情况下,据驻韩美军获取的情报,中共军队(如李红光支队)也派人私下过境,与朝鲜方面直接联系,用粮食换取军需物资。(27)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此期双边贸易总额的材料。

   2.在朝鲜境内为中共军队提供庇护所。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长春,切断了中共南满与北满的联系,10月在南满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28)中共军队被迫转移,但伤病员、家属很难随部队行动,大量物资更无法携带。为此,中共东北局只能求助于朝鲜。1946年11月,据中国研究者的说法,周保中派王一知第二次赴朝,请金日成帮助解决南满部队中2万多名伤病员、家属及后勤人员和2万多吨物资转移到朝鲜的问题。(29)朝鲜的著作还提到,金日成曾回忆说,因受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邀请,他亲自赶赴安东,经过会谈,同意接受中共部队的伤病员及其他人员。(30)但无论如何,中共党史资料显示,撤离安东前,“安东省政府已开始将大批军需物资和其他主要物资转移到太平哨和朝鲜”。(31)另根据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通化、安东失守后,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退到北朝鲜,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重伤员则住进医院治疗,直到1947年6月还有2000多人滞留朝鲜。中共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有2万多吨,往来都是动员朝鲜劳动党党员帮助搬运的。(32)不仅如此,除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中共安东地委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也全部撤到了朝鲜。(33)此外,朝鲜也成为中共军队作战不利时的避难所。例如,1946年6月,起义的国民党军184师被杜聿明部队追赶到鸭绿江边的辑安,无路可逃,直到朝鲜允许入境才摆脱困境。(34)据韩国独立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报告,“中央军进驻安东时,八路军约4万人进入朝鲜”。(35)另据美军情报的“保守估计”,“1万—2万中共军被迫到北朝鲜避难是有可能的”。(36)总之,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说得不错:“北朝鲜对南满来说是起了大后方的作用。”(37)

3.开辟交通线为中共转运物资和军队。从军事上讲,中共军队最善于运动战,而在东北大城市被敌占领、交通线路阻断后,朝鲜就成为中共物资和军队不可或缺的迂回转移通道。经过协商,东北局在朝鲜建立了四条水陆交通线:即安东—新义州—南阳—图们、通化—辑安—满浦—图们、大连—南浦和大连—罗津。(38)转移物资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兵工厂的设备,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300多车皮的机器和物资,就是从通化经图们和南阳转移到珲春的。此外,军工部的子弹厂、炼钢厂、化学厂也是先迁到朝鲜阿吾地,最后又搬到珲春的。(39)根据双方协议,朝鲜对转运物资只收不足1%的税款,运价也较便宜,有的还免交运费。遇到紧急物资,朝鲜甚至停止自己的客运。(40)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1月至7月共转运物资21万吨,1948年全年达30.09万吨。(41)关于中共军队进入朝鲜境内及调动的情况,驻韩美军情报中有大量反映,如“1946年8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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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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