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1 次 更新时间:2017-05-10 09: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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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进入新世纪,因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跑上海;每到上海,必拜访王元化先生。请安之外,主要是聊天:聊世界大局,也聊身边琐事,更多的是交流读书心得以及学界见闻。与王先生酣畅淋漓的交谈,是我每回上海行的“重头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中旬,刚在华东师大逸夫楼住下,便循例给王先生打电话。头几次没人接,终于有人接了,说先生外出一段时间。我一听就明白,虽有些伤感,还是心存侥幸,相信先生能熬过这一关。因很快就转赴香港教书,没来得及仔细打听先生的病情。

   好像宿命似的,好几位我十分敬重且较为亲近的师长,都是在我外出期间仙逝。等我讲学归来,已然物是人非。这一回也一样。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客舍看到王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匆促之间,只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此后两年,多次提笔,想谈谈我心目中的王先生,最终都未成文。

   近日重读《我的三次反思》,方才找到一点感觉。王先生称:“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的三次反思》,见《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前后,那时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最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段话让我沉吟良久。猛然间,脑海里蹦出一个词:“九十年代”。对于个人来说,三次反思都很重要;但放在思想史上,毫无疑问,王先生的第三次反思最有价值。我相信,日后史家谈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绕不开“王元化”,也绕不开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录”。能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留下某种不因时势迁移而被轻易抹煞的印记,这就是“大人物”。这一点,王先生做到了。

   在王先生《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对我来说,九十年代是颇为重要的十年。我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可这并不是夸大其辞。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候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因此,王先生将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探究且理解王先生这一反思的过程,本人的著述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在《清园书简》的“后记”中,王先生称:“我的《九十年代日记》记录了我的反思历程”;而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王先生又说:“这部日记取名为《九十年代日记》,它和去年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是姊妹篇。”本来,还应该有一部“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回忆录,因作者确实“感到了一种创作的激情从我身上迸发了出来”,立誓在完成《九十年代日记》及《清园书简》后,“完全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上去”。很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如今,我们只能借助《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1993)、《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清园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等,来悬想并重构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艰苦卓绝的“反思”了。

   从思想史或学术史角度,探究王先生的“九十年代”,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因缘际会,在这段时间里,我与王先生有过若干接触。从切身体会出发,描述我所见到的王先生,为研究者提供史料,这是本文的基本立意。记得王先生说过,在这个特殊年代,为了思想及学问的传播,不过多考虑版权问题。故王先生的同一篇文章,可能发表在不同报刊(有时繁简不一,有时未见差异),且收入好多个集子。为了还原历史场景,涉及我与王先生的交往,主要依据《九十年代日记》和《清园书简》;谈论专题文章,尽可能使用最早刊行的书籍。

   我与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缘于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项目一九八八年春天正式启动,很快因风云激荡以及王瑶先生的遽然去世而陷入停顿。依照惯例,国家社科基金管委会询问是否撤销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调整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六年后,署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乃王瑶先生敲定,实际完成的稿子未能达成此目标,以致有读者提出严厉批评。在该书的“小引”中,我说得很明白:“任何著作都有遗憾,而此书因主编王瑶先生的过早去世,留下的遗憾便显得格外突出。虽说王瑶先生再三强调尊重各章作者的学术个性,可全书的整体设计因先生去世而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却是无可讳言的。”

   王瑶先生去世后,此项目主要由我这初出茅庐的小讲师来推进,难度可想而知。课题组中,有人坚决退出,我只好另请高明;有人稿子不合适,我得委婉地提出修改意见。当然,也有很多温暖的记忆,比如,王元化先生的来信。

   记得是一九九〇年八月,我收到马白先生撰写的王元化一章,稿子不太合适,正愁不知如何处置,接到王元化先生来信,称马白的稿子同时寄给他,他看过,觉得不合适,理由如下:一是写成了评传体;二是“未突出我在文论方面所作的成果的剖析与评价”。这跟我的意见一致。问题在于,王元化这一章不好写,已经换了两次撰稿人,难得马先生临危受命,再全盘否定,我实在于心不忍。幸亏王先生十分体贴,说这事他来处理:“这次读了他的稿子,发现他未在我的《文心雕龙》研究上着笔,舍其(马本人)所长,以致写成这个样子,编在王先生遗编(自然现由您主持)中,实有愧对故人之感。我与马很熟,所以先征得他同意,再给您写信(免去您出面之烦)。”(见《清园书简》。此信日期有误,应为1990年8月17日)表面上是来信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帮我解围。日后读王先生《九十年代日记》,有这么几则: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得马白函,并附来为王瑶生前所定下的书稿一章。这一章是写我的。我按照编者所嘱自己去物色人,当时决定约请马白来写。现在稿子寄来,写得较匆忙,夸饰多于实际剖析,发表似不适宜。此事颇令我为难。”同年八月十七日:“寄陈平原信,谈马白稿子事。”八月二十八日:“得陈平原函”;“致劳承万信”。此章转请劳承万撰写,总算没有违背王瑶先生的初衷。

   最初王元化先生来信,鉴于马文不理想,建议取消这一章。我没有同意,原因是,以王元化殿后(按照出生年龄),乃王瑶先生经营此书的生花妙笔。当初提出将王元化作为二十家之一,课题组很多人反对,因在中国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领域,王元化的著述太少。王瑶先生之所以坚持,那是因为:“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在王瑶先生看来,王元化虽著述不多,但走的是一条新路,比起那些功力深厚但陈陈相因的著述来,更值得表彰。

   两位王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认识的,此后多有交往,但仅限于学术活动。王瑶先生病危时,王元化先生利用他在上海的深厚人脉,安排其住进华东医院,并多次前往探望,这点,让作为弟子的我们十分感激。日后在交往中,我才逐渐意识到,两位先生之所以惺惺相惜,除政治立场及学术志趣外,还与他们共同的“清华记忆”有关。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元化先生来信:“王瑶先生生前主持的项目,终于可以完稿问世,这是可庆幸的事。您能将出书的周折详细一点示知么?”(见《清园书简》)以先生之洞察人情世态,不难猜想我碰到的困难;记得我没有太多的抱怨,只是平静地叙述工作进展。但确实没想到,这书的正式刊行,会延至一九九六年。

   就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封信中,王元化先生对我和王守常、汪晖合作主编《学人》大加赞赏:“《学人》出版事曾听此间青年朋友说起。二三年来,文化急骤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忧心。但据闻京中学人仍在潜心读书,方使人觉得有些安慰。目前浮在面上的一些现象,实在可厌,但真正的学人却在踏踏实实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赖于他们。”那时,《学人》刚起步(创刊号1991年1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刊行),没有多大影响,先生迅速反应,且给予很高评价,这让我很感动,当即寄上集刊并约稿。于是,有了以下十分有趣的复信:

   我写了一篇论龚自珍考,寄给上海的许纪霖,请他寄您,我想以此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支持。但小许来信说,过去您曾跟他说过,老年学人的文章一概不登,怕摆不平,所以谁都不去约稿,他建议我交《读书》。这次回沪后,见来信要我推荐文章,您没说要什么样的文章,也没说到年龄限制,所以我一直不知您的编辑方针。《学人》全载中青年作品也好,这也是一种特色。读来信知道您几位一直在寂寞中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坚持把刊物办下去,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新朋友(读者),而不会像那些如过眼烟云的趋时的杂志,哄一阵就结束了,我为这个刊物默默祝祷,因为这是一份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力量。在南粤小镇我还写了一万多字的论胡适文。我读到过您的论胡适文,拙文刊出后希望提意见。(见《清园书简》。此信日期有误,应为1993年3月21日)

   王先生此信先谈如何在珠海度冬、读书并撰文,而后才是讨论要不要给《学人》寄文章。这当然是误会,我们再年少气盛,也不会一概拒绝老先生的稿子。名满天下的王先生愿意给稿子,我们求之不得。我当即打电话表示欢迎,于是,王先生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即将《读胡适自传唐注》寄陈平原。”

   不过,许纪霖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学人》前三辑,大都是我们同代人的文章。那是因为,创刊之初,希望不靠名人,自己打天下。另外,也怕约老先生的稿子,万一不合适,双方都难堪。因此,既未拒绝,也没主动约请。王先生对此策略表示理解和支持,反而让我们不好意思起来。其实,很多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特别愿意提携年轻人。

   《学人》十五辑,总共发表王先生三篇论文:即第四辑(1993年7月)上的《读胡适自传唐注》、第五辑(1994年2月)上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以及第十辑(1996年9月)上的《近思录》。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王先生来信,提及准备寄给我《清园近思录》的稿子,同时称:“我不赞成激进主义,并不等于就是保守主义。”(见《清园书简》)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来信,除告知稿费收到外,还有一段关于《学人》的感慨:“《学人》前途如何?有什么打算?此间一切如旧,乏善可陈。弟年岁日增,精力日减,打杂事多,想做的事做得很少。言路日窄,令人担忧。中国学术文化本极荒芜,不加扶持,反施压力,真不知是何居心?每念及此,悲从中来。”(见《清园书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有幸与王先生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会前会后,好几次深入交谈,大大拉近了我和先生在心理上及精神上的距离。说实话,此前很长时间里,我和诸多北京学者一样,将这位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视为“开明官员”,而不是学者或思想家。

   王先生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的日记对此有记述:“会后与陈平原谈天。陈氏王瑶高足,所办《学人》杂志内容扎实,不搞花架子,也不自我炒作。北方学界渐染海派习气,《学人》无此弊也。”而这瑞典之行的日记,后来以《癸酉日记》为名收入《清园近思录》,又以《斯城之会》为名收入《清园自述》。应媒体要求发表日记,既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不失时机地表彰年轻学者,如此好意,我自然心领神会。

其实,“斯城之会”日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六月十六日:“晴。上午十一时斯大盖玛雅女士来送我、陈平原、张志扬去机场搭乘SAS414航班飞机。飞机准时起飞,一小时后准时抵达哥本哈根。换机前有一小时空暇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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