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中国商会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步幅—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7-05-09 2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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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诞生于清末的商会,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全国性商会组织——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即使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对民间团体的独立发展设置了一些障碍,但商会仍然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四面斡旋,并且在走向国际舞台方面跨出了值得重视的新步幅。本文主要对中国商会参加国际商会以及首次出席国际商会会员大会的经过与表现,略作介绍和评述(1)。

  

   一、国际商会的成立

  

   国际商会正式成立于1920年6月,其发起则在1919年10月。时当欧战甫终,各国经济凋敝,种种重要经济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国际经济问题并非一国之事,与许多国家息息相关,如不通力合作,将难以谋求世界经济的复苏。特别是大战期间共同存亡的协约国,相互之间的合作精神在战后已骤见衰退,需要通过新的方式增强凝聚力。于是,“有识之士知国际经济之再造,非由各国之重要经济团体及个人集合讨论,共谋救济之道不为功”(2)。所谓国际商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对国际商会的成立尤感迫切。1919年下半年美国商会即发出倡议,延请主要协约国派代表赴美举行国际经济会议,共同讨论国际经济问题,谋求复苏经济的办法。为顺利促成此举,美国商会先前还派代表团赴欧洲,向一些国家的工商界和政界陈说利害关系。欧洲诸国由于均面临着同样的经济困难,因而对美国商会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和欢迎。

  

   但到同年10月,应邀赴美国纽约州大西洋城出席此次会议的却只有英、法、意、比四国工商巨子和金融界组织的代表团。尽管如此,此次会议仍成为促使国际商会诞生的一次重要预备会议。与会各国代表认识到,类似的会议此前也曾在米兰、波士顿、巴黎等地相继举行,均由于“缺乏一种永久组织以执行议决案件,故无若何成绩之可言”。有鉴于此,此次会议首先即议决创设一个永久的国际机关,命名为“国际商会”,并议定国际商会组织法的详细草案,另设起草委员会办理有关具体事宜,同时还决定于次年6月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庶几国际商会得以切实组织成功”。

  

   1920年6月,国际商会如期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美、英、法、比、意五国派代表团出席,“以美国一千四百商会之应声为尤盛”,法国国务总理也出席了会议。成立大会除通过国际商会组织法,还推选法国商业部部长格莱莽岱为第一任会长,此人在大战期间即因主张协约国经济合作最力而有“协约部长”之称,后又对“国际商会之创设,尤竭诚赞助”。

  

   国际商会成立后,成为代表国际间经济活动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因而有人称之为“国际经济联合机关”。其宗旨有以下5条:①包含金融、工业、运输、商业等国际商务之一切经济机能;②汇集并宣布与国际商业有关系者之意见;③改善国际商务状况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④增进各国商人及商业团体之交际与情感;⑤努力助成世界之和平与国际之友谊(3)。国际商会下设理事会、大会、各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主要工作方式是采取专家会议、通函表决法、开展经济调查和刊布调查报告等,另还有“其他随时发生之有用工作”。

  

   国际商会的会员包括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凡各国金融及工商各界之团体会社,无论全国或地方,如确系代表各该社团利益,无政治目的或营利目的者,均可加入国际商会成为基本会员。各国以营利为目的之个人或公司,如其国之经济团体已成为基本会员者,可被选为普通会员,并享有列席大会权和发言权,但无表决权。

  

   国际商会的成立,因起初主要由美、英、法、比、意五国列名发起,故“中立诸国,对此新创机关,颇存疑虑,以为或系协约各国对于中立国经济战争之一种工具”(4)。但不久,许多国家的工商界对国际商会的性质与作用有所认识,荷兰等中立国家也陆续加人。到1931年5月华盛顿大会时,国际商会的基本会员已有965名,普通会员更多至2467名。1932年,世界各国先后有经济团体参加国际商会者,巳达46个国家。德国也于1925年被批准人会。于是,国际商会成立后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中国商会的加入

  

   中国商会之加人国际商会,起初并非出于自身的行为,而是国际商会主动向中国商会发出邀请。国际商会成立不久,即比较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并希望中国商会能够加人。大约在1920年的下半年,国际商会秘书长、美国人杜莱盎(又译为杜利欧)就曾致函上海总商会,介绍国际商会的情况,邀请中国商会派代表参加1921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商会第一次大会,并请“加人为会员”。上海总商会曾专门讨论此事,认为中国系“国际团体之一”,国际商会是国际经济协调组织,“为商人国际地位计,为自身利害计,亟应一体参与”;但上海总商会也认识到,“惟人会者既系代表全国,本会仅系上海一部分之商会,自未便对外遽有所表示”(5)。因此,上海总商会遂决定将此议案提交全国商会联合会讨论。然而,全国商联会却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加人国际商会之事也因此而遭致延搁。

  

   时过近5年之后的1925年4月,在全国商联会第五次大会上,吉林总商会代表王文典提出“请将本会加人国际商会联合会案”,并说明国际商会是“团结各国商界之机关”,具有“维护各国公共之利益”的作用,中国“欲增进国际间之地位,保护在外之商权,似应与世界商界立于同等地位,吾华商界受世界同等之待遇,然后可以著著争先”,所以“有加人国际商会之必要”(6)。经过讨论,与会的许多代表对此举也表示赞同,但大会最后并未就加入国际商会做出正式决定。虽然如此,通过本次会议的讨论已有更多的工商界人士认识到中国商会加人国际商会的意义与作用,这应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1928年冬,国际商会会长毕莱利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王景岐,致函上海总商会,请中国设法参加国际商会。上海总商会以事关全国及国际问题,当即转请全国商会联合会办理。全国商联会乃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及外交部,请示办法;一面通电全国各商会,就是否有参加国际商会之必要这一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当时,国际商会之所以再次邀请中国商会加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中国“曾为大国,可为大国,将为大国”,迄未加人,乃国际商会一大缺憾。应该指出,这虽是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的因素。其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各国皆视其为在中国扩展自身势力的新机遇。“吾国频年战乱,商业未能有所发展,自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商民经济渐呈新机……外商对于将来之对华贸易皆以为将有长足之进展,且闻当局有借重外资、取给外资之议,尤视为有机可乘”。其三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对欧美诸国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欧美列强主动邀请中国加人国际商会,其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更便于在中国拓展市场。当时的工商界人士对此巳有所认识,“吾国素为各国对外贸易之重要中心,欧战以还,吾国市场尤为重要”。其四是中国商人的力量也已日趋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中国商会之所以被邀请者,虽有其他动机,然其最大原因,亦实由于各国目击吾国商界在吾国政治上、社会上已占伟大势力,知非与其联络,在新中国之商务必不能有所活动耳”(7)。《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也曾分析美、英、法等国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以后,需要外资促进建设事业的声浪很高,因而引起国际资本家的注意”;另一方面,“英美大资本家年来因东方投资事业尽为日本垄断,也想急起直追,再在东方市场谋一出路”(8)。

  

   但是,加人国际商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特别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工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人。加上国际商会准备于1929年1月组织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预备会议,议题均与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直接相关,中国更应派代表出席。收到全国商联会的请示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均明确表示,“应积极筹备参加”。同时,全国各商会“佥以不平等条约实为我国对外贸易不振之主要原因,国际商会既系各国商人及经济团体所集合组织,我国自应将此项重要问题,宣布世界各国商人,转促各该国政府之觉悟。故复电纷纷,均表示赞同”(9)。在得到上下一致赞成之后,全国商联会组织了一个“参加国际商会研究委员会”,并邀请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工商部驻沪办事处、工商访问局、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等各派代表参与讨论有关具体事宜。

  

   为派代表参加国际商会即将举行的“中国问题讨论会”预备会议,全国商联会还组织了“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筹备会”,主持参加中国问题讨论会预备会议之筹备事务。但因事出仓促,时间匆忙,后来未及从国内选派代表出席该会议,而是改请正在欧洲的夏奇峰和中国驻德公使馆一等秘书梁龙为代表,另请驻德使馆商务调査部主任俞大维为专门委员,就近代表中国商会出席会议,“是为我国参加国际商会之嚆矢”。在委派夏奇峰等人出席会议的同时,全国商联会也分电行政院、各部、省市政府和各铁路局,征集资料,以备不时之需。至1929年4月,讨论通过了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筹备会章程。旋即由外交、工商、财政三部驻沪办事处、银行公会、全国商联会开会数次,并推定盛俊等6人为专门委员(10)。是年7月,国际商会将在荷兰举行第五届大会,全国商联会推选由张嘉撖任主席、陈光甫为副主席的10人代表团前往出席。所需经费6万元,行政院照准由财政部补助半数,其余由全国商联会筹措。

  

   国际商会第五届大会之后,全国商联会又拟具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筹备会章程报请工商部备案,因未附上国际商会章程,奉批不准。1930年,筹备事宜无甚进展。至1931年中国国际贸易协会成立,经银行家林康侯力言国际商会地位重要,中国应该加人,“以图对外贸易之发展”,于是始将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筹备会改名为国际商会中国分会,积极进行。1931年2月7日,国际商会中国分会正式成立,推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会长,郭秉文为副会长,林康侯为秘书长,重拟章程报请国民政府备案,会址暂设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同时还报请国际商会承认。1931年5月3日,经国际商会理事会会议通过照准。至此,中国商会才正式成为国际商会成员之一。

  

   国际商会中国分会“以联络国际工商、促进国际商务为宗旨”,其具体职责包括5个方面,即代表中国工商业及经济团体谋国际商务之改良与发展;征集中国关于国际商务发展的意见,向国际商会提出建议;酌行国际商会议决案;应国际商会之咨询及对于国际商会之提案,予以书面表决;赞助中国政府增进各国之友谊,维持世界之和平。国际商会中国分会的会员也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凡中国与国际商务有关系之各省市区商会及重要经济团体,均可成为团体会员;凡属于上述团体会员之法人及自然人,经该团体会员之介绍,即可成为个人会员(11)。

  

由上可知,从1920年下半年到1931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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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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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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