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7-05-09 19: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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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辛亥革命后,商界中许多人士除政治思想和政治责任感的改变不甚突出之外,对其他不少问题的认识则出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变化;同时,商界的组织程度较诸清末也获得明显增强和提高。这些新的变化,均与辛亥革命有着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可以视为辛亥革命对商界这一重要社会群体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后商界的发展变化,又在许多方面产生了过去少有的新影响,其中既包括对商界自身的影响,也涉及到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迁的诸多层面。

  

   关键词:辛亥革命;商界;发展演变;社会影响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无疑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多年来,史学界曾就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彩响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相关的成果。但是,关于辛亥革命对当时在社会上颇为活跃的一些社会群体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迄今仍缺乏比较深人集中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商界这一重要社会群体的影响也鲜有专门研究成果问世。因此,本文拟就辛亥革命后商界出现了哪些发展变化,这些变化有何社会影响,与辛亥革命又有何联系等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论述和分析。同时,也希望从过去研究甚少的新视角,就某一个侧面更进一步探讨辛亥革命的作用与影响。

  

   ―、辛亥革命后商界思想观念的新变化

  

   在思想观念方面,辛亥革命之后的商界人士与淸末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对商人社团的社会地位、独立性、自治权利等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髙。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民初海内外商会共同抗争北京政府所定新商会法的过程中已有集中反映。

  

   例如商会之所以坚持要求北京政府按照工商界的意愿,在新商会法中确认以往沿用的商会与官厅之间的公文行文程式,即是为了维护商会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因为新商会法规定商会对各级地方官厅行文一律用“呈”、“禀”,地方官厅对商会则用“令”、“批”,尽管北京政府农商部曾解释官厅“令人批人”非为专制之意,用“呈”也非为“牛马奴隶之意思表示”,但商界人士却充分认识到行文程式之变,绝非单纯的公文体制之变,而是关涉商会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的重大改变。有的指出:照此规定商会必将被贬为行政官厅的属员,使各级行政官厅“微员末职皆得令之,上下攸分,诸形扞格,商情何由而达!商会安有?”(1)有的更进一步阐明:商会所办各事均须禀报地方官,“直将商会隶属县知事以下”,“则设立商会实不足轻重”。(2)这表明当时的商界人士意识到商会独立性与社会地位的改变,一方面涉及到商会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商会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因此不能不力予维护。而在淸末,商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没有达到如此髙度。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后的商界人土还认识到必须协力维护自身已莩有的自治权利,因为仅有独立性和社会地位,没有实际权利,商会仍然形同虚设,无法真正广泛地发挥作用。所以,不少商会以过去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指责北京政府“薄视商会,抑压商权”,“殊失保商本旨”,并表示“商务权誉攸关,本会势难遵从”。(3)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后的商界人士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态度和行动都是比较坚决的,这较诸清末应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其次,当时的商界人士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其具体表现是一部分商人已意识到:个人必须依附于社会,否则就难以生存;社会虽有其独立性,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国家,而且需要国家的扶植。《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刊登的《发刊词》即曾阐明:“个人必须社会而生活,社会必有国家才稳固”;如果没有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造成“各种事业只为强者所专有,社会是个不完全的社会,个人是个不完全的个人”。因此,他们希望国家与社会形成一种协调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元气未复,各种事业皆在草创之初”,只有国家根基巩固,实行保护政策,才能使“经济界有生机,各种事业方能就绪”。不难理解,辛亥革命后的商界人士是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这一新的架构体系之下认识国家的作用,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对官府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再次,辛亥革命后的商界人士对法律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商法对保护工商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更为显著。在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工商部召集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上,与会的商界代表即指出民国建立之后,已续订刑事、民事两法,而“独于商事尚付缺如”,实为一大缺陷,为此强烈要求政府“参酌中国工商习惯,速订商法、公司律,颁布施行,以资遵守,俾固有之工商可以逐渐改良,而后来之工商自能及时兴起”。(4)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又在其所办机关刊物上连续发表专文,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明中国无商法导致商人财产得不到保护、商业关系难以调处、信用机关无法建立、航业主权沦归外人等四大弊害,最终使中国的“商业衰败,一日不如一日”。因此,“商业没有法律保护,是万不能发达的”

  

   (5)不少商会的领导人更深知法律对民间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图争取实施有利于民间社会独立发展的法律法规,以便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至于与商会命运直接相关的商会法,各个商会包括海外的中华商会更是甚为重视。诸如当时有的商会所说:“商会之设,当不外以振兴商务、保护商民为两大宗旨,商会法为商会之命脉,善则全国蒙福,劣则全体失败,可不慎欤!自新商会法颁布后,详绎条件,限制綦严,取缔愈密,商会之权力,几至剥夺靡遗,全国商会当群起力争。”(6)上述认识,较诸淸末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然则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后商界的思想观念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同时也有变化很少或是未变之处。例如,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与清末相比较已呈现出新的气象,民主共和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但在商界中除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商人的政治理念却并未明显增强,对政治的淡漠和缺乏政治责任感的状况也无明显改观。在民初,“在商言商”依然是大多数商人所信奉的基本原则。梁启超曾在民元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针对商界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这一缺陷,指出“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对政治漠不关心;他还阐明“一国之产业未有不与政治相关系者,政治不良之国,产业必永无发达之一日”,如果“今日最占势力之”工商界,能够改变在商言商的旧习,积极“加入政治活动之中,则工商业未有不发达,而政治亦未有不发达者”(7)。但是,梁启超的这一希望在当时实际上却难以实现。

  

   综上可知,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商界人士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特别是对维护商会的社会地位、独立性、自治权利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法律的作用等问题,都获得了不同于清末的新认识;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商人政治观念淡漠和政治责任感不强的状况又无明显改变。事实表明,商界思想观念无论是变化的部分,还是未曾改变的部分,都对当时商界的种种社会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后商界组织程度的提高

  

   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某些变化之外,辛亥革命后商界的另一发展变化,即是组织程度较诸淸末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髙。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具体表现,即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在近代中国,商界组织程度的第一次显著增强,并使工商业者改变被分散隔绝在各行各业行会的落后态势,是以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诞生为重要标志。商界组织程度的第二次明显提高,则是紧接辛亥革命后全国性商会组织——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建立。

  

   在淸末,各省商人虽然相继设立了商会,但却并未联合起来成立全国性的商会组织,这对整个商界的统一行动仍形成了诸多掣碍。由于清末各省的商会总会互不统辖,即使同一省区的几个总会也各自为政,加上没有全国性的商会联合会予以领导,不可能更好地统一全国各省商界的行动,也限制了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对这一缺陷淸末商界中的有识之士已有所认识,并曾在1907年和1909年两次举行的商法讨论会上,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为海内外各埠商会总机关,为我全体华商谋极大幸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商会组织在清末始终未能宣告成立,商界也一直没有实现全国性的联合。

  

   辛亥革命后不久,商界人士随着自身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和面临新的形势,更进一步意识到成立全国性商会以增强商界组织程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曾明确指出:“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商会往往因交通未便,声气难通,而物品之产额、销路素无统计,苟有全国商会联合机关,则商情可以联络,调査易于着手,至政府施行之商政,与议订之商法、商税、商约等项,其利害关系全国者,尤得广征意见,协力筹维,然后商人之障害可除,商业之振兴望。生生时至今日,无论对内、对外,皆决不可无全国商会联合之机关。盖有此机关则视线远大,规划周宏,一致进行,众擎易举。”(8)与此同时,各地商界包括海外华商中的有识之士均积极推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工商部召集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京举行,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商会和工商团体都派代表出席,为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会议期间,与会的各商会代表“相与论及此事,莫不认为急务”,遂由上海总商会代表王展、汉口商务总会代表宋炜臣、盛炳记等人发起和联络,先后三次召幵特别会议,议定在北京设立全国商会联合会本部,在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和各侨埠则设分事务所,“以联络国内外商人所设之商务总、分会、所,协谋全国商务之发达,辅助中央商政之进行为宗旨。”(9)随后,仍由王震等三人领衔呈请工商部核准立案。同年12月,工商部即予以批准,并表示“该商等发斯巨愿,树此宏规,自能实力进行,扩充商业,本部实乐观厥成”。(10)

  

   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清末各省商会互不统属和各自为政的弊端,商界不仅在组织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也都相应得到了新的发展。根据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的规定,设在上海总商会内的总事务所和各省的分事务所,由该省区商务总、分会推举代表组成,凡各地商会之职员、会员,经所在地区的事务所将姓名、籍贯、年龄、职业报全国商会联合会,即为联合会会员。所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是各地商会的领导中心,全国商界也因此而得以实现“由局部的结合进而为全体的结合,由各别的行动而为统一的行动”(11)。

  

1914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全国商界的联系更密切,行动更一致。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体现的能量和影响也更为突出。此后,全国商会联合会不仅领导全国各地的商界从事“调査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学、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裁判商事、竞赛商品、议汀商律和商税及议结商约”等各方面的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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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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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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