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7-05-09 14:11:37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主要的行业组织形式,它不仅对于维护各行业的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到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同业公会组织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1)此后,虽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几次整理,但在总的趋势上仍保持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

  

   1949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工商同业公会基本上为各级工商联所取代,其经济职能也由各行业管理部门所接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商同业公会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内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业公会和类似的行业协会又在江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复兴,并受到民间工商业者的欢迎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中国入世之后,现行的行业管理制度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与挑战,有些学者将同业公会及行业协会的建立视为彻底改革带有严重计划经济特征的部门式管理体制、整合行业结构以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冲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3)

  

   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初兴时期,它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与商会的研究轨迹类似,初期主要由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所进行。在民国时期,国内的研究者主要就某些具体行业的同业公会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工商同业公会的消逝和意识形态斗争对史学研究的误导,工商同业公会未被纳入史学研究者的问题视野,而只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的行会研究中有零星涉及。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有关行会研究的深入和商会研究的细化,同业公会方才逐步凸现出来。不少学者已注意到同业公会在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但到现在为止,这一研究还只能说处于初始阶段,不论是资料的整理还是主题的拓展和深入都还远远不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行会和商会等经济团体研究虽然能为同业公会研究提供某些借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先验式的“框架限制”。因此,在这一领域正需大力拓荒探源之时,勾画先行者的足迹,厘清已有研究的成就与缺陷,明确行进路上的“陷阱”和方向,对于自觉地在“警惕”中求得历史的真面相实有必要。

  

   一、研究概况

  

   (一)中断与复萌:1990年前的研究状况

  

   民国时期是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和发展时期,因此这一主题在当时还没有被纳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学者,他们大多从保护行业利益、维护行业发展这个角度来阐明同业公会建立的必要性。(4)这些“当时代”人的认识对我们了解工商同业公会兴起的社会因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同业公会则将本行业的组织流变及活动概况编撰成书,以为志鉴,如上海银行公会所属《银行周报》杂志社即编有《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一书。对现在的研究者而言,这类著文的史料价值颇大。概而观之,这一时期对行业组织的研究主要仍集中于行会,(5)涉及同业公会者较少,郑鸿笙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应属为数不多的代表性论文之一(6)。李森堡的《同业公会研究》可说是民国时期行业组织研究的集成之作。他对同业公会的渊源、组织制度、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本书主要侧重于政府如何对同业公会进行管理,对同业公会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则语焉不详。(7)

  

   1949年后直到1980年,有关行业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宋团行及明清会馆、公所之上,大多围绕资本主义萌芽和行会性质的主题展开,涉及工商同业公会者较少。直至80年代初,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方进入复萌阶段。从学术渊源上讲,这一现象可以说得益于以下数种背景因素的推动。其一,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研究弊端的反思。章开沅先生提出要克服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分行业和地区的空泛性缺点,强调要对辛亥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群体做认真、细致、深入的调查,“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8)这一呼吁不仅使商会研究得以兴起,也可视为同业公会研究得以萌动的信号。其二,商会史研究由资料整理起步,经十余年努力,终蔚为壮观。其中,不少商会史著作在论及商会与会馆、公所组织之关系时,不乏对行业组织变迁的真知灼见。其三,行会史研究也逐步摆脱单纯的性质之争而进入了较深层次的探讨。(9)在此期间,同业公会虽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但也产生了一些间接性的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几本行业史著作均涉及相应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10)

  

   据笔者所知,这一时期港澳台地区的学者有关同业公会的著作较少,可见者只有侯家驹的《台湾区同业公会之研究》一文。(11)而日本学者由于较早即开始关注中国的行会史研究,因而涉及到同业公会的成果较多。如仁井田陞、今崛诚二、幼方直吉、根岸佶等人在有关行会的研究中都涉及同业公会的问题。(12)但可能是限于资料,有关同业公会的专题研究并不多。阿维那里乌斯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可算是海外学者研究同业公会的最早著作。(13)在欧美学者中,法国学者白吉尔和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写有相关研究文章。(14)

  

   (二)开拓与进展:1990年以后的研究状况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行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商会研究的深入,同业公会的重要性也逐渐凸现出来。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朱英、马敏、虞和平、徐鼎新等都重视会馆、公所和同业公会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注意到了清末民初传统的会馆、公所向“近代化”的同业公会转化的趋向。(15)一直悉心研究行会史的彭泽益、王翔等学者也由传统行会研究“顺流而下”,开始对同业公会加以关注。(16)

  

   近年来,同业公会研究也被作为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命题在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1998年7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商会基层组织的研究,这其中即包括同业公会。(17)在2000年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上,又有学者直接呼吁要加强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8)同年8月,在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不仅有更多学者强调加强同业公会研究的必要性,会议提交论文中就有3篇以同业公会为研究对象。(19)此后,不仅同业公会研究的论文日益増多,有关专著也正在酝酿中。(20)这表明,同业公会研究逐步进入了更多史学研究者的视野。

  

   如前文所述,由于现实中同业公会组织在民间的重新兴起,一部分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学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抱着鉴往资今的“实用主义”态度将眼光投向了历史上的同业公会。据笔者检视,自90年代至今,有关新兴同业公会的研究文章约有53篇,而有关民国同业公会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季铭对上海粮食同业公会的情况作过研究。(21)颜鹏飞、邵秋芬对成立于1899年前后的上海外商保险业同业公会的成立背景及其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证。(22)吴奋则对从1931年至1949年的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组织及功能的演变进行了系列研究。(23)尽管他们在出发点及方法论上与历史学者有着较大差别,但也是同业公会研究领域内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利于从不同层面认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在这一时期缺乏对工商同业公会的专题研究,笔者也未发现有份量的相关研究论文。

  

   90年代以后,同业公会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资料整理方面尚十分欠缺。目前仅上海、北京、苏州等地档案馆所办馆刊时有摘录,有的编有资料集但过于零碎,还不足以资系统研究之用。(24)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档案馆推出了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缩微卷,并公开发售。据介绍,该缩微卷共有13万幅页面,字数在3000万以上,共分10大部分,涵括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自身的组织流变、与政府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下设机构及会员银行的发展与活动等各方面内容,对研究近代上海金融史乃至整个民国经济史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25)

  

   二、研究主题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从民国至今,历时悠长而进展缓慢,但经不同时期诸多学者的探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初期,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同业公会的历史渊源及其行业管理功能,后来扩展到对其性质、与政府之关系及社会功能的探讨,讨论逐步深入,由经济推至政治、社会层面,在主题的选择及观察视点上都有所拓展。以下将围绕主要的研究主题,介绍各家观点。

  

   (一)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会馆、公所的关系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历史渊源是中外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传统的会馆、公所是同业公会产生的重要历史渊源,这一蜕变过程发生在晚清民初,因而多将同业公会的产生与传统行会在近代的演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李华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末民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北京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北京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北京的行会组织,也相应地起了某些变化,有不少行业的资本主义同业公会组织在清末民初相继成立。“这些资产阶级同业公会,其中有一些是由封建行会组织转化来的。(26)宋美云认为同业公会系指由同行业组织起来的经济集合体即一种同行业的自律性机构,是由各行业公所演进而来。(27)陆兴龙也对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演进过程作了研究。(28)吴慧将团行、会馆、公所视为商人组织发展的三个时期,她虽因选题时段局限于清代而未涉及民国时期的工商同业公会(29),但就其论证而言,其所指的公所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行会,而属于同业公会的前身。郑鸿笙在1925年就对同业公会、会馆、公所之渊源及关系有所论述,他指出公所会馆系“基于社会之进化及工商业发达自然集合而为一团体”,而同业公会则是依据政府颁布之法规而成立的“社团法人”,此外,公会法颁布以前“所设立之各业公会与公所名异而实同”。(30)他显然过分高估了公会法截源断流的作用,而忽视了行业组织变迁中的过渡性。

  

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是大同中存小异。黄汉民认为旧式行会性同业组织的守旧、封闭与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崛起以及民国时期市场环境的混乱是同业公会等“新型行业管理机构”兴起的重要因素。(31)虞和平分析了晚清时期传统行会的转型与蜕变的原因,指出近代中国工商业行会的组织发展和性质变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直接相关。因此,尽管行会是一种传统的工商业团体但是它在鸦片战后的大量出现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却反映了中国传统工商业者力图适应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抵御外资侵略,争取自主的一面,从而赋予这种传统团体以现代化的使命。(32)他所说的“近代中国工商业行会的组织发展和性质变化”实际上是指同业公会形成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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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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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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