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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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需要以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为基础,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又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就此,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案例。例如,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计算技术上,2001年推出的ipod及其后的iphone则是建立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而这些研发成果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乔布斯的贡献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同样,最初的网页和网页浏览器也不是私人部门设计的,而是由政府资助的欧洲量子物理实验室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开发的。为此,克莱因就指出,“如果没有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的巨大贡献和苹果公司开发出的很有用的图形用户界面、轻便耐用的鼠标和以太网协议,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但是没有巨大的公共资金投资首先把网络构建起来,前面这些私人开发的东西也是没用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互联网说成是一项‘私人’技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是一个资本主义创造性的光辉样板。它跟这些都无关。”[34]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对立起来。

  

   同时,按照米塞斯-罗斯巴德的企业家理论,只有拥有产权的资本家才可能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只有预先拥有金融资本所有权才能去投资,才能承担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早期从事技术创新和发明的瓦特、盖茨以及乔布斯并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投资失败的损失。进而,按照这种理论,只有那些风险投资者才是企业家。但问题是,这些风险投资者也在努力采用分散投资等措施来控制不确定性呀!其实,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特质在于事业的创新和开拓而非财富的追逐和积累,真正的企业家从财富创造而非转移中获利。张维迎举例说,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最初资助他罗巴克被搞破产了,后来接手的博尔顿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里,瓦特就是将发明作为事业的企业家,但不是纯粹为逐利的商人。正如张维迎所说,在当时还很难看到蒸汽机的赢利前景,因为相关技术和配套设备都没有出现,大规模使用蒸汽机的火车和轮船也没有出现。之所以有人从事创造发明等事业,就在于在当时新教革命唤起了一股以天职为志业的精神。但是,如果放在以逐利为目的的现代商业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这种耗资巨大、成效缓慢的项目;相反,这类研究开始只能发生在科研部门,而科研部门的资金则由政府来资助,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控制创新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

  

   (四)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关系扭曲

  

   张维迎认为,重新思考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究竟是赶超战略导致了体制扭曲,还是扭曲的体制导致了错误的战略。其理由是,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非出于赶超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只是后来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才提出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一旦实行就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35]对张维迎的论断,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审视。(1)张维迎的分析逻辑明显存在张冠李戴现象: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及有计划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现象是早期马克思等理论家提出的,但其主张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前提;赶超战略则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提出,其背景是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了经济落后地区并存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对抗和竞赛。(2)张维迎认为,讨论体制与战略问题的实质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现代政府积极寻求有效的产业政策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人们的更大福利,否则就成了仅仅追求诺思意义上垄断租金的作为主权者的统治者了。

  

   张维迎认为,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但试问,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才会有个人自由吗?马克思的所有学说不正是为追求个人的全面自由吗?林毅夫就指出,张维迎错误地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落后归咎为缺乏自由,进而错误地将国家发展战略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理由是:(1)“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传统自然经济社会是相当自由的,但仍然发展不好;(2)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问题,不完善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就无法发挥出来,个人自由也就会受到限制。[36]实际上,涉及到个人自由问题,我们往往需要作一连串的思考:(1)个人自由为何会受到侵害?一般地,个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2)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根本上,源自互动的双方之间存在权力的不平等。(3)权力为何会存在不平等?明显地,这体现为政治领域的公权力和经济领域的私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4)如何才能解决权力集中现象?显然,这就涉及到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民生主义的改革。由此可见,张维迎的论断存在明显的误区:它先验地认定维护自由市场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好工具,并且还以强烈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词汇而非学术性和哲理性词汇来理解个人自由概念。

  

   上述种种的分析都反映出,时下的产业政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源于对人类实践的不同理解,每个学者以及经济学流派都基于特定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乃至对同一事实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进而产生出不同的学术主张。由此,在林毅夫看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政策,张维迎却认为其中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相应地,一些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创新,被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于企业家精神的自由发挥,却被另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学者克莱因就曾举例说:“自由主义者们经常引用互联网作为案例来指出自由是创新之母。而反对者马上会指出网络是一个政府项目,然后再一次证明市场必须有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批评是对的,但不是以他们的这种方式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应该归功于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的诞生,政府的作用是被低估了。互联网的诞生要归功于政府和政府基金”,“互联网一开始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项目,称为远景研究计划局网络,是设计用来分享大型计算机能力和建立一个安全的军事通信网络”;另一方面“设计者们一开始并没能预见它会变成(商业化的)互联网。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提示了我们互联网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线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会有那么多障碍。我们必须感谢市场参与者,是他们让网络变得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项目,因为政府项目代表着无效率,投资过度、非关联性。”[37]推而广之,我们在设计一个产业政策时,就需要伴随社会条件的变动而调整;在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工作时,则需要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着眼。

  

   五、尾论:囿于奥地利学派分析产业政策的局限

  

   上面对张维迎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主要观点、所持理由以及分析逻辑做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不过,这并不否认张维迎在论战中也提出很多负有启迪的洞见,尤其是对产业政策极有裨益的告诫。譬如,张维迎正确指出,传统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而一旦资本和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就大大降低了要素禀赋的重要性,乃至现代各国进出口结构中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并没有多大关系。究其原因,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张维迎还举了一系列的例子:(1)英国原先并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是凯伊的飞梭(1733年)、怀亚特的纺纱机(1733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多钉纺织机(约1766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以及克朗普顿的走锭精纺机(1779年)的相继发明之后,才取得巨大的比较优势;(2)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只是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才使得美国企业车超越德国和法国;(3)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汽车修路工出身的郑周永却“创造”出了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38]正是鉴于技术进步在现代比较优势提升以及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本书第8章就强调指出,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对那些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实现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尽管张维迎充分突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但他却由此来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究其原因,他简单地认为所有技术都是企业家个体发明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是由企业家无意识推动的,进而认定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显然,这就很值得推敲和审视。(1)尽管在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技术发明确实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工匠、农夫、工程师以及企业家发明的,但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39]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将技术进步归功于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呢?显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的动因和轨迹。(2)奥地利学派正统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是注重“警觉”和“套利”的米塞斯-柯兹纳路线,它将企业家视为在警觉引领下从事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的人;相应地,几乎所有追逐利润的市场主体都被视为企业家,几乎所有的市场行为都被视是企业家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认为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呢?显然,这就需要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做出更清楚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张维迎之所以如此推崇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的自发作用,就在于他较为机械地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和思维,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进一步去剖析奥地利学派用于分析产业政策时的内在局限。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理论至少也存在两种不同路向:(1)由维塞尔开创并为熊彼特发扬的路向,它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创造性的特定活动及其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2)由米塞斯开创并为柯兹纳发扬的路向,它将警觉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警觉性的个体行为及其在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柯兹纳就写道:“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属于那些聪明的、富有想象力的、勇敢和足智多谋的创新者。而我们则认为,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运用企业家精髓。”[40]“熊彼特用价格竞争来说明非企业家的普遍竞争,而用新产品和信技术来说明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竞争。对我们来说,价格竞争过程,如由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是企业家的、动态的。”[41]但是,张维迎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倾向于混用企业家理论两条路线中的警觉和创新来为现实市场机制及其后果辩护:一方面,他将企业家的警觉性扩展到所有市场主体身上,从而为市场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运用在那些资本精英身上,从而为企业高管的高额报酬以及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辩护。试问,所有人类行为或市场行为都是理性的吗?市场上所取得的收入都是合理的吗?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那种企业家已经蜕变成单一的“套利者”而非“创新者”,而频繁的套利行为非但不会促进市场协调反而会加剧市场波动。

  

纵观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论断,几乎都源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主张,以致很大程度上也曲解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混同了商人式企业家和工程师式企业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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