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7 次 更新时间:2017-05-05 1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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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指的是‘指示性’计划所特有的目标或规则。此外,……在某些人看来,‘计划’意味着条理性、逻辑性、合理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意味着限制、控制和失去自由。”[28]更进一步地,尽管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都是规划未来新的方案,但两者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有严格约束力的且必须严格执行的数字计划,而更主要是一种引导或预报;同时,它更多地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与市场机制之间是补充而非替代关系。正因如此,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成败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不同。

  

   四、理解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的批判逻辑审视

  

   在与林毅夫争论中,张维迎还对林毅夫的论证逻辑进行了驳斥,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然而,张维迎自己所使用的论证逻辑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逻辑缺陷更大。这里举两个例子。譬如,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张维迎承认林毅夫的前一个“命题或许为真”,却将后一个引申结论视为“伪命题”,其理由是,有大量失败的产业政策。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前一个假设推延出后一结论存在任何逻辑问题吗?为了驳斥林毅夫的观点,张维迎举例说,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得出“得病是长寿的原因”这一结论。张维迎认为,前一假设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在这里,“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是否定式论断,它与“得过病也不一定会长寿”是相容的。又怎么会得出张维迎的论断:“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呢!再如,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但张维迎说,“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29]问题是,林毅夫何尝说过“产业政策不会失败”了呢?同时,张维迎又是如何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呢?尤其是,张维迎批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核心及其产业政策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因为其中内含了四大错误。那么,张维迎所指的这“四大错误”是否击中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害呢?这里再作一剖析。

  

   (一)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30]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都不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政策的结果,而与政府的高强度政策扶持和关税保护分不开。(1)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英国先是援助荷兰等下国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接着又直接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又夺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等殖民地;在经济上,英国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场手工业,而且还致力于造船和航海业为产业扩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通过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公司的建立来拓展海外市场。(2)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迅速崛起也是源于林肯以后的美国政府贯彻了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构建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包括要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为此要设立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31]尤其是,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工业革命的产生不仅与企业家精神有关,而且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而政府部门在后者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审视张维迎的另外两个观点。(1)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在于总体上政府管得越来越少。确实,过度的管制会窒息人的积极性,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但是,过度的放任同样会造成秩序的无序,造成人们不愿从事生产而从事掠夺,造成工业与商业、生产与赚钱、创新者与套利者、企业家与商人、制造财货与营利动机以及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分离,这已经为凡勃伦详尽刻画。事实上,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结束或接近尾声之际,更需要有“精致”的产业政策。这里的“精致”不是严格的政策边界规定,恰恰是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能力。(2)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除了一些虚张声势的民粹之外,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极端自卑的气氛:一方面机械地照搬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的教条性原理,乃至过度崇尚在英文世界发表文章;另一方面迄今还没有形成可以被认为成功并值得研究和推广的中国模式,因而几乎没有任何本土性理论。事实上,马克斯?韦伯很好地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后来的斯宾塞、泰勒等发展与了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同样,日裔的威廉?大内、青木昌彦以及植草益等系统地总结了日本那些大公司的管理和运行实践,并将之与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构造了独特的治理模式。但试问:有哪些中国学者将中国的文化心理与实践结合起来而提炼出来而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呢?这是汤一介老先生的死前之叹。实际上,笔者曾致力于此研究并撰写了数本专著,但当今中国经济学界中罕有人诚心甚至是稍许的关注。

  

   (二)利用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针对林毅夫的观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其理由是:(1)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而动态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2)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只需要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够。相反,如果要违反比较优势,则需要国家战略;而且,各国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例如,日本政府列入产业政策目标的主要是那些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由此,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林毅夫理解的比较优势由要素禀赋决定,而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又体现为市场价格体系,而合理的价格体系又必须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得以显露出,那么,产业发展战略就应该跟随市场走,而不是由政府来引领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却强调要政府因势利导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张维迎问道: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32]

  

   不可否认,如何认识并有意识地利用比较优势确实存在不少障碍,但张维迎这里将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对立起来却是源于对比较优势的片面理解。究其原因,比较优势本身不是静态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存在从“潜能”到“实在”的转化过程;同时,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促使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进而使得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产业才能变得符合比较优势。我们从两点加以具体说明:(1)比较优势由劳动、土地等自然禀赋以及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创生禀赋所构成,尤其是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要素,因此,只要有意识地积累和培育技术等创生禀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可以改变,从而也可以引导相应产业的变化;(2)政府不仅可以在技术等创生禀赋的培育和积累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升级过程会面临很多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也不是企业家单独能够做的。显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正是利用政府独特的能力和信息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换为现实,进而推动比较优势的更快转换。

  

   同时,张维迎还强调,每一个人在市场中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但计划经济却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计划经济盛行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但是,如果将之拓展为计划经济乃至产业政策的一般特征,那么,这种理解就又走向片面化了。这里也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市场主体会尽可能利用比较优势,但也仅仅是在现有比较优势下选择产业,却无法跳出现有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产业政策的作用则在于扩展这种比较优势;(2)产业政策不是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而是试图通过开挖沟渠等方式在原来没有水的地方储蓄水源,从而引导人们开始种植有利可得的水稻。张维迎以斯密、李嘉图和杨小凯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但这些传统智慧都只是以比较优势既定为前提,是基于一种静态观,而真正的产业政策应该主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三)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张维迎认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都源自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体现在它对市场机会的警觉和敏锐,也体现在开拓新事物中的创新;相反,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和误导企业家,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该投入的领域和项目中,以致跟着政府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在张维迎看来,广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早期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而且,即使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乃至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33]问题是,张维迎的论断也遇到两个明显的挑战:(1)张维迎刻意地将产业政策与企业家对立起来,但好的产业政策恰恰在于能够与企业家行动形成互补关系,试问:谁能否定日本汽车业的崛起与有效的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呢?(2)大量产政策的失败并不能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仅仅反映出产业政策本身需要优化和改进:应该从以具体技术和产品为目标转向更广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为目标。

  

张维迎坚持认为,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错,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根源,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这样两点:(1)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功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2)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或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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