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7 次 更新时间:2017-05-05 12:35:28

进入专题: 产业政策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去构造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从而促使政府官员倾向于将其价值体现主要定位在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成功上。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张维迎认为,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在长期看就可能是坏的;但是,政府官员频繁调动使得明确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变得不可能,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政策本身还是执行上,是制定者还是执行者。这里的问题关键是:现实生活中的产业政策究竟如何决策和产生的?一般地,奥地利学派往往以孤立的自然个体作为决策主体,乃至也就将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个人化;正是基于这种抽象化,哈耶克强调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无数市场主体的知识,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够比市场上无数人头脑思考得更周全,只有被科学的傲慢所蒙蔽的自大狂才会相信这一点。这里的分析也有这样两个问题:(1)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都不是某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而是集中了大量精英的认知并基于一整套的严密程序,甚至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依赖兰格所称的一整套信息传统和模拟试错过程;(2)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产业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并没有本质性差异:现代市场经济的真正行为主体是公司等法人而非资本家、企业家或总经理个人,任何法人行动都是一套复杂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实践、审视和决策程序的结果,因而法人决策也体现了知识的合成特征。[20]这意味着,即使目前的产业政策还存在明显的长官意志,这也是改革和优化决策程序问题,而不能当成废除产业政策的理由。

  

   (三)政府官员比企业家的更迟钝

  

   张维迎还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注定会失败还在于,政府官员在创新方面比企业家要迟钝,从而根本无法引领产业的发展。事实上,米塞斯在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会失败时就指出,作为委托人的计划当局首先要确定要代理人做什么呢?但委托人如何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应该进行什么投资?扩大或收缩哪一条生产线?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由“管理”来驱动的,而是由“企业家精神”来驱动的,因为要素价格只能在企业家对之的动态竞价过程中才能形成。[21]相应地,张维迎强调,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它依赖于特定时空下拥有特定个人知识的“众人的独立努力”,尤其是依赖于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并且需要企业家在无数次竞争中的不断试错;其中,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创新就会被其他人模仿,从而得以在市场上得到复制和扩散,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相反,在张维迎看来,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事实上,当迟钝的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时,这种技术基本上就已经过时了;相应地,当它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就成了一种“理性自负”的豪赌。[22]这里的问题是:即使企业家能够看清楚产业的走向,但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相反,诺思早就指出,国家在实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能够以比竞争性组织低得多的费用提高同等的制度服务。[23]

  

   为了说明企业家在利用和创造比较优势中的作用,张维迎举了相反两个案例:(1)思科和腾讯等鼎鼎大名的公司在创办之初,都找不到愿意投资的公司,这就反映出创新的不可预见性;(2)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但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技术就过时了,开始进入了数字时代。那么,这两个例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问题呢?其实,张维迎所举思科和腾讯这两个例子恰恰反映了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上的不足。究其原因,创新不仅依赖企业家精神,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包括人力资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否则,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都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而无法真正转化为实在。很大程度上,思科和腾讯的成功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孤立表象,而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类似思科和腾讯的创新公司因为最终得不到投资而夭折了,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它们而已。显然,作为有雄心的国家和有责任的政府,当然希望能够降低产业和技术创新的夭折比率,通过降低创新所面临风险来吸引企业家的进入,主要的方式包括特定产业的引领、不确定产业的孵化、现有产业优势的追赶等。当然,张维迎等人认为,迟钝政府官员是无法预见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难道我们连一些基本产业或具有明显前途的产业都分辨不清吗?事实上,政府官员对产业和技术的判断能力往往与产业和技术的特性有关,如很多关系必需品的行业就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处于快速变动中的行业,政府也可以从更宽角度上提供教育等基础设施。进而,张维迎等人又会说,如果能够确认某些产业具有发展前途,敏锐的企业家自然会去干。问题是,想干就一定能干得成吗?究其原因,这些产业很可能需要有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的特定要求,而这些不是一个后来才进入市场的初创企业凭借自身所能够做到的。

  

   张维迎断言,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如瓦特和博尔顿发明蒸汽机、斯蒂文森父子发明火车、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汽车、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爱迪生发明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IBM发明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视窗平台软件、马化腾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提供淘宝交易平台,这些都没有政府的资助。问题是,这些可见的成功案例可以否定一切产业政策吗?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是否有更多的创造发明由于缺乏支持而没有继续下去,以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也无法想象它们本来可以带来更为美好的世界呢?事实上,创新活动的周期非常长,而且越是基础性或突破性创新,周期也就越长。张维迎就指出,瓦特发明蒸汽机从草拟到真正投入市场花了11年,开始盈利又花了11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从构想到第一次投入商业使用花了30年,宝洁公司的一次性尿布从投入研发到投入市场用了10多年;同样,IBM1945年发明的计算机直到60年代初出现集成电路技术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商业价值。同时,张维迎也清楚地认识到,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将发明商业化的过程中。既然如此,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创新产生萎缩,从而也就会抑制创新冲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古代中国社会可以算得上是真正实行自由放任市场运行的国家,但中国社会后来得技术创新却逐渐式微。为什么呢?林毅夫在解释李约瑟之谜时就提出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明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而且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相应地,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中国社会因人口众多而在技术发明上取胜;而到了近现代,欧洲因大量的科学实验室而在技术发明上取胜。[24]同时,相对于基于工作实践,基于实验室试验的技术发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产业“规划”,因为它不再依靠传统的无意识方式。同样,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精神并不比发达国家低,但缺乏生产技术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导致个体创业动力无法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显然,要建立激发创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四)计划经济的前车之鉴

  

   张维迎之所以从信息和激励两方面来否定产业政策,根本上还在于他将产业政策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的市场和计划大论战中,哈耶克和罗宾斯等最后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计划理论上的可计算性,但强调在实践上的不可行,其原因就在于:(1)信息的不完全,个人知识转移给决策者将会出现严重的遗漏和失真,也需要高昂的传递成本;(2)激励问题,无法保证追求私利的个体有积极心自觉地去完成计划。正是考虑到信息的传递成本以及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奥地利学派断言,市场机制必然优于中央计划,计划经济必然行不通。在产业政策之争中,张维迎则将产业政策视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以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来断言产业政策必将失败。[25]不过,这一类比式论断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和极端化了:(1)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而且计划经济在“二战”后全球各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产业政策也并等同于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重在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则重在对资源的配置和组织的管理上。

  

   就前者而言,仅仅从经验事实上说,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已经列举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事实上,“二战”后的法国、德国、芬兰、挪威以及奥地利等都成功地使用指导性计划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法国还迅速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二大工业强国;随后的日和和东亚“四小龙”也听过指导性计划来发展经济,如日本政府在1955年到1973年的十八年间就公布了七个中期或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小宫隆太郎说,尽管近年来国民经济计划同实际的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是不大受政府计划干预的。日本政府广泛地干预个体的部门、工业和地区,而且对地区的基地以及工业都是很有计划的。”[26]同样,落后贫穷之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理性的经济计划。即使在市场主导的现代西方国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计划,张夏准写道:“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为技术研发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通过为国营企业的活动制定计划,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发挥着对本国大部分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的功能。”[27]因此,尽管计划经济逐渐暴露出了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它的成就,值得反思的主要在于计划的内容和实行的机制如何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作相机调整。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谁也不能否定中国这20年来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要快于绝大多数国家这一事实,而期间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从来没有中断过。当然,我们也会承认,即使那些起到很大积极作用的产业政策很多也可能不是最优的,这是迄今在经济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上还存在严重问题的原因。但是,如果产业政策的否定者据此提出驳斥说:没有这些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应该更快。这才恰恰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宣言,也仅仅是一种自我臆想的假设;而现实是,比这种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迄今还没有真正出现过。

  

就后者而言,这就涉及到对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含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张维迎所理解的产业政策定义是非常狭隘的,集中在政府以补贴或行政干预的形式帮助某些特定产业优先发展上,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而且强调政府出于特定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相反,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公共产品?对新型产业的技术研究支持是否算公共品呢?譬如,林毅夫所理解的产业政策不仅包括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而且也包括依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显然是更为广义的产业政策理解。不仅如此,张维迎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也是非常狭隘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过不同范围的经济计划,在“二战”后的20-30年间尤其如此。博恩斯坦在1973年出版的《东西方的经济计划》一书中就指出,“国民经济计划是一种范围广阔、复杂而又多样化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有关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水平”;“‘计划’可能指的是集中控制或笼统意义上的干预,或者指的是公共开支方案,或者指的是为某些或许多国营企业制定的详细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朱富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产业政策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20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