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安娜卡列尼娜之死:神经症危机的解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 次 更新时间:2017-05-03 1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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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精神失常,就是人格体系的完全崩溃。神经症与正常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神经症为人共享,普遍存在。

  

     绝望和痛苦正是这类神经症状的原因,使之免于生存中心诸多深刻矛盾的折磨,消除自己的无价值感。

          

                                                                           —— 《死亡否认》,P167,P169

  

  

  

   一. 问题的提出

  

   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终结,显然是《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需要解释的重大难题。安娜的精神危机事实上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是她的自杀向来并没有得到部分读者甚至是批评家的认同,许多人也不想认真追究其必然性。

  

   英帝国极盛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马修·安诺德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这样来解释安娜的自杀:

  

   在当时条件下,她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引出了那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一天早晨,渥伦斯基和安娜发生了一场口角,接着就去乡间看望他的母亲。安娜发电报要他回来,她接到他的回电说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她跟踪到他的母亲的乡间别墅去,在火车站上,她听到了一些话,使她相信他不会回来了。她妒忌怨憤,不能自持,便走下月台,投身在一列驶过车站的货车的车轮底下。货车开过去了——那颗姣好的头颅仍然完好,但是身子的其余部分被压成血肉模糊的一对。可怜的安娜!(1)

  

   用“误会”引起了安娜的妒忌怨憤,使她不能自持,走向自杀来解释,这是轻率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的表现。“文人思维”的缺陷在于浮光掠影式的直觉,感情用事。钱锺书先生在解释“阐释方法论”时说:“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文学批评需要整体互为循环的逻辑解剖,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出于估计性的判断。必须以缜密的逻辑分析和整体性密切联系的证据出示,基于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洞察,以充分的细节显示怎样的心理发展,环环紧扣地展示其行为逻辑。

  

   文学批评是一个解释人生、人性深度问题的文化研究。简单的解释仿佛告诉人们:人们的过激行为只是一时之间误会造成的心理浅狭反应的错误,这种解释影响读者总是从表面看问题的心性。由此可知:感性判断的文人思维,是靠不住的结论,未经深思熟虑,特别未经过深入周详的研究,遽尔做出轻率的判断。但是文人思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大众在错误传播的文化信息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以简单化的武断和粗鲁的感情用事回馈社会,一个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与文人思维的泛滥息息相关。社会总是无辜的。

  

   另一种态度是对待重要的主题,只是根据经不起证伪的既有观念(prejudice)而提出反对意见。例如诺奖得主、英国大作家高尔斯华绥在为《安娜·卡列尼娜》英译本作序时,发表了如下不可思议的评论:

  

   简直不能相信,结尾时如果不是作者对她随意簸弄,她竟会去自杀的。实际上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会像她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说的结局在我们看来是出乎意料的,故意制造的,在这里作者似乎要在结局中否定自己所塑造的人物。人们不由得想,托尔斯泰开始写作这部书时是无拘无束的,一点也不为他人的好恶所左右,以开朗的眼光看事物,但是在写作这小说的岁月里,他的世界观不知不觉起了变化,结果是说教者压倒了艺术家。(3)

  

   平生热情洋溢、生命力旺盛的人不会走向“绝望”的边缘?不会有巨大的精神危机?仅仅凭着热情和生命力旺盛的单面性格,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精神危机。有些人热情、旺盛而同时是完美主义者,将自我精神视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往往正是这种平生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一旦失去自我认同和产生自信危机,才容易走向精神崩溃的境地。高尔斯华绥并没有具体研究安娜复杂纠缠的精神心理难题如何折磨着她而导致她的心理疯狂,他仅仅依赖一种并不成立的唯理主义前提,便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其逻辑是绝对性的一律,抹杀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个别性。

  

   虽然上述两位都是富有智慧和文学观察力的有成就的大师,但是任何人一旦对研究对象只是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直觉观感,那么随时随地都会发表不可靠的意见。今日还有兴趣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甚至研究人士,当然不乏认为安娜不会自杀的结论。所以“安娜之死”值得深究。

  

  

   二. 安娜心理分裂症状所显示的精神危机

  

   由于《安娜·卡列尼娜》在“心灵辩证法”方面的巨大成就,将之称为“准精神心理小说”,是恰当的。如何解释安娜那复杂而痛苦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危机过程,会有助于人们理解某种特殊而复杂的人性对精神心理具有之决定性影响力,亦有助于理解任何人一旦在自己精神心理种下了致命的危机感,则便会失去自主性以及造成整体心性的崩溃甚至走向疯狂。

  

   安娜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但她已经表现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断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病人可能会有相对性的结论,最犯难的是如何解释正常人会在精神心理危机时期出现非正常的精神心理状态。准确而详尽地分析、描述和理解一个特定人物的精神心理难题,而不是给他判定是什么典型的病症,这才是最需要做的事情。托马斯·萨斯这样认为:“精神疾病不是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由社会和环境因素引起的生活中的问题。”(4)“心理问题是精神内部冲突、无意识的动机和外部要求与性格结构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性格的内在冲突都能造成分裂,如果思维与感觉之间的裂隙过大,那本身就已是轻度神经症了。当你在某件事上与自我发生冲突时,你就正在接近神经症状态。”(6)

  

   弗洛伊德的杰出弟子奥托·兰克这样说:“人愈是正常、健全、幸福,人就愈会...成功地...压抑、移置、否认、文饰、自欺并欺人,往后,人会遭受神经症的折磨,这种神经症...来自痛苦的真相...患者看穿了感觉世界的欺骗和现实的虚假。”(7)

  

   兰克这段话似乎恰恰针对安娜而总结的:安娜原来生活得正常而健全 —— 当然所有人的正常都是不完美的正常,带着平庸单调之幸福的常态生活 —— 她是俄国贵族生活中高尚祥和的典范;这种高尚祥和当然是压抑了她旺盛的生命力,移置了她跃跃欲试的情欲于无意识,否认了她追求爱欲的浪漫性,文饰了她一切不完美的表象。在渥伦斯基火车上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看出了她“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闪烁着。(《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一八章,P90,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以下同)

  

   这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过程:当安娜自觉地克制与回避自我的情欲时,她艰苦地挣扎着。舞会之后,第二天她立即决定离开莫斯科。她整个人都改变了沉静温婉的心性,连杜丽的孩子们都感觉出这个姑母不再那么可爱了,她的烦恼包藏着对自己的不满,深感别扭,盈溢着眼泪,涨红着脸,她自动向杜丽坦白自己忍不住的放任,她激动地说:“我可不是斯季瓦(她哥哥)!就因为我不能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她对自己有绝对诚实和严肃认真的人格要求,所以说“我可不是斯季瓦!”

  

当她坐上火车离开莫斯科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哦,一切都完了,谢谢上帝!”多么复杂的一切都完了。可是,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她在是否有权利渴求自己生活的欲望和羞愧之间反复寻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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