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我见项公多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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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项 南(1918.11.18—1997.11.10),原名项德崇,福建省连城县人。早年随父亲项与年从事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工作,1929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中央华中局工作组组员,中共阜东九区区委书记、阜东县委宣传部部长,苏北第五专署建设处处长,中共滁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第一书记、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项南被誉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振兴福建创业家。他主政福建期间,使福建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是建国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在海内外、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享有崇高声誉。


一、项府风光


京城有条万寿路,万寿路有座甲15号院,院内有幢塔楼,楼的五层住着项南;这是老人家跌宕人生的最后一站——于今已成故居。项公这一级的高干住房,照例由公家分配,想当初,钥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是水泥地面,石灰墙壁,简易门窗,他搬进去的时候,也依然是简易门窗,石灰墙壁,水泥地面。这事若搁在遍布京城的大杂院,搁在贫嘴张大民们的头上,自然啥话没有,但搁在公侯云集的高档社区,搁在曾贵为封疆大吏的项府,就变得出格,反常,不协调,谁看扎谁眼。为此,一位熟悉的装饰公司老板特意登门,与项老爷子商量:

“项书记,这都是什么年代?您这房子,也该装修装修了!我们知道您为官清廉,一尘不染,如果免费为您装修,您肯定不同意。这样吧,您自己出钱,我们施工,您看怎么样?”

项公取下圆便帽,亮出宝葫芦似的光脑壳,粲然一笑,说:“我还不知道你们那个收费?纯粹象征性的,跟免费差不多。你以为这样变通一下,我就能心安理得吗?!”

老爷子丁是丁,卯是卯,不会变着法儿欺骗自己,昧着良心玩弄原则,此事注定谈不拢,只能不了了之。

问题是,你老爷子安贫乐道,素面红尘,倒还罢了。日久天长,甭说海内海外有头有脸的贵客,触景生怀,感慨良多,就是项家的六位子女——小红、小青、小白、小蓝、小米、小绿,也都觉得颜面无光,过意不去。一天,六位“小”字辈凑到一起,作老爷子的思想工作:

“爸,咱们有话直说,既然你没钱装修,又不想沾别人的便宜,那么,这钱由我们来出,你看好不好?”

“不好。”老爷子寿眉微挑,弥勒佛般的圆脸霎时涨得通红。“不是我批评你们,实在是,这房子已经够好的了,为什么还要浪费?!”

的确,换个角度看,这房子宽敞而又温馨。宽敞不仅指它的面积,还有内涵,温馨不仅指它的氛围,还有品味。你看,客厅的一角摆了一张棋牌桌,桌子上方缺乏合理的照明,老爷子找来一根细竹,打通,中间穿进电线,然后将一头斜挑在书柜的顶端,一头安上白炽灯泡,这就有了一盏梨形风味的吊灯;你再看,院内有人扔了两截枯竹,老爷子兴兴冲冲捡回来,拿铁丝捆在一起,搭在阳台,这就有了一根山野情调的晒衣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谁说老爷子不懂得审美?他审的是大美,质朴无华的美,光风霁月的美,嵚崎磊落的美。


二、微服出行

项公这人,是能走路,决不坐车,能光头,决不戴帽,能穿布鞋,决不穿皮鞋,能着便服,决不着西装;闲常没事,他要是往大街上一站,绝对比老百姓还老百姓。

说个故事你听。1981年元月,项公离京去福建上任,在这之前,他为“右倾”沉沦多年,在这之后,他是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值此命运的转折关头,你说,他应该如何上路?

你想吧。凭你的人生经验,你尽可以设想出若干又若干的方案,但我估计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出发前,项公让秘书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谎称:

“项书记有点急事要处理,暂时不能启程,两位秘书计划不变,按期乘45次列车到达。”

省委听说项南推迟动身,先期到达的仅仅是两位秘书,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处长前去接站。这位处长到了站台,惊讶地发现,来的不仅是秘书,更有常务书记本人,刹那傻了眼。他醒过神,一边恭请新书记去贵宾室稍候,一边忙着找电话通知省委秘书长。项公走上一步,拍拍他的肩膀,和蔼地说:

“不必惊动其他同志,我们现在就走。”

这镜头是上得晚报头版的(福州那时只怕还没有晚报):于是,处长同志打头,项公居中,两位秘书殿后,或手提旅行袋,或肩扛背包,随人流涌出车站,来到广场,走近一辆老式的“伏尔加”,他们将行李塞进后备箱,项公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三位年轻汉子挤在后座,锣不敲,鼓不响,静悄悄地上路。

官场的威风,体面,或者说良好的自我感觉,是由随从的前呼后拥、接待的高车驷马提升的。县太爷出行要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总督驾临要张灯结彩,列队欢迎。这是规格,也是待遇。项公不喜欢这一套,他打小服膺的是共产主义,历尽劫波而信仰未减,苍生在他心头,使命在他双肩。若干年后,当他已是伏枥的老骥,仅仅为了发挥余热而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仍然把重心放得很低很低,把主义放得很高很高。有一回他考察西部贫困地区,为了掌握确切可靠的下情,竟然瞒过组织,撇开随从,与另一位老同志“微服出行”,火车买硬座,汽车挤巴士,到了不通火车也不通巴士的地方,就改为徒步,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半道鞋底磨烂,衣衫挂破,盘缠用光,堂堂的扶贫大员,差点沦为扶贫对象。


三、罢 宴


项公是闽西人,闽西的土特产之一,是地瓜,不言而喻,他就是吃地瓜长大的。

当了省委书记的项公,依然对地瓜情有独钟。七八年前,我在福州采访,听到过一则传闻:项公上任伊始,招待首次来闽的港澳台记者团,上的就是“地瓜宴”。

我相信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在我的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他的另一则传闻:罢宴。

说的是:1983年12月,项公率属下考察邻省,所到之处,免不了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接待。接待中最富国人口味而又最令项公反感的,是每顿必大摆宴席,觥筹交错。项公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老土,他多次出国,欧美官员饭局之俭朴、之务实,令他心悦诚服,叹为观止。他更不是败家子,不会忘本,他从农村来,“右倾”后又再度被削职为民,复出后长期抓的也是农机、农业,他清楚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家底,自己这帮公仆肩头又有多大的责任。因此,第一顿宴席吃下来,他向对方婉转提出,希望以后“饭菜尽量简单一些”。项公这里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你说了要简单,对方就会理所当然的简单,岂知对方理解为客气,下一顿愈加丰富多彩。项公心里烦躁,若是在省内,就要骂娘。这儿不行,这是兄弟省,客随主便。他只得按下性子,向主人郑重表示:“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作客的,无论如何,请降低宴请规格!”对方满口应承,连说“好,好,好!”可到了再下一站,端上来的仍旧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事情就是这般呈戏剧化:你这边不停地交涉,他那边永远是“下不为例”。唉,像这样不痛不痒、没完没了的“下不为例”,于考察何益?于党风党纪何益?!项公的焦躁、愧疚和恼怒,简直是如影随形,与日俱增。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顿——邻省负责人设宴,为福建同志饯行。项公的车子来到酒店门口,他突然意识到这次由省政府出面,规格只会比以往更高,菜肴只会比以往更丰盛……脑子嗡的一响,山民的倔强上来了,多日的压抑爆发了,他吩咐司机打道回头,老子不吃了!

罢宴乃不得已而为,你可以批评项公不够策略,不够艺术,却不能不敬佩他高傲的操守。项公的脑子就一根筋:立党为公,忧国忧民。谁也甭想用私利攻破他的布尔什维克防线;即使在吃喝这类小事上,他也中规中矩,一丝不苟。项公曾对一位记者坦言:“我每月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吃饭上。”怎么会吃掉那么多?应酬呀!——不过,别人是在酒店请他吃宴席,他是在家里回请别人“喝粥”。


四、140字的社论


吃、住、行,体现了项公一贯的风格:俭省。

那么文章呢?

很多人都知道项公是党内有名的才子,大手笔,至于什么是项公的大手笔?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了。我这里向你推荐一篇文章——项公为福建日报起草的社论,让你在人品之外,也领略领略项公的文品。

社论不长,从头至尾只有140字——

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

一是自己屁股有屎;

二是派性作怪;

三是软弱无能。

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这是编者按吗?

不。

这是讲话提纲吗?

不。

社论就是社论,它代表省委,代表一级党报郑重发言。上兵伐谋,旨在攻心;攻心不在话多,在如庖丁解牛,正中肯綮;声势不在虚张,在如高坡滚石,敲山震虎。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太短,不够味,不带劲?哈,告诉你,它的绝妙之处,正在于短中见长,四两拨千斤。非胸中屯积甲兵百万,不能发如此霹雳。非笔底洗尽八股老调,不能作如此檄文。社论无名——谁的名字也没署;社论又大大有名——它震慑八闽大地,令魑魅魍魉及其“保护伞”无所遁形。正是这篇短文,尔后获1982年度全国“好新闻”奖,连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青眼有加,称它为中国舆论界吹起一股清新矫健的文风。


五、与理论权威“扭秧歌”


项公大概不擅舞蹈,在日常生活。

但在理论战线,他却是长袖善舞,圆转自如。

有故事为证:1985年2月,一天晚上,项公陪某位主管理论、宣传的中央领导,观看文艺演出。起初,场内气氛融融,宾主有说有笑,神色怡然。待到台上出现迪斯科舞,某老勃然变色,怒视项公:“这种节目也上了社会主义的舞台,我感到吃惊!我消受不了!”说罢起身离席,项公连忙挽留,某老拂袖,厉声说:“不必了。我要泾渭分明!”

事情不大不小,项公认为对于一个具体舞种,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纠缠,因此事情过后,也就撂在一边,没往心里搁。谁知到了7月底,某老突然旧话重提,来函说:

“项南同志:我看过你写的一篇关于迪斯科舞的文章。我不是保守派,但不以你写这样的文章为然。音乐舞蹈一类问题似不宜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要看到它们对青年生活的整个影响。某些音乐舞蹈会激发青年的狂热放荡状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世界性的现象,不是就其一枝一节所能判断。现剪送参考消息的一篇报道供参考。如同意,亦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但这类问题不妨各是其所是,不必勉强。”

话虽然说得客客气气,实际绵里藏针,咄咄逼人。项公掂量再三,觉得有必要在这位意识形态大员面前,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于是他给某老复函,说:

“XX同志:七月二十六日来信及所附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文章,均奉悉。因最近常外出,复信迟了。

“你说,看过我写的一篇关于迪斯科舞的文章,并不以我写这样的文章为然。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个报刊上看到的。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类文章。

“不过,我并不反对青年人跳这种舞。由我们党和政府来规定青年人该跳什么舞,不该跳什么舞,不一定行得通,也不一定妥当。我的这种想法,曾与一些关心这类事情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不知您以为然否?”

项公下笔力求婉转,但其不平之鸣,不恭之态,还是泄露无遗。他太执拗!太顶真!因此,信写好后,遭到秘书善意的扣留,经过一阵冷处理,项公还是坚持要发,秘书不给,他就凭记忆重写一遍,径直交办公厅寄出。

同年9月12日,某老从北京复函,表示:“信收到。你说得不错,该文确是介绍你的谈话,不是你写的文章,是我记错了。因为你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现特检奉,请一阅,可能与你的原意,有所出入……”

细心人不难看出,某老这里,已经为项公预设了台阶。然而,项公读罢那篇采访稿,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并无出入,他不愿违心,旋即又复了一函,旗帜比前番更加鲜明:

“XX同志:……你前信说,‘某些音乐舞蹈会激发青年的狂热放荡状态’,是否说得过于严重了。你说的某些音乐舞蹈,当然包括你反对的迪斯科,因为你上封信正是从迪斯科引发出来的。

“我看,迪斯科似比传统的交谊舞更健康,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不仅青年人喜欢,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喜欢。她的确是世界性的舞蹈。

“反对迪斯科的理由之一,是说这种舞‘扭’得厉害,更易激发青年人狂热放荡。其实,跳舞,哪有不扭之理!北方人喜欢的秧歌舞就叫‘扭秧歌’,她‘扭’得极其自然、优美、健康。谁也不会说她会激发青年人的放荡。

“积极引导青年健康向上,完全必要。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青年人限制、禁止的东西太多了。青年人爱穿什么服装,爱理什么发型,爱跳什么舞蹈,让青年人自己去选择吧!我们似以少加干涉为好。”

项公这里的确“扭”得漂亮,这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精彩绝伦。当年他访问英国,曾在海格特公园马克思的墓地前趺坐半日,看来这番朝拜没有白费。某老尔后再也没有回音,至于某老心里究竟是怎么想,那已不关本篇的事,——就此打住。


六、趟过感情河


再绝色的佳人,也要老去,再大的官,也要下台,这是自然规律,社会法则,谁也越不过这道坎。项公在福建转眼就是五年,年岁已接近古稀,即使不出意外,早晚也得卷铺盖走人,何况意外不断,麻烦层出不穷,终于有一次大意外,大麻烦,促使他加速离任。

项公是那种老派、经典的共产党人:来,来得别出心裁,堂堂正正;走,也要走得斩钉截铁,光明磊落。因此,项公在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到既成事实的离任,慨然宣布: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

“你这是什么情绪?项南同志,难道你对福建就没有一点留恋,对同事就没有一点感情?”有人当场责问。

“请同志们别误会,我这不是绝情,是‘道是无情却有情’。”项公顿了顿话头,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深情地解释,“我所谓的‘一刀两断’,不是从此就不与福建的同志来往了,更不是不关心福建了,而是要坚决、彻底地做到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

项公列举了三条理由,大意是:一,这是党的纪律所要求;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前任领导随意干预后一任领导的工作,历来没有什么好结果;三,我退下来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没有资格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因此,请新一届省委领导大胆工作,我决不干预。

最后,项公向与会者拱拱手,“请同志们监督,我五年之内不回福建。”


七、陷入鞭炮阵


五年又是一晃而过。对于项公,五年是一个君子承诺。对于他的继任,五年则是整整一届。五年后,项公的影响理应已被消除,政绩理应已被遗忘。

项公甘愿被人遗忘,只有这样,他才能如一个局外人,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地回福建观光。

事实不然。项公到处都被人认出,认出了就有掌声,就有欢呼。看起来,五年的时间实在还是太短,项公的痕迹一时还不能磨光。

更大的情感地震,爆发在晋江县陈埭镇。

啊,你可知道:这里是闽南乡镇企业的“排头兵”,这里也是因“晋江假药案”而导致项公马失前蹄的“滑铁卢”。

那天,面包车徐徐驶进陈埭,项公旧地重游,百感交集。

车子停在镇中心。项公跨出车门,来到大街。项公摘下便帽,敞开衣襟,挺直腰板。突然——绝对是突然——从街道两旁的商铺,从行道树的树杈,从电线杆的半腰,从高楼的窗口,就像有人暗中擎起指挥棒,一挂又一挂、一百挂、一千挂、一万挂的鞭炮同时点燃,爆炸声惊天动地。啊,难道适逢哪家商场开业?难道适逢谁家娶媳妇?难道适逢小镇有什么重大活动?项公惊疑未定,道旁呼拉一下涌出大批群众,都是生面孔,望过去,没有一个认识,但是人人似乎都认识他,有人带头鼓掌,有人振臂高呼,欢呼声鞭炮声顿时混作一团。项公他渐渐听清了,听清了自然也就闹明白了,原来群众呼喊的是:“项书记,你好!”“项书记,我们忘不了你!”“我们想念你,项书记!”……项公愣在原地,愣在鞭炮阵的核心,他虽然见过大阵势、大场面,一时也有点手足失措,好比一个年老退休的演员,离开舞台已经多年,不料有一天,他打开房门,屋前站满了挚爱他的观众,人人手捧鲜花,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此时此刻,项公显然动了感情,他清清喉咙,像要发表一通即席谈话,比如感谢陈埭父老乡亲的厚爱,感谢他们“捉虫护花”,把乡镇企业办得更加红火,感谢……然而,这位前任封疆大吏,民众爱戴的开拓者、先行者,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含泪向大伙挥手致意。


八、树木如何化成煤?项公点化我要捂


八十年代是一特殊的年代。那时空气中混合着青草与麦秸的芳香。那时大人物与小人物特别容易走近。

我与项公交往,缘起于1988年,已在他离闽返京之后。说起来,那正是我生命的彷徨期,身为记者,但已对新闻隐隐产生困惑,向往作家,又没有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欲望的钟摆在茫然的现实和朦胧的未来之间晃荡,时而激奋,时而消沉。这当口,我有幸结识了项公。我在一篇题为《大匠运斤》的散文中记叙说:“这位1918年出生于闽西山区的老兵,前年从福建省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长者,多半都是正襟危坐,作佛陀拈花状,以一种大彻大悟和坚定如磐的自信,带我进入他生命的 ‘深山老林’ 。”项公听我叙述了转型期的苦闷,他在正式接受采访之前,有这样一番开场白: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经历的事情也未必典型。我是想了好久,才决定接受你的采访,也算交一个朋友吧。我提供的材料,对你,无论从记者的角度,还是从作家的角度,肯定有些用途。但有一条,你不要急着把它写出来发表。你急急地发了,毓方,你笃定还是从前的你,不会有大气象,大出息。树木在地底埋久了,地表的重压加上时间的重压,才能使它化成煤。许多东西就是要捂,捂的时间越长,越能转化成巨大的能量。”

项公大概觉得他自己的矿脉还不够丰富,不够密集,尔后又特地为我联系了两位老同志,都是身居高位,而又饱经沧桑。项公交代说:“他们都很忙,也很有个性,可能不像我这般容易采访,你要随机应变。咱们呐还是那个君子协定:非到实在憋不住了,你轻易不要动这些老同志的材料。不动它,不等于就对你没用,你吃进去的一切,都会化作你的血肉,都会流动在你的字里行间。”

本意是我采访项公,结果却变成项公丰富我、栽培我、雕琢我。我见项公多妩媚。啊,所谓长者之风,只是在路人需要荫凉的时候,从繁枝间悄悄绽出几片新叶;所谓斲轮老手,只是在走第一步棋时,已经预先埋下后面的第三步、第五步。

20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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