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从争霸到兼并——晋阳之战的标志性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7 次 更新时间:2017-04-28 1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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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文章载于《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爆发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攻守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前后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土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就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多将此事看作是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春秋末年,晋国政治生态出现了晋君权力被剥夺,强卿大宗主宰国内政治的局面。公元前458年,范氏、中行氏在残酷血腥的内乱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前,曾权倾一时的栾氏、郤氏也先后覆灭,智、赵、韩、魏把持国政。但“四卿”同样不能和平相处,很快又出现激烈的冲突,这样便点燃了晋阳之战的导火索。

   “四卿”之中,以智伯瑶一族的实力最为雄厚,智伯遂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向韩、赵、魏三家索取土地,韩、魏两家被迫献地,但赵襄子却断然地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怒火中烧,便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调集军队攻打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起兵抗击智伯的进攻,制定了依托坚城固守,持久抗敌,伺机反攻的防御方针,选择民心向赵,墙高池深,粮草充足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攻守双方在晋阳城下相持一年有余,战争其实进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这时,急于求成的智伯沉不住气了,决定引导晋水(汾水)灌淹晋阳城,水攻,在冷兵器时代,就像“火攻”一样,也是一种重要的特殊战法,《孙子兵法·火攻篇》就有“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的论述。智伯的水攻,一开始还是颇为有威力的,它使得晋阳城浸泡在洪水之中,形势十分危急,但是守城军民斗志旺盛,殊死抵抗,硬是将智伯联军阻挡在危城之外。

   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赵襄子的智囊张孟谈潜出城外,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打动他们,劝说他们暗中倒戈,确定了三家联合进攻智氏的方针。一切就绪后,赵襄子在韩、魏两氏的配合策应下,派遣精兵实施偷袭,放水倒灌智伯军大营,智伯军在突袭面前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赵军主力乘势从晋阳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从侧翼发起夹攻,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朴民:《先秦喋血》第97-99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在晋阳攻守战中,赵襄子做到了指挥若定。他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充分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当智伯以水灌淹城池,守城作战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采纳谋士张孟谈的建议,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瑶之间的深刻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统一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日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谋”、“伐交”顺利得手后,赵襄子又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大水倒灌智伯的营垒,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初战告捷的形势下,赵襄子牢牢地把握战机,一鼓作气,迅速全面出击,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

   而智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丧失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他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在作战过程中,他违背“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的原则,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了实力;也昧于对自己“同盟者”动向的了解和掌握,以至于为敌手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之时,又惊慌失措,计无所出,未能做到随机应变,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抵御,终于一败涂地,真可谓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军形》)的一个范例。其身死族灭,为天下笑,应该说是并非偶然。

   晋阳之战的总体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突出。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它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用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伯土地为条件。

   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春秋时代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伐交”之基本含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威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慑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已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战场上曾经有过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的贵族高尚风度,早已被弃之如敝屣了。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只有惨绝人寰的血腥,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争历史行将打开崭新的一页,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开始全面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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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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