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讨价还价”: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1946—194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7-04-28 0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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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物价经历短暂下跌,旋即剧烈上升,国民政府采取限工、限价、配售等多种措施加以严控。在天津市的价格管制体系中,同业公会受政府委托,承担着议价与限价的重要职责。但同时令政府不胜其烦的是,同业公会频繁提出涨价呈请,以集体议价的方式提升本业价格水平。就天津日用商品行业的同业公会之作为观之,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体现着政府管制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内在矛盾。在限价政策之下,涨价主要不是以商家私自加价的方式实现,而是以同业公会的集体提价的路径达成。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政府与同业公会联控的限价体系根本无法遏制通胀与成本驱动下的物价飞涨,国统区的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亦在风雨飘摇中一路走向崩溃。

  

   关键词:天津同业公会;日用商品;价格管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夺取抗战之最后胜利。和平消息传遍全国,舆论一片欢乐轻松,对战后重建充满期待。这种胜利久违的民众心理也在物价上面体现出来。在8月最后一周,原本受到物资管制的商品大量半价抛售,全国物价突然下跌。这本是市场供需回归正常的信号,如顺势利导、恢复生产、疏浚交通、稳定货币、或可根本解决物价高悬和物资短缺之苦。孰料这只是极为短暂的轻松时光,至10月间,物价死灰复燃,重回上升通道。进入1946年,通货膨胀已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1947年2月,国民政府重启经济管制政策,颁发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重要日用必需品实施限价。此时的管制吸取了抗战经验,政府部门将行政监察与商会、同业公会的商人组织体系相结合,以期提高政策实效(1)。

  

   天津为华北经济中心、进出口贸易之集散地,“举凡金融及商品市场,其左右社会经济至为举足重轻”(2)。在全国经济形势恶化、价格全面上涨的困境中,天津亦在努力应对。在天津市社会局主导的价格控制体系中,商会和同业公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查询的行业档案中,发现同业公会与各业限价政策之实施关联密切,其作用并不限于单纯执行限价方案,还与政府频繁进行着“讨价还价”活动。本文选取天津的粮食业、煤炭业、布料业、洗浴理发业等提供日用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同业公会在价格控制体系中的角色进行解读。经由天津各业同业公会的表现,也试图进一步探析内战时期政府价格管制政策之实施途径,讨论严重通货膨胀环境中行业组织之应对方略(3)。

  

   一、定价:内战时期天津的价格管理体制中的公会职责

  

   抗战胜利后的平静很快逝去,内战烟云弥漫全国。通货膨胀有如恶魔降临,其直接表现就是物价的迅速飞涨。据财政部颁发的全国疋售物价总指数,如以1937年指数为100,1945年已升至163160,1946年达339221,1947年达2697100(4)。再据分地区之物价对比,以1937年1-6月平均指数100为基数,到1947年9月时,上海的指数是4635700,重庆是2590240,长沙是3481400,贵阳是1564323,天津是4574905(5)。物价涨势汹涌而至,西部地区稍低,天津的指数涨幅与上海不相上下,但均达至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张公权在抗战后曾担任过经济委员会主任和中央银行总裁。据他的分析,战后初期出现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要发动内战,军事开支成倍增加。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巨额的流通券,限期强制伪钞兑换法币,都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境况(6)。内战爆发后,又肆意扩张信用货币,滥发钞票。据中央银行的统计数字,1945年增发法币842,400百万元,1946年增发法币达2,644,200百万元,增长3倍有余。1947年,达到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6月达163,332,800百万元,法币滥发已经完全失控(7)。价格飞涨之下,人心惶恐,投机严重,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实行限价。1947年,行政院制定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要求平衡预算、取缔投机、发展贸易、稳定物价。关于物价方面,方案规定:行政院指定若干地点为严格管制特价之地,各地政府机关应动员全部力量稳定物价;旨定地的一切日用必需品严格议价,依照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及评议物价实施方案办理。方案尤其强调要对民生日用必需品保证供应,方案还规定民生日用必需物品出售之价格,由主管机关核定公布之。经营之工商行号出售价格不得超过公布价格,不得囤积日用必需品延不供应。如有违反,“以扰乱市场论罪,从重惩处”(8)。

  

   天津市的涨价风潮亦极为严重。1945年11月1日,天津商会召集粮业、油业、猪羊肉业、棉布业、百货业等日用必需品业公会的会长商议应对措施。代表讨论认为,本市各货存底不丰、外埠交通梗阻导致供不应求是为主因,黑市操纵,亦可影响物价。会议提出疏通货源、恢复生产、开放查封日伪仓库物资等解决办法(9)。到内战爆发后,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据1947年10月20日《工商新闻》所载,天津物价极为混乱,“为历次涨风未有之现象,物价均向高峰挺进,瞬息万变”。食米市场危机更甚,“米价成野马飞腾,投机米蠹,目无法纪,横行市场,混乱异常”。面粉、纱布、食油各业,货源减少,原料剧涨,“货主喊价更见猖狂”。政府派遣便衣经济警察,严厉检查同业交易(10)。天津工业会也指出:年来物价步步狂涨,人心惶恐,大有不可终日之势。长此以往,经济必趋崩溃,治安无法维持,其结果何堪设想。”(11)价高世乱,抢购成风,政府和工商界亟须寻找应对之策。

  

   按国民政府的政策设定,国统区的市场管理是采取打击囤积、限价与配售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的。国民政府重新颁发《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两大法规,旧政新用(12)。1947年2月,行政院颁布行《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将商会、同业公会纳入到价格评议体系之中。办法规定:全国各重要地点须设立物价评议会,其职掌包括评议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售价、检举违反议价之行为。评议会由主管官长任主任委员,委员7-11人,由地方政府从参议会、商会、工会及工商同业以会中选聘之。评议分为初议与复议。初议由主管局派员与同业公会代表会同议价,报告物价评议会。评议会核定后,报请地方长官核定公示。议价标准系按成本依向例酌加利润,核定价格由政府公告,商店须将价格表标明于店门前或物品上。成本发生变动有评定新价必要时,须重新议价,未经议价核定前不得加价(13)。商会、同业公会直接以公司、商号为会员,能够准确掌握和监察物价变动情况。同业公会也愿意参与此事,希望借机能够保护行业利益。在天津市,社会局既为同业公会之会务管理机构,也成为价格事务的负责机关。

  

   商人团体是战后人民团体重建的重要内容。1945年11月,社会部发出通令,要求收复区人民团体进行整理登记。凡敌伪指使成立者一律解散,其余依法调整,重要工商业团体尤应迅速重建。天津市社会局转发社会部令,还要求天津商会提供实施意见(14)。在沦陷时期,天津的商会、同业公会多为亲日及投敌分子掌控,在依令对伪商会进行解散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事改选问题。1945年10月初,天津市政府派杨西园、王晋生、张伯麟、宋裴卿、张紫宸等19人为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委员,杨西园为主任委员,王晋生、张伯麟为副主任委员,10月29日正式办公(15)。商整会一面接收旧商会之各项文卷,一面推动各业同业公会改组重建。按照商会的成立程序,公会改组是商会成立的前提条件。经过努力,商会下属的100多个同业公会重新实施登记。1946年10月1日,商整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通过新章程,选举了新的理监事成员,新的天津市商会宣告成立(16)。

  

   同业公会之整理委员系由社会局在各业中选择“思想正确、信誉卓著并无不良嗜好之会员”担任。是否“思想正确”无缘得知,可以确定的是整理是由社会局直接掌控(17)。为强化商会和同业公会,社会局要求非公会会员应按业类组会,否则应加入公会。光复初期,天津商会所属同业公会有115个,少数公会系合并而来(18)。根据1946年9月的统计,改组后的同业公会有127家,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工业和商业行业(19)。同业公会的恢复与重建,使政府得以与各个行业建立组织与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也获取到了将政策向市场及企业层面推进的组织平台。天津市按照《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建立了各业议价评价委员会。委员会之职责,在于接受各业价格申请,评定价格之合理性,确立各业标准售价。在各同业公会内部,也设立有福民会及类似的价格评议机构,以在业务上与评价委员会对接。

  

   到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工业会法》,将工业会与商会分立,希望更进一步推动工业的改良与发展。天津到1948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正式设立工业会。团体会员有普通工业9个行业的同业公会,重要工业约有16个行业的同业公会(20)。工业会的成立并没有改变社会局与同业公会的组织关系,二者间的信息交流机制依然存在。

  

   二、限价:同业公会的议价与控价活动

  

   根据经济紧急措施所规定的限价范围,粮食、棉纱、燃料、食油、食盐和食糖等均属日用必需品行业。本文也将鞋业、猪肉业、理发业、澡堂业、旅店业、洗染业、百货业等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业纳入考察。天津的粮食行业涉及数个同业公会,分别是粮业同业公会、杂粮斗店同业公会、米业同业公会、面粉业同业公会,粮业主要从事米粮批发,杂粮业又称斗局、斗店,专事采运米麦杂粮囤存发售,米业专售大米。面粉业公会又称三津磨房业同业公会。另如食油、食糖也属饮食范围,公会是机制油业同业公会、糖业同业公会。鞋业、猪肉业、理发、澡堂、旅店、百货等都是属于商业同业公会,面粉业有工业同业公会。燃料业即是灰煤商业同业公会。

  

   天津的限价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0月物价恢复上涨至1947年2月实行经济紧急措施。在这一阶段,天津市的社会局已经将同业公会纳入到价格监控体系之中,同业公会也在自主地参加价格评议活动。第二阶段是从1947年2月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取代法币。在这一阶段,天津成立了各业议价评价委员会,同业公会在价格调查、价格评议及价格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阶段是从1948年8月19日至天津解放时期。金圆券改革后,社会局确立以当天之物价水平作为控价标准,要求相应兑换成金圆券标价。但随着金圆券的超发泛滥,物价狂涨之势并未得到逼制。政府依然要借助于同业公会来进行价格控制。

  

   限价政策的实施包含议价、审核、平售、监督这几个步骤。议价是由同业公会进行业内商议或官民合议,在确定初步价格方案后,将之上报社会局或议价评价委员会,通过后各业方可按价售卖。监督是在平售过程中,禁止有私自涨价或黑市交易行为。在这几个环节中,最为核心的是议价和监督程序。

  

   (一)议价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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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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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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