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彦波:海缘世界:两宋时期的域外民族志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 次 更新时间:2017-04-25 15: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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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波  

   内容提要:任何一个时代有关域外知识的汇集,当与特定的国家战略和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和海洋经济要素的增长,以使节、商人为主的各种不同人群的穿梭往来,作为域外世界新鲜的知识与信息的“报道人”,他们的所见所闻为宋人建构域外世界诸多国家的图像提供了可能。正是在海外世界知识汇聚的过程中,以《诸蕃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代表的域外民族志作品集中涌现出来,这些作品的书写特点、体例、内容等均对后世域外民族志的撰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时期;域外民族志;研究

   作者简介: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研究。

  

   在东亚的政治地理版图上,10至13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局部统一与多民族政权分治的时期: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相对峙,西夏、西辽、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民族政权并存发展。此时期,相较于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而言,两宋王朝由于持续不断受到周边各大政治势力的挤压,政治地理空间日渐缩小,常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但两宋时期的科技文化、经济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却出现了繁盛的景象,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与此现象相关联,我们在梳理古代域外民族志的学术发展史中,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虽然就有不少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注重对域外世界的观察和记录,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域外的民族志文本。但翻检宋以前的文献典籍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与域外世界有着广泛接触与交流的大唐时代,除了在正史的“四裔传”中存留有较为丰富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外,专门性的域外民族志仍属凤毛麟角。入宋以后,这一局面有所变化,当时关于域外[1]国家的信息和记载在《宋史》的相关传记、宋代编撰的类书和一些专门性的志书中被保留下来,这为我们了解宋人与域外的交往情况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文本和资料。

  

一、两宋时期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与经贸往来

  

   如果说大唐时代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中外交往盛况,那么入宋以来,在陆上丝绸之路阻断的同时,随着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的共同发展,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繁盛的过程中,中外之间因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商业贸易而掀起的人员交往,可以说开启了另外一种中外交往的模式。

   基于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而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核心逐层关联的朝贡关系,作为古代亚洲国家间关系展开的一种重要模式,它始于公元前3世纪,终结于19世纪末期。这种朝贡关系在唐帝国崩溃后,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多民族政权分治,宋王朝不再是单一的朝贡中心,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成了朝贡的次级中心,但是两宋王朝还是与域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保持着政治上的朝贡关系。据陈少丰研究表明,两宋时期向宋朝入贡的主要国家有:高丽(今朝鲜半岛)、交趾[2](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渤泥(今文莱)、蒲端(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北岸)、罗斛(今泰国南部)、真里富(今泰国东南)、登流眉(今泰国)、蒲甘(今缅甸)、宾同陇(今越南潘朗)、三麻兰、蒲婆、注辇(今印度科罗曼德尔)、天竺、西天东印度、北印度、西天竺、邈黎、大食、大食勿巡国(今阿曼东北部哈德角西岸的苏哈尔港)、大食俞卢和地(今波斯湾西岸沙特阿拉伯的卡提夫)、大食麻罗拔(今也门席赫尔)、大食陈婆离(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大食层檀(今非洲东海岸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拂株(拜占庭帝国)等。[3]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据周宝珠统计,高丽朝贡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4]外国使臣到来后,他们携带着各国奇珍异宝、风物土产按既定的路线进入中国境内,朝廷则以中国物品“回赐”他们,由域外使节带出海外。在接待域外国家和地区朝贡的同时,宋朝廷还不断派出使臣出访域外的高丽、交趾、天竺等国家。如据《宋史·交趾传》等文献记载,“宋室派遣使者至安南共约十次,其中较重要的有宋镐、王世则之出使,宋镐返国曾记南行之情况即《安南志略》所谓之《宋镐行录》”。[5]又据相关学者研究指出,宋与高丽从太祖建隆三年(962)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断交以来,宋遣使臣至高丽30次。[6]在出使过程中,使臣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感受,对行程路线、沿途的自然人文风情及个人感受,以行记、日记等形式记录下来,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异域行记”或“奉使行程录”,它是研究中外交通、经济、交聘制度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未完整保留下来,在现存有佚文的宋代行记中,出使高丽的有3种,出使交趾的有一种。[7]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宋与域外世界交往中,因经贸关系而带动的人员往来可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入宋以后,中国与海外的经贸往来甚为繁盛,贸易的区域从东北的高丽到东边的日本,南边几乎囊括东南亚的所有国家,西至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北宋时期,宋海商赴日本贸易,有明确记载的达70次。据《高丽史》统计,从公元1012年到1192年,宋海商赴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总计4548人。海商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中的主力军,而且也充当使者、传递中外信息。[8]据相关学者统计,“北宋中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1666.6万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2333.4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777.8缗”。[9]

   以上我们以朝贡使节和海商的交往为例,对两宋时期的海外交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事实上,对于不同区域的人群而言,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与了解,源于人口的流动。有宋一代,源于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和经济上的贸易往来而引发的人员流动,对宋人了解域外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正是在这种人员的流动中,大量的有关域外世界的信息随着物产的流动,源源不断的汇集,使宋代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如果套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的所谓“报道人”的说法,穿梭往来的使臣、追逐利益的商人以及中外僧侣、移民等组成的庞大群体,向宋人报道了他们所了解的海外世界。对于这诸多的“报道人”,他们所获取的域外信息则主要通过各具身份民族志写作者——既包括国家层面正史的海外民族志的编纂者,也包括官方相关的机构编纂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大型类书、志书,还有独立的作者所撰写的专门的域外民族志作品记录下来。

  

二、宋代的域外民族志书写及主要的民族志类型

  

   如上所述,入宋以来,因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和经济上的海商贸易等各种原因,中外之间有了高频度的人员往来,在人员往来中有关域外国家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起来,为宋代士人撰述域外民族志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成书于宋代的域外民族志,从存录情况、体裁等方面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类别:

   一是以正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记录与书写。在我国传承有序的二十四史编纂中,宋代编有《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书,反映的是宋朝建立以前的情况,而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卷485至卷492是“外国传”,虽然所谓的“外国传”,只是相对于宋王朝而言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而是包括了西夏、大理、回鹘、高昌、于阗、龟兹、党项、渤海、吐蕃等边疆地区由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但也专门有交趾、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南毗、渤泥、注辇、丹眉流、天竺、大食、拂菻、日本、高丽等十余个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传记,其中的高丽(专门安排一卷)、交趾(与大理共为一卷)所占的篇幅较大,反映了这两个国家与宋朝关系的密切及其重要性。在具体的叙述中,有些传记如《宋史·占城传》中还旁及了交趾、宾陀罗、麻逸、蒲端、三麻兰国、勿巡国、蒲婆众国等域外国家和地区。[10]成书于元初的《宋史·外国传》(五、六、七)作为最主要的域外民族志文献,参阅汇聚了之前诸多有关域外国家的资料和信息修纂而成,其对各个域外国家的记载虽然详略不一,但大致包括地理四至和方位里程[11]、风物土产(衣食住行、集市、物产等)、语言文化、官制刑法、与宋通使(入贡)情况等诸多方面,内容较为丰富、全面,尤其是对于朝贡的记载(录贡表)甚为详尽,带有明显的官方政治意识色彩。

   二是各种大型的类书、志书以及杂录、朝野见闻录等关于域外的记载。有宋一代编撰了《五代会要》、《玉海》、《宋会要》、《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诸臣奏议》、《山堂群书考索》、《舆地纪胜》、《册府元龟》、《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事林广记》、《云麓漫钞》、《文昌杂录》、《桯史》等大型的类书、志书、杂录,这些文献中的“边防门”、“方域门”、“蕃夷门”、“四夷部”、“朝贡门”等相关的门类或部类,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的域外国家和地区有:真腊、拂菻国、占城、天竺国、大食、蒲端、阇婆国、真里富国、佛泥国;《事林广记·方国门》记载了占城国、宾童龙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诃陵国等多个国家;《五代会要》记载了高丽、新罗、占城等国家。此类有关域外民族志的文献,总体上而言较为庞杂,有的成系统、有体例,有的可能只是只言片语散在相关的记录中,但也弥足珍贵。

三是专门性的有似现代的列国志、地方志、民族志之类的著作。此类作品以《诸蕃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外国门》最为典型,或者说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这三部著作中,赵汝适的《诸蕃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志国”,是关于交趾国、占城国、宾瞳龙国、真腊国、登流眉国、蒲甘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凌牙斯国、佛啰安国、新拖国、监篦国、蓝无里国、阇婆国、苏吉丹、南毗国、胡茶辣国、麻啰华国、注辇国、大秦国、天竺国、大食国、麻嘉国、层拔国、弼琶啰国、勿拔国、中理国、瓮蛮国、记施国、白达国、弼斯啰国、吉慈尼国、勿厮离国、芦眉国、木兰皮国、勿斯里国、遏根陀国、海上杂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流求国、毗舍耶、新罗国、倭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记,属于“多国”民族志;下卷“志物”,介绍了脑子、乳香、没药、血碣、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罗蜜、槟榔、椰子、没石子、乌樠子、苏木、吉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芦荟、珊瑚树、琉璃、猫儿睛、珠子、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鹦鹉、龙涎、玳瑁、黄蜡等48种异域物产的产地、性状、用途等情况,可以说属于“物”的民族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作为参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编撰而成的区域地理志,也是宋代广西地区极具史料价值的民族志。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关于域外国家的记载,仅涉及安南、交趾等与广西毗邻的几个国家,对域外世界记载甚少,而《岭外代答》则专门安排有“外国门”一个类别,记录了安南国、占城国、真腊国、蒲甘国、三佛齐国、阇婆国、故临国、注辇国、秦国、大食诸国(麻离拔国、麻嘉国、白达国、吉慈尼国、眉路骨惇国、勿斯离国)、木兰皮国、西天诸国(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等)、西天南尼华啰国、东南海上诸杂国(沙华公国、近佛国、女人国)、昆仑层期国、波斯国、三伏驮等数十个域外国家和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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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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