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

——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17-04-24 12: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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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历史上的纸媒革命动能是否还有当下的生命力?或者,只能由新媒体主要担当新文学运动中纸媒传播的革命角色?

   历史的惊人相似处早已昭然若揭。新媒体文学以来最显豁的两条生长路径一如百余年前纸媒文学革命的翻版,即市场利益驱动的类型化写作、全社会个人化的泛文学写作。不同在于,现在凭借新媒体语境诞生的这两种文学生长路径,却已经是纸媒\传统媒体所遭遇的尴尬困境和无情挑战了。上下百余年,纸媒\传统媒体从曾经的革命者换位成了“被革命者”,或“被迫的革命者”。

   在类型化写作方面,传统的类型写作实际上已经被新媒体写作所超越。新媒体文学的类型写作不仅细分而且也拓展了传统的类型写作,“细分”是在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区别,在有限性中制造出更多的丰富性;“拓展”是在外部衍生出新的类型,特别是相互具有亲缘性的类型特征,从而开拓了类型写作的整体格局。但不管是形态数量上还是空间分布上,新媒体文学类型化写作中的这种细分和拓展的特点及趋势,都已经给相应的文学批评造成了困惑,形成了相当明显的理论障碍。如何应对、如何命名、如何对之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理论把握?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严重挑战。所以,类型化写作在新媒体语境中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泛类型化的倾向,使得所谓的类型并不容易作为典型类型来把握。这是直接改变了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

   至于全社会个人化的泛文学写作现象就更加复杂了。本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纸媒文学复兴时代,文学生态、文学形态的多元化现状就已经形成了批评的困境,比如跨文体写作的概念,用一个权宜性的名称来指称一种文体现象,犹如日后的80后被用于指称一代写作者现象,显然是批评在理论上无力无能的表现。新媒体语境的发展和成熟则更进一步地加剧了批评的这种窘况。新媒体对于文学写作和信息传播、内容创新等方面既有的传统媒体壁障的拆解、清除与打破,在极端程度上解放了作者——个人化写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同时也就势必造成文学写作的极度泛化,泛文学写作即呈汹涌泛滥之势。

   泛文学写作的强势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的文学观念和一般价值认识,不仅主要在网络形态的写作中,而且在传统的纸媒文学中也成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概念或现象,最近的显例就是正在热闹着的“非虚构”。不管是在实际形态上,还是在文学批评及理论上,所谓非虚构写作都已成为一种“尴尬”。这种尴尬并非质疑其写作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指它凸显出了在新媒体崛起、多种媒体交互作用的语境中,(文学的)写作形态渐趋不可控的变化态势。但其利弊目前却并不能明确判断。

   对此稍作深入分析,“文学”的形象和地位主要由其共识经典的历史地位所塑造,而且“文学”为一切写作提供了无限可能的技术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支持又会形成内容支持,这使得“文学”能在所有写作方式中获得特殊的尊崇地位,乃至“文学至上”的写作理念深入社会人心。不仅如此,在教育制度的设计中,“文学教育”又是其中的基础和主要环节之一,人生经验、生命体验、文化成长、社会人格的发展过程,就伴随着“文学”的规定性教育接受,这使得从来无法面对文学产生心理自觉的反抗意识和抗拒意志。

   在我们的观念和社会中,“文学”是有特权的。我们的文化赋予了文学以特权。那么,当这种特权的文学获得了天生就是民主性格的新媒体支持之后,新媒体文学的空间膨胀就几乎不会再有限制了,全社会的个人化写作也同样不再受到限制。极端地说,新媒体技术支持的空间有多大程度,新媒体语境就能达到多大程度,即新媒体文学的边界也就在那里。所以,很明显,传统媒体的文学理论不再可能有效、圆满地规范、定义新媒体文学形态了。

   一言以蔽之,新媒体语境赋予的文学形态的创新性、可塑性和未来成长性,都在实际的文学经验及直观感知层面上,对于传统的文学史延续产生了摧毁和终结的威胁。

  

  

   如果说以上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一些文学价值判断及实际的文学现象问题而进行的话,那么“文学史的终结”在新媒体语境的文学(专业的、美学的)评价和一般社会(市场的)评价中会有更多的直接体现。

   我们迄今为止的文学评价标准,包括经验性的把握,主要来自于纸媒即传统媒体的文学资源及规范。从文学评价的权利地位来说,文学链的下游注定了只能“臣服”于中上游居高临下的权威。简言之,以作者为主的创作系统(上游)、以发表出版机构为主的传播系统(中游)、以读者受众为主的接受系统(下游),既构成了文学链的主干,也划定了此一链条环节中由上到下的权利差序地位。

   如果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变量”的话,则这一链条主干也可能会被随时打乱甚至打碎。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变量”,主要是指特定权力介入而形成的文学支配性因素,比如国家、政府机构或以其为背景的文学评奖\评价活动之类,体现意识形态强力导向意志的文学批评舆论,还有借助含有“权威”身份标志的各种关于文学的倾向性要求,以及各种出于功利诉求的文学规训等,凡此种种,都有权力随时“合法地”介入、契入任一文学链中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并由此决定或改变文学链中各环节的权利地位。中国文学链的既定权力格局状况由来已久,纵向的上下游序列已经成为固定模式,并非仅受到传统媒体的支持,因此政治变量所指向和针对的往往也就是文学链的上中游,只有上中游才拥有最大的文学权利;搞定了文学的上中游,就获得了文学的操作支配权。

   这样或能理解一点为何“读者来信”等群众和社会的意见经常会产生自下而上的颠覆作用。没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操作,这种契入文学的“造反”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成功理由。由此也就得到了另一个结论,不管政治变量的影响如何巨大,都不会影响到文学的制度层面的真正改变,即文学链的权力差序在宏观层面上不会因此产生实质性变化,改变的只是因政治变量而带来的具体利益博弈方。文学链的运行其实依然如故,其上游或契入的变量因素仍会对文学传播起到引导乃至支配性的导向作用。

   但新媒体语境却在根本上能够改变、甚至颠覆传统媒体及其经典文学权利支撑的文学秩序,包括文学链的权力差序地位格局。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到的新媒体所提供的技术平台支持和市场地位支持。如果说新媒体技术创造、形成了文学的作者共同体,同时也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受众以作者即内容创造者的地位,由此改变了传统文学链的上下游纵向单线的传播与权利关系格局,那么新媒体的市场支持特征就是将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市场转化、改造成了一种立体多维、互动开放的文学传播场域,产生出了多元、交叉、关联性复杂的利益博弈方,传统媒体的文学传播格局几乎就此发生了完全的转型,而首先是传播的主流型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旧世界的秩序和权利正在衰减、消失的过程中,新世界的型态正呈成熟向上的生命勃发生长期。此时此刻,新旧世界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的权利博弈方面无疑会越来越激烈,但乐观而言,最后也将会以某种妥协达成新的共识,合流推进新媒体语境主导的文学发展。

   从宏观面看,当下博弈的主要力量无疑就是传统主流权利与依附于新媒体或由新媒体催生出的新兴“文学民主”权利。传统主流权利一是源于传统媒体语境的支持,二是得到了最多的政治权利支持。实际上,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政治权利对于文学的掌控和支配也是最易实现的。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历史中,不乏主要受制或支配于政治权利的文学时代,至于受到政治权利支配的文学现象更是不在少数,由此不难梳理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文学\文艺特征——主要受到国家权利支配的文学。

   显而易见,真正能够打破这种传统权利统治格局的就是新媒体技术及所形成的新媒体语境。传统主流权利虽然也能利用新媒体技术,但只有在新媒体语境中孕育、诞生、直接受到新媒体技术支持并与新媒体语境联动的新兴文学才能成为新的文学权利。这种文学权利也就是新媒体语境的构成部分。为什么说依附于新媒体或由新媒体催生的文学才是新兴的“文学民主”权利?就是指这种新兴文学并非源自传统的权利系统,且天生就是传统主流权利的竞争力量。既不依附于传统媒体语境,也不直接受制于权力意识形态的权威。

   因此,对于传统的文学集权力量来说,新媒体文学就是一种文学的“民主”力量。从泛政治角度看,作为文学民主力量的新媒体文学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学权利的排挤和抵制。道理很简单,这是一种应运而生前来“夺权”的力量,二是这种力量的不可控性。比较而言,前者可以通过“谈判”而形成一种妥协、互利、可控的结果,后者却更加可怕和恐怖;对于政治权力而言,不可控因素的存在无疑就是最大的危机和陷阱。

   从另一方面看,已经意识到的、可见的“政治冲突”实际又不是最可怕的。比较传统权利的压迫,来自新媒体文学的民主权利立场自身的内部挑战或许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这种危险性和破坏性尤其具有自我瓦解的倾向。新媒体(文学)对于民主权利的强大支持可以说比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政权交替、传统媒体变革等都要来得彻底——权利直接赋予了每一个个人可以自由地实现。权力的行使几乎没有了任何一种门槛限制。

   这种彻底的民主权利革命同样也使得民主的天然毛病在新媒体语境中变得异常的普遍和严重,除了效率、规范、秩序、道德等问题外,新媒体更加给“民粹”思潮和“民粹”情绪与言论的极端释放加注了空前的助推剂,已有可能形成新的现实政治危机。

   观察近年的网络舆情,可以明显发现,在所有重大公共事件和问题上,激烈的民粹表现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国际问题、国家关系上,夹持所谓爱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近似战争狂热宣言,毫无理性可言;在社会现象、一般日常问题上,将“弱者的蛮横和特权”视作天经地义,不断突破社会道德良知的底线;在学术文化、专业问题上,无视常识、缺乏基本知识准备,一味想当然地粗暴武断的“反智”,凡此种种,都能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下得到无限的放大,形成为社会和舆情的冲突焦点。这其实是政治危机的潜在病灶。但新媒体的支持和放大功能显然并非源头和主因,而主要是加剧了动荡“洗牌”的速度、幅度及其复杂性,这种民粹思潮的社会基础和根源究竟何在?

   新媒体语境放大和激化的实质上是社会内部的自我矛盾与深层问题。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进步举世瞩目,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一个落后的大国、穷国,一跃而为当今引领世界发展的经济引擎和最重要、最广大、最具潜力的市场。但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以及积累而成的问题,也已渐渐成为影响社会良性发展的阻碍,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经由新媒体语境的多方发酵,这些问题或已成为更加难以容忍的社会痛点,比如医疗问题、养老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我们不知道的只是这些问题最终破坏性爆发的时间。而从一个社会的结构与利益关系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实质,则失衡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城乡差别、乃至左右之争等,无疑都是制度性根源派生出的重大问题现象。

   正是这种业已普遍持久的失衡,成为滋生、酿成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土壤和温床。也就是说,因为社会内部的权利等级差太大、基本的平等权利问题已趋严重,特权痼弊无法消除,社会强弱之势愈发分明,这使得社会民粹思潮能够充分利用或借助新媒体的支持,形成一种民主与民粹“合体”的社会语境。目前这种社会语境其实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中的显著现象。

所以,现在不是说某个领域、某种议题、某种层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而是在社会整体的表达上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民粹政治正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产生操控言论权利、主导舆情趋势、压制异见表达、甚而“绑架”国家机器和社会广大权益的社会政治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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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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