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朱希祖对于章太炎学术思想之诠释

——以《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为中心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 次 更新时间:2017-04-24 11: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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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本文为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六章。

   前面各章,笔者从史学、经学、子学三个方面来讨论了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思想,以此看出他的“文化多元论”在晚年的具体表现以及遭遇。虽然章太炎晚年的学术影响在时代风潮冲击之下,已经有所减弱,但是在民国近代学术史上,太炎学派还是经盛极一时,不容忽视。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文科诸系,章太炎的弟子多居于其中。尔后南京中央大学成立,汪东与黄侃则成为文学院里面的主要人物。然则以章太炎学问之大、涵盖面之广,弟子当中恐怕无人能将其全面继承,更遑论别开生面,清胜于蓝。章太炎晚年曾言:“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以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这番话虽在评论清学史上皖派的学术师承,但是仔细玩味,似乎同时也是在申述自己对于教导后学的看法。

   不过师承之间的落差,虽如章太炎所言,与教授方法极为相关。但是在近代中国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学界新旧关系错综复杂的场景之下,个人的学术见解,除了对于师说理解的深浅与宽窄之外,更是离不开对于时代的感观与迎拒。沈尹默晚年回忆:“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而后来对三礼之学与宋明理学颇有研究的章门弟子吴承仕,甚至转而信仰唯物主义,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各种活动,其“激进”之程度,较之钱玄同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不同的思想背景之下,各弟子对于章太炎之继承与评价,便会各有差异。所以,研究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思想,除了要对他本人的各种言论进行仔细分析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其门生对于老师形象与学术思想的认识与诠释,由此方能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章太炎晚年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形象。并且通过具体梳理这种认识与诠释当中所体现出的继承与扬弃,加之与章氏本人的思想主张进行比对,探讨其间的固守与落差及其原因,从中或可对近代学术流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本章即拟以朱希祖为例,分析他对于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诠释以及之所以如此诠释的原因所在。朱希祖,字逖先,浙江海盐人。清末东游日本,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后者尝赞曰:“逖先博览,能知条理。”朱氏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1920年代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倡议建立国史馆和中国史学会。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除著述颇丰之外,勤于网罗史料、调查古墓,于近代史学,贡献良多。朱希祖晚年曾演讲“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后讲稿被整理刊出。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乃师之学术,有着较为全面的论述。本章即以此篇为基础,参之以他的其他相关论著,以展开讨论。

  

一、“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史料”


   在《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一文中,朱希祖强调“先师学术,虽极广博,然史学实占其大部分,不特史之本身,即经学、文学,亦包括史学之内,所撰文章,亦多以史为根抵也。”基于此,他特举章太炎晚年之语:“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随之论曰:

   希祖于实斋之言,颇尝疑之。以为六经皆史之言,意甚是而言则不甚谛当。盖六经皆孔子所定,且为中国最古之籍,故尊称为经。若以文体论之,《春秋》、礼经、乐书,固可属之史部;《尚书》如后世之文总集,《诗经》如后世之诗总集,皆为集部;《易》则当属之子部。若六经皆史,则今之四部书籍,亦皆史也。意者谓六经皆史料乎?盖史之材料,最广最博,治史而局于史部,其史学必陋。尝欲将此意质之先师,而未敢也。然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亦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特不欲明斥先贤耳。史料扩及于四部,其规模之宏大为如何哉!

   在这里,朱希祖所说的“质之先师,而未敢也”、“ 推先师之意”云云,可见他并未与章太炎就此一认识有过交流,因而后者对之并无回应。关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在那一时期学术界的影响,何炳松指出:“我觉得从前赏识《文史通义》的学者差不多可以分作两大类:识见较高一点的,用经古文学的眼光来观察章实斋,硬要把他拖到‘门户’里面去,把‘六经皆史’这句话看作章氏一生学问的唯一贡献。而所谓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这句话来打倒《文史通义》的全部书。古文家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拥护他们的护符;今文家又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打倒他们的凶器。”不过这一认识,在深谙经学流派者看来,实为错误。顾颉刚曾记载钱玄同之言:“谓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今文家主张‘微言大义’者甚妄。古文家之主张‘六经皆史’者仅章太炎先生一人耳。刘歆等固无是说也。‘微言大义’四字始见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则固刘歆之言也。再见于《汉书·艺文志·序》,则根据《七略》,依然刘歆之言也。刘歆正欲绍孔子之微言与七十子之大义,乃谓其主张‘六经皆史’乎?”由于章太炎在近代学界名气极大,且一再公开强调自己治经恪守古文家法,因此很多不明经学流变者,便时常将章太炎之种种主张,归类于古文经学之中,并将他所刻画的古文经学之脉络视为史实。不过从何炳松、钱玄同二人的话中也可以看到,在时人眼里,“六经皆史”与章太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章太炎在晚清之时,确对章学诚有过称赞之语。他认为:“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经典到底是什么用处呢……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在论述学术史时,他也本此观念来描述历代古文经学家的成绩。在他看来,“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摶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覆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事,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昭然察矣。”

   章太炎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认同,在当时还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晚清公羊之学昌盛,宗其说者认为古史皆为后人所造,以求干禄致用。特别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在其惊世骇俗的《孔子改制考》里面,认为上古之事“茫昧无稽”,毫无信史可言。周秦诸子各个创立教义以行于世,为了自售其说,诸子纷纷托古,描绘出他们各自眼中的上古图景,进而抬高自己的观点。康氏的这一看法,使得上古历史很容易被“虚无化”,将经书与基督教中的启示录等同视之。章太炎曾批评深为康有为所取法的廖平:“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所以章氏认同“六经皆史”,正是为了与之对抗。对于这一点,其实康有为亦有领会。他1920年代对支伟成言:“近世学术之谬,圣教之衰,大抵自章学诚为最甚矣”。因为后者主张“诸经为史”,因而导致“孔子非教,中国无教主,宜其若明若昧,人心败坏,风俗陷溺,一至于此也。”康氏此论,名为非议章学诚,实则乃是暗批曾经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广为阐演的章太炎。

   但是,章太炎话语中的“六经皆史”,是否与朱希祖所说的“六经皆史料”为同义呢?章氏认为,孔子并非像今文学家所言的那样是一位托古改制的“素王”,而只是古之良史。“良史”者,就已经暗示孔子是在“修史”,而不是胡乱采择,留下一堆散乱且无条贯的“史料”。在他看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尚书》五家,年月阔绝,周鲁旧纪,纷杂失伦。宣尼一出,而百国宝书,和会于左氏。邦国殊政,世系异宗,民于何居?工自谁作?复著之《国语》、《世本》。纷者就理,暗者得昭。迁、固虽才,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而孔子之所以立志于修史,则是因为他“也是由百姓起家,很不愿意贵族政体,所以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老子,拜了他做先生,老子就把史书都给他看;又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左丘明,两个人把《春秋》修改完全,宣布出来,传给弟子,从此民间就晓得历史了。”章太炎在这里所描述的史事是否属实,不在本文之列,但是可以看到,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在撰述史书,其中有体例、有宗旨、有系统,而不是在进行史料汇编,所以才能称之为“修改完全”,并且为后来的司马迁、班固著史开了先河,为他们所取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强调“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总之,依章太炎之见,孔子所整理删定的经书,具有一定的体裁,所以是著作,更是国粹的最主要载体。而朱希祖所说的“史料”云云,则表明这些经书本身并无意义与系统,只是可从其间窥见一二上古史迹,并且这些史迹也是散漫无条理,欲使其成为井然可观的历史,则还需要依赖今人以各种科学方法为利器,将其一一整理,然后方可称之为“史”。他这一认识,与章太炎的本意,实有落差。

   此外,朱希祖认为章太炎不愿直言“六经皆史料”,是“不欲明斥先贤”,此说亦属不确。章太炎对于章学诚的批评,在他的著作当中不为少见。他指出:“渔仲《通志》、实斋《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者可尔。若读书博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阶。”所以对之要善于取舍。他自己对章学诚,只是吸收可以取为己用的理论,以此在特定的时期来申述自己的经学观,并非对之绝对推崇,将其学说照单全收。他讥章学诚“以《艺文志》:‘《平原君》七篇’,谓是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益质疑,因以名篇居首。不晓平原固非赵胜,《艺文》本注,谓是朱建。建与郦生、陆贾、娄敬、叔孙通同传。陆、娄之书亦在儒家,《汉书》明白,犹作狐疑,以此匡谬,其亦自谬云尔。”言下之意,章学诚读书颇不仔细。此外,章学诚强调上古经书,皆属王官,以此刺后世学者著书僭拟之非。依章太炎之见,此论更为谬误。他认为历代史书作者,多有不为官吏者,且良史既成,“敷文华以维国典,虽私作何所訾也。”更何况后世“王官失纪”,律历筹算之书,学者自为,适可补其缺失。因此,“以是比况,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如果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强以官书抑或非官书来衡量著作,则孔子作《春秋》亦为僭越,诸子百家也“悉当燔烧。”由此可见,章太炎于不满章学诚之处,悉明白指出,不为回护。所以章太炎未曾主张“六经皆史料”,与他对于章学诚的态度并无关系,而是源于他自己的学术思想之体系。

   其实朱希祖的“六经皆史料”说,并非在《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中所仅见。1920年代他为何炳松的《文史通义劄记》作序时指出:

希祖私心窃谓章氏之学全在“六经皆史”一语,希祖则谓六经皆史材。史者以明人事之因果为始,六经未足以语此,故不足为史。护章氏者则谓章氏之意,本以六经为史材。此说不然。章氏虽未撰史,然平生所作方志,实以史自命,以经为宗……章氏所谓“六经皆史”,竟以六经为史耳,故其成就,亦仅以网罗史材为能事,且充章氏之义,则后世四部书籍,皆六经之支流与苗裔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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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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