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阶层流动的理想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0 次 更新时间:2017-04-20 00:27:57

辛允星  

   不知有何背景“作祟”,最近网络上关于“阶层流动”话题的讨论特别热烈,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也被纳入这场讨论中,剧中的主角之一祁同伟由此被格外关注。有不少网友指出,祁厅长虽然是一个负面角色,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出身低微,没官方后台、无政治资源,在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属人之常情;甚至还有人明确提出,这种人的存在有利于当下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言外之意,祁厅长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作为当代中国的底层人,他“别无选择”,再往深处想,这些言论似乎还隐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拥有“不择手段”的权利!

   面对这样的观点,我的背后发出丝丝凉意——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成功学”思想吗?我们是受害者,就拥有通过伤害他人来加倍弥补自己损失的权利,如此以来,其他人必然也可以效法,我们所批判过的“互害型社会”何时可以终结?假如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依靠的是祁厅长所采用的手段,那么,它到底有何意义?“江山轮流做、今天到俺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大体就是延续这个逻辑而实现了再生产,但这个逻辑难道还不应该被抛弃吗?言及至此,一定会有朋友急着向我提出另外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不舍得放弃自己手中的特权,底层人难以通过正当途径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若再不支持他们采用“不正当”手段,那不就等于让他们“作茧自缚”和坐以待毙了吗?这显然有失“社会正义”原则。

   因为自己也曾经认同过以上这个观点,后来主动放弃,所以我很想用自己的切身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赤贫农家子弟,本人在青少年时代也曾经有过强烈的“成功”理想;但是伴随着读书量社会阅历的增加,我开始重新思考“成功”的含义,难道只有掌握尽可能大的政治权力、拥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才算是成功吗?我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分工,假如“人生成败”的标准就是钱和权,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主动是失败者,因为权力和财富具有天然的“稀缺性”(至少在感观上),围绕它们开展的竞争又必然会出现“马太效应”。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恶性的社会竞争,才能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

   另外,即使我们一时还难以接受“成功标准多元化”的理想主义观点,至少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关于“正义”的基本设定问题。因为A及其群体伤害了我(M)获得个人正当利益的机会,所以就有权利通过伤害C、D、E(可能也包括A群体中的部分成员)来获得弥补,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符合社会正义的“逻辑原则”的!祁同伟包庇伦奸犯、伙同他人坑害大风厂职工、配合情妇巧取豪夺,窃占国有资产,在他(欲)伤害的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似乎只有梁璐、陈海和侯亮平才属于网友所说的权贵阶层。从这些角度来看,祁厅长没有丝毫值得同情的地方,“底层出身”这个信息完全不能推论出他所作所为的任何正当性,这种“凤凰男”即使不比权贵们更坏,至少也不能说他就比权贵们更好!

   讨论到此,我们似乎又回到“阶层流动”话题上面来了。因为祁同伟的“正当性”一旦被否定,我们会牟然发现,中国无数基层人的“成功梦”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至少在道义层面上将面临更多的制约;而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这必然会加重中国已经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从而触碰到国人的那根敏感神经——江山本应轮流做的嘛!也就是说,很多国人同情祁同伟,其实是在捍卫自己“打江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游戏规则的“心理继承”,但为了“回避”祁厅长的道义瑕疵,又水到渠成地将“责任”推卸给不良的政治规则。必须说明,我对中国目前的政治规则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绝不该成为任何人伤害无辜的理由,况且祁厅长是以顺应(而非抗争)这个不良规则的姿态出现在镜头里面,我实在不能理解,他这个形象到底还有何“正当性”可谈?

   我认为,社会阶层流动包括“结果”和“规则”两个层面。从理想型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拥有绝对平等的“自我发展”权利,而作为整体的社会又存在一套完全公正的“竞争规则”,并通过这套规则的完美运作,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被放置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并获得相应的待遇,规则和待遇都获得了社会共识的认定。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假设,但是通过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继续推演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正义原则。众所周知,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智商”和学习能力的天然不平等,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即使在上述理想状态下,也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现象,而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其后代接受的教育和熏陶(甚至包括遗传基因)必然出现等级化,那么,不同出身人群的阶层流动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纯随机性”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初始”阶层分化的影响下,“后来”时期的社会成员必然会面临发展“起点”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这个不平等恰恰又是规则平等的必然结果,按照诺奇克的观点,这恰恰就是社会“正义”的真髓!由此可见,在正义状态下,社会阶层的流动本来就应该是“有序”和“小幅度”的,“大规模”和“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反而经常会伴随着不正义现象的发生,比如由“平均主义”思想导致的所谓“革命”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当下中国民众的社会地位竞争既不存在“起点”的平等,也不存在“规则”的公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自然没有“正当性”可言。但我们绝不能由此推论出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一切(表面)类似现象都是“不正当”的,那些以此现象为据对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的各种“左派式”批判经常就是忽略了对“结果”和“规则”的区分。

   总而言之,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肯定是“不正义”的,因为人的智商和能力分布不可能保持“很多代人”的高度一致性,因此按照“规则正义”原则,一定会出现社会阶层流动现象。但是阶层流动速度越快,也不一定就越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因为很多“大革命式”的阶层流动经常只是一群权贵代替另一群权贵的游戏,丝毫不会涉及政治规则的改善,从政治伦理学和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虽然反对中国式的“阶层固化”现象,但绝不由此而支持“改朝换代式”的阶层流动现象,对祁同伟厅长这样的凤凰男及其背后隐含的“政治循环”游戏,我着实产生不了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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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客中国—辛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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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张志恒 2017-04-20 09:08:46

  我对“物竞天择”的思考同样是谈这个问题,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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