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战略均势与弭兵大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7-04-20 0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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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发起,在宋国都城商丘举行的弭兵大会,是春秋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春秋中后期列国争霸战争进入战略均势状态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对春秋乃至后来战国历史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春秋诸侯中的头等列强晋、楚、齐、秦四国都竭尽所能全力向外扩张,秀肌肉、挥拳头,一门心思想通过战争这个主要手段,配合以外交周旋,角逐霸权,经营中原。但在弭兵大会落幕之后,这四大列强开始消停下来,转而眼光向内,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即变“攘外”为“安内”,忙于国内事务,无暇外顾了。

   例如,作为春秋大国争霸的最主要的两大角色,晋国与楚国,虽然仍免不了尔虞我诈,互找晦气,但是,一直到春秋末年,两国在中原并没有大动干戈,杀个血流成河,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弭兵大会的召开并获得成功,完全可以看作是晋、楚两国中原争霸战争进入尾声的重大标志,争霸的主角该由正在崛起中的吴、越两国来担当了。

   晋、楚两国参加向戌发起的弭兵大会,并达成平分霸权的协议,决不是它们突然良心发现,金盆洗手,从此爱好和平,尊崇道义,毫无疑问,“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两国统治者从骨子里依旧是嗜血的,他们之所以暂时放下屠刀,倡导和平,是因为长期的竞争与角逐,无法决出最终的胜负,无休止的僵持与胶着,让双方都陷于泥淖,难以为继。争霸的格局进入了战略均势的复杂状态,这种以相持为特征的战略均势,决定了双方有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判并达成一定的妥协与谅解。

   众所周知,春秋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线索是晋、楚争霸。这中间有三场战事可谓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就是先后爆发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这三场战事,都是晋、楚两大国之间的战略性会战。

   其中,城濮之战是晋文公统率雄师,打得楚军满地找牙,落花流水,从而“取威定霸”,成为继齐桓公之后中原诸侯的真正霸主。邲之战则是楚庄王“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杀得晋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从而取代晋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到了鄢陵之战,风水轮流转,战争胜利的天平又向晋国一侧倾斜,是役,晋厉公麾下的栾书、郤至诸将尽心用命,让楚、郑联军饱尝了何谓兵败如山倒的痛苦滋味。三场决定性会战,晋胜二场,楚赢一场,总体来说,是晋稍占上风,但是,楚也不是好剃的头,毕竟也胜过一回,所以,到头来,谁也无法拥有争霸角逐中的绝对优势,只能以时间换空间,彼此僵持,互相对峙。

   当然,在当时整个晋、楚争霸大格局中,晋国还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经历了晋悼公“复霸”阶段的“三驾之役”后,楚国的战略颓势显得更为突出。在“三驾之役”中,晋军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胜利,并乘胜而召开了重建晋国霸权的“萧鱼之会”,这标志着楚国这时候已再也无力北上同晋国作全面抗衡,也标志着晋国保宋、服郑的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更标志着晋悼公复霸大业达到鼎盛的阶段,即所谓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三驾之役”并没有真正彻底摧毁楚国赖以抗衡晋国的军事实力,双方态势或有不利与有利的差异,但战略对峙的格局并未被打破,仍然是处于战略均势的状态。换言之,晋国自晋悼公复霸以后,虽对楚国已拥有了相对的战略优势,但是受种种条件的制约,晋国的这一优势并不能顺利发展成为胜势。

   这从外因上讲,是经历了齐、晋平阴之战后,齐、晋联盟破裂,多次兵戎相见,大打出手,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牵制了自己的行动,分散了自己的资源。从内因上说,则是国内公室日益衰微,晋国国君大权逐渐旁落,卿大夫势力不断膨胀,内乱不已、纷争无止,使得其不得不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来,以致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相角逐争雄。这一点早在晋悼公在位晚期就已经显示端倪,所谓晋国“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左传·襄公十年》),在这种情况之下,晋国统治集团实在不乐意为争夺和维系霸权而全力以赴,而是十分渴望有一个比较缓和与平静的外部环境,来首先调和内部矛盾,解决积重难返的国内问题,“形格势禁”,别无更好的选择,所以遂有了罢兵停战的意向。

   楚国对谈判与弭兵的愿望也同样热衷。自鄢陵之战惨败以来,楚国的实力受到相当严重的削弱,在与晋国争夺天下霸权的斗争中基本处于下风。尤其是晋悼公复霸后,楚国的盟国与仆从越来越少,“门庭冷落车马稀”,不但中原枢纽国郑国彻底投入了晋国的怀抱,就连陈、蔡这样长期的坚定盟友也落井下石,与晋国眉来眼去,表现出动摇携贰的迹象。楚国的处境日趋孤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加上侧后的句吴在晋国的一手扶植与策划下,不断进行骚扰和进犯,对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也认识到自己已无力再与晋国相抗争,“当今吾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以它非常希望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获得一个和平间歇的环境,以恢复国力,重振声威。

   至于郑、宋、曹、卫、陈、蔡等中小国家,备尝战争所带来的苦果,处于“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左传·襄公九年》),“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左传·襄公八年》)的悲惨境地,早已经受够了,都快要崩溃了,因此,无论是其统治者,还是其平头百姓,都早就如“大旱之望云霓”,期盼着大国争霸能够止息,和平生活能够降临。

   由此可见,厌倦战争,拒绝戈戟,渴望和平,追求安顿,业已成为广大民众和中小诸侯的共同心声,这标志着进行弭兵完全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晋、楚两大争霸主角危机败象已渐露端倪,没有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从事大规模的争霸战争,这标志着开展弭兵基本具备了现实层面的可能。而晋、楚两国主要执政者的明智决策,宋国大夫向戌的积极斡旋,则使得主要大国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这种可能性及时、圆满地转变为现实,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隆重热闹地开了起来。

   公元前548年,晋国卿大夫赵文子(赵武)替代病死的范宣子出任晋国的首席执政。他深富韬略、老谋深算,对国际政治大势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所以,上台伊始,便正式将弭兵戢战作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提了出来,毫不含糊地表示:“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并且明确指出当时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行弭兵的条件:“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同上)。我们知道,晋国是争霸战争中的第一号角色,此时又拥有对楚国的相对优势,只有它才具备主动挑起战争的条件,属于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今它率先表示不再玩了,愿意追求和平、放弃战争,那么,弭兵取得成功就有了一半以上的希望。

   楚国的执政者令尹子囊同样反对与晋国继续进行争霸厮杀,希望收敛锋芒,韬光养晦,曾坚定地表示:“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九年》)。所以,晋国有偃武修文的意向,正中楚国的下怀,连做梦都要笑出声来了。正是在这种你情我愿又羞羞答答不易主动伸出橄榄枝的微妙时刻,宋国大夫向戌的机会来了,“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于是乎粉墨登场,主动地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和事佬,开展积极的外交穿梭活动,一举促成晋、楚弭兵大会的顺利召开。

   向戌此人可不简单,他人脉极其广泛,活动能量非同寻常,他左右逢源、与赵文子和楚国令尹子囊都有很密切的私人交谊,在察觉和了解到晋、楚双方都有歇手不打的意向后,便扮演起“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鞍马劳顿奔走于晋、楚等大国之间,宣传和推销他的弭兵主张。

   他先是兴冲冲地到了晋国,向赵文子提出弭兵的方案。赵文子的作风倒比较民主,将向戌的建议交付诸大夫进行讨论。大多数人都表示了赞同,其中韩宣子的分析尤为透彻。他的观点是:“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同上)。意思是,即便明明知道这场“弭兵秀”是幌子而已,也要假戏真做,否则丢了话语权,让对手利用,那就彻底陷入被动,必定是全盘皆输。诸大夫的反应,正符合赵文子本人的初衷,因此,向戌游说晋国弭兵的目的就水到渠成实现了。

   接着,向戌又风尘仆仆跑到楚国,郑重建议楚国呼应晋国,进行弭兵,楚国正是求之不得,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尔后,向戌不辞辛苦地抵达二等强国齐国,鼓动齐国积极参与弭兵大会,齐公室开始有点勉强,不太情愿出面给晋、楚“背书”,但拥有军政实权的新贵田文子,却振振有辞地表示:“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同上)。意思是:老大们定的事,我们不必唱反调,跟着走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不要做“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的蠢事,更何况,我们本国的民意也是盼望和平,如果抵制“弭兵”,那就是与人民为敌,届时一定成为孤家寡人,祸不旋踵矣!终于说服齐景公同意参加“弭兵大会”。至此,向戌又下一城。

   此外,向戌再接再厉,又先后抵达秦国和一些中小诸侯国,也凭着自己的巧舌如簧,很容易地争取到它们对弭兵倡议的认同与支持。

   一切就绪之后,向戌就在公元前546年的夏秋之交,广发“英雄帖”,约集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14国大夫来到宋国都城,在那里召开了规模盛大、礼仪庄严的弭兵大会。这样重要的会盟,居然是各国君主“隐形”,而全部由14个诸侯国大夫代表所在国家出席,这在春秋历史上尚属于第一回,可见这也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一个显著标识。

   虽然在这次弭兵大会上小插曲不断,曾经出现过诸如晋、楚争先歃血主盟,楚国一方穿着“防弹背心”(“衷甲”)与会,意欲蛮干动武等紧张气氛,但是,从总体来讲,乃是开得顺利与成功的,达到了弭兵休战的基本战略目的。

   会议郑重其事地作出决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同签订盟约,不再打仗,共享和平。晋、楚共为盟主,不分轩轾,自此之后,中小诸侯国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同上),即晋、楚平分霸权,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同理,晋国的盟国也要前往楚国去朝聘。唯有齐国、秦国这两大列强是和晋、楚相当的大国,所以可以享受特殊的待遇:“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同上,所以就分别与晋、楚联盟,不向晋、楚朝贡。事至如此,轰轰烈烈的弭兵大会宣告结束,晋、楚两大强罢兵休战、平分霸权的格局就此正式确立了。

   今天来看,向戌所倡导的弭兵运动之实质,是典型的春秋时期“G2”,是所谓的晋、楚“共治”天下,换言之,乃是当时中原长期争霸的两大主角晋、楚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霸权。

   对于中小诸侯国来讲,弭兵休战的结果,实际上是用加倍的贡赋来减轻征伐之苦,他们的使臣,也就不得不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觐拜于晋、楚两国的朝廷,汲汲于分别呈交“保护费”了。其实,在这之前,中小诸侯国的贡赋本就十分沉重了,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帀重,郑人病之”。弭兵大会后,随着贡赋的加倍,中小诸侯国的困难处境可想而知。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普通民众所遭受的剥削程度自然而然是层层加码。不过,弭兵毕竟大大地减少了战争,在一定的程度上带来了比较和平安全的社会环境,这多少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晋、楚等大国而言,弭兵的圆满成功,使得它们能够从漫长而沉重的对外争霸战争中暂时摆脱出来,这当然有利于减轻战争的负担,赢得宝贵的喘息与恢复时机。同时,随着外患的暂时淡出,各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就可以被较好地理顺了,各种内政改革措施可被陆续推出并着手实施了,利益集团的统治权益重新洗牌、重新配置的速度也能够被大大地加快了。这样,弭兵就有力地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为适应历史大潮流,在日后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文章载于《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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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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