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 王涛:《大宪章》成因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7-04-17 10:28:12

进入专题: 大宪章   权力平衡  

何勤华 (进入专栏)   王涛  

   摘要:  诞生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八百多年来饱受赞誉和争议。贬之者谓其“不过是人们心中一部古老的封建法律”,褒之者则誉其为西方宪政、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滥觞。从1215年的危机与《大宪章》的签订,以及催生《大宪章》的政治、宗教、财税与司法等因素之角度分析,可知《大宪章》的诞生是中世纪英国各种偶然事件与必然社会发展之多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对比同时期的中国、俄罗斯、法国,《大宪章》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社会基础,具有不可复制性。《大宪章》的“神话”,部分在于其63条文本的解释潜力,部分在于中世纪英国的特殊国情,其本质是国家治理中各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是《大宪章》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其永恒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大宪章》;中世纪英国;国王;教会;权力平衡

  

   802年前的6月,在泰晤士河畔介于斯泰恩斯镇(Staines)与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之间一块叫做兰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地上,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面对一场难以平复的风暴,无奈地在一个有关自由的宪章上盖上了王国的御玺。这一事件对英格兰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使暴君的反复无常屈服于法治,使法律和习俗所确定的人民权利得以不受君主个人私欲的侵犯;它开启了西方宪政历史的第一步,使人类社会朝着责任制政府等宪政制度徐徐迈进。

   在对《大宪章》的条款进行评论时,柯克(E. Coke)写道:“是金子总会发光,正如淘金者在沙土中不会遗漏哪怕最为琐碎的金子,有识的读者鉴于其优点自然不会忽视这部法律的每一个字。”[1]布莱克斯通(W. Blackstone)指出,在英格兰古代史中,没有比《大宪章》的出现、演变和最终确立更为重要和引人入胜的进程了。[2]英国历史学家、圣公会牛津区主教斯塔布斯(W. Stubbs)认为,整部英格兰宪政史不过是对《大宪章》的评注。[3]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布莱斯(Viscount Bryce)则说,《大宪章》是英格兰民族宪政史的起始点,它将自由政府的理念不仅与英格兰,还与英格兰民族所到之处和世界上说英语的地方连结起来。[4]

   不过,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麦克契尼(W. McKechine)认为,金雀花王朝[5]时期的社会矛盾,在英国人民与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者开始斗争的几个世纪前就已消失,《大宪章》的文本随着柯克等法学家的阐释和引申,早已改变了其原初的含义,从而迎合了后世宪政发展的需要。[6]尽管英国法律史学家波洛克(F. Pollock)和梅特兰(F. W. Maitland)认为《大宪章》恰当地成为一份神圣的文本,最接近于英格兰所能拥有的不可废除的“基本法”,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大宪章》是一部冗长而杂乱的法律,整体上缺乏新意。[7]英国法律史学家甄克斯(E. Jenks)认为,后世对《大宪章》价值的夸耀,植根于柯克“精巧却不可靠的”历史教条之上,后世确立《大宪章》的神圣地位,始于17世纪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在此之前的《大宪章》不过是人们心中一部古老的法律。[8]自17世纪始,许多西方学者对柯克学派进行批判,指出柯克根据他的当代法曲解《大宪章》,而那是《大宪章》存在之时没有听说过的法律,甚至认为柯克作为《大宪章》的歪曲者,很大程度上成为著名的辉格党解释之父。[9]

   对于《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是照搬了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的“宪政主义”观点。例如,李束将其称作“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法律”;[10]由嵘赞其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制定法,英国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之一”;[11]程华誉其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近代人权性质的宪法性文件”。[12]国内《大宪章》研究专家齐延平认为,“不管学界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如何争论不休,她所开创的‘王在法下’的立法先例还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人们对她的不休论争本身就说明她是不可被忘记的。她已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建设质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增长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凭借。”[13]

   历经几个世纪,“柯克学派”“宪政主义”对《大宪章》的诠释本身已成为《大宪章》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这种诠释包含了从《大宪章》文本出发最终走向宪政的一种英格兰民族的功利主义动机。而这种功利是出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对人权和法治的保障、对独裁和暴政的反抗。就此点而言,笔者的立场与柯克、斯塔布斯等人是一致的。然而,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后世对《大宪章》作出怎样的阐释、如何通过对其文本的“曲解”引申实现近现代英国宪政的发展。笔者的目的在于,回到1215年之前的中世纪英格兰,对催生《大宪章》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和分析,以此探寻《大宪章》形成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规律和社会原因,并在比较的视野中思考为何同时期的中国等古代社会难以孕育类似事件这一问题。

  

—、1215年的危机与《大宪章》的签订

  

   1199年4月6日,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驾崩。英格兰不再由一个缺席者来进行统治。[14]约翰即位后,破除了由王室大臣管理国家的局面,用自己缺乏耐心且并不胜任的方式开始了糟糕的统治。约翰王的索取相比理查一世有增无减。领主们不断增长的税负、兵役、援助义务,成为满足他一己私欲的途径。[15]

   1204年,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e ll)攻占了约翰王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诺曼底的领主们将英格兰国王视为外国君主,不愿给予其军事支持,而英格兰的贵族们则不情愿跟随约翰王征战海外。1213年,约翰王蓄谋消除腓力二世的威胁,向法国发起进攻。然而,征兵提议被领主们以其受教廷绝罚(Excommunication)为由拒绝,当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Stephen Langton)赦免约翰王之后,领主们宣称他们的土地租佃权(Tenure)并不以为国王在海外服役为条件。[16]对此,约翰王征召了雇佣武装,准备惩罚拒绝跟随其外出打仗的封建贵族,幸而被朗顿斡旋制止。

   1214年,约翰王联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Otto IV),企图从腓力二世手中收复诺曼底和安茹。然而,同年7月27日,约翰王在布汶战役中彻底败北。10月,回到英格兰的约翰王并无任何反省,反而立即宣布对刚结束的这场战争征收免服兵役税。[17]领主们觉得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1月4日,约翰王在圣埃德蒙顿教堂面见了不满的领主们,双方未能在争议上达成妥协。

   1215年1月6日,联合起来的领主们以耀武扬威的军事方阵前往伦敦,直白地要求约翰王以《亨利一世宪章》(Charter of King Henry I)的形式确认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时代颁布的法律和授予领主、教会与王国的自由;领主们宣称约翰王在被大主教赦免时,已经承诺遵守这些古代法律、授予这些自由。[18]对此,约翰王以事关重大为由,要求休战至复活节再作答复。1月15日,约翰王重新向教会颁布了《亨利一世宪章》,同时要求全国臣民发誓向其效忠。此外,为获得罗马教廷的庇护,约翰王于2月2日向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承诺加入十字军。领主们对此并不买账,当停战协定于4月到期后,他们集结兵力至北安普顿郡,与约翰王的特使——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与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会面,让两位特使给约翰王带去了一份罗列了王国传统法律和习惯的清单,[19]并威胁称,若约翰王拒绝,那么反叛者们将攻占他的城堡和土地,没收他的财产。当约翰王听完清单上的条款后,面露嘲讽地说:“这些领主何不一次拿走我的国家?他们简直是痴人说梦、蛮不讲理。”随后,他更是出于愤怒,发誓绝不授予领主们奴役君主的自由。[20]5月5日,领主们宣布不再效忠约翰王。[21]他们推选罗伯特·菲茨沃尔特(Robert Fitz-Walter)为“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队大元帅”(Marshal of the Army of God and Holy Church)。当反叛部队于5月17日兵临伦敦城时,伦敦市民选择与领主们站在一起,打开了城门。[22]此时的约翰王丧失了有效的抵抗,只好同意与反叛者会面。领主们将双方会面的日期和地点定在6月15日(星期一)的兰尼米德。当双方见面的那一天来临时,约翰王发现反叛部队的规模是如此庞大,而自己身边留存的支持者则少得可怜,于是便上演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幕。[23]

  

二、催生《大宪章》的政治因素:从征服者到无地王

  

   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尔特(J.C. Holt)认为,《大宪章》不是突然间照亮了阻止自由的黑暗,而是经历了英格兰王国历史的长途跋涉,由于寻求自由和授予自由的人们信心日涨,自由曾在12世纪闪烁光芒。[24]事实上,《大宪章》源起于约翰王之罪恶统治的这一结论,并不可靠。历史自有其演进的规律。英格兰的宪政发展绝非刹那间凭空而起,约翰王的暴政为英格兰宪政奠基提供了契机,但对约翰王统治不满的根源必须追溯至更早的年代。

   伟大的诺曼征服者威廉为英格兰的治理和法律带来了精确而有序的实施方法。[25]1085年至1086年,在对整个王国的土地和征税资源进行测量和调查后,威廉一世组织撰写了留名青史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末日审判书》强化了当时基于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关系,维护了封建系统中最高领主——国王的终极地位和诺曼王朝的专制统治。无怪乎梅特兰如此说道:“若想理解英格兰的历史,必要掌握《末日审判书》中的法律。”[26]诺曼底公爵出身的威廉,充分了解遏制大领主政治权力的必要性,他不允许领主在一个地方拥有过大的土地;在封赏他的支持者时,威廉一世会将封地分撒在王国四处。不过,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土地所有制得以建立起来,这一制度将国王和领主通过保护与服务的义务联合起来。国王保护封臣,封臣为国王提供服务,这种互负义务与英国的土地双重所有制度互为补充。[27]

   与此同时,自称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合法继承人的威廉一世,注重保留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旧法与习惯,力图在诺曼底王朝的统治中找寻旧制与新制的平衡。不过,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习俗与法律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和阶级差异,呈碎片化而不成体系。[28]对于这些法律的确认和体系化,一直到亨利一世(Henry I)时期才实现。然而,封建体系与中央集权的不匹配,在诺曼统治之初就已注定,只是威廉一世强大的个人手腕让这一问题在其统治期内并未显现。

威廉二世(William II, William Rufus)的统治乏善可陈,他的统治不仅引发了教会与王权的矛盾,还通过其首席财政官弗兰巴德(R. Flambard)的苛刻施政,将封建地租制逐步转变为王室进行财政剥削的手段。亨利一世登基后,无法复制威廉一世对于封建领主的个人控制。他通过改造“王庭”(Curia Regis),[29]压制领主,进而间接开启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式。亨利一世在原本全由大领主组成的国王咨议会中,引入了他自己提拔上来的原本出身卑微的职业官僚(这些人完全服从于亨利一世的意志)。这一职业官僚阶层的出现,对英国后世宪政的发展很有影响意义。接着,亨利一世通过国王咨议会创制了王室财政部(Exchequ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勤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宪章   权力平衡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018.html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