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进京”之说见于许多文史资料，《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5期李响文章称“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尤以高岗位高权重，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该文所说职务多有错误。实际上“五马进京”之前已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进京，“五马进京”期间还有贺龙进京，紧接“五马进京”之后（邓子恢1953年1月进京），还有叶剑英10月从武汉调北京，其职务是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为何不是“十马进京”或“七马进京”？
而且1954年又有一起集体的“五马进京”。至于五大区主官之外的进京者就更多了。
若单论大军区司令与野战军司令，则“五马进京”期间全部7位司令都进京或转任：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林彪、西北军区兼一野司令彭德怀、二野司令刘伯承、东北军区司令高岗、西南军区司令贺龙5人相继调北京，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华东军区兼三野司令陈毅专心上海地方事务。文革期间揭发贺龙的材料有称贺龙奉命赴北京任职时，对人说这是“毛大帅杯酒释兵权”，这则史实可能比较靠谱，新政权成立之初通常面临将帅拥兵自重的问题，历史上“杯酒释兵权”一再上演。1952年末贺龙奉调北京时，掰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就是最后一位了。贺龙同时也是大行政区首脑（邓小平先于贺龙进京），却没有包括在“五马进京”之内！
李响文章所谓“时人”是什么人？高层？或媒体？或民间？该文或许自己也不清楚。“五马进京”之说好似民间说书人的口气，一定不是出自要人，否则必定会指名道姓而不是泛称“时人”，甚至是当时人还是现在人也不一定。文章称“五马进京”为“政坛盛事”，但“盛事”之说显然难以解释为何“五马进京”会带出高岗、饶漱石两匹“坏马”呢。
“五马进京”之说辗转传抄已久，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至少应当将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
六大区始末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1950年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至此形成六大中央局、六大军区。
1949年12月2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管辖华北地区。1953年1月这些机构全部撤销，设六大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派出的工作机构，其成员承袭原军政委员会。
六大区初始状态的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大军区司令、政委如下：
东北局书记高岗，东北人民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陈毅，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政委饶漱石；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未到职）、第三书记邓子恢，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中南军区司令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未到职）、第二政委邓子恢；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彭德怀、政委习仲勋；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贺龙、政委邓小平；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事务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以上人员职务持续到1954年、1955年相应机构撤销时（除高岗、饶漱石的军区职务，因罗荣桓未到职邓子恢实即第二书记），期间有的人还有其他兼职未及列出，例如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8日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到1954年9月，1952年7月回国主持军委，另兼新疆军区司令、政委（1949.11-1951.4）。
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分别兼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除刘伯承任二野司令、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外，主官亦是兼任。1950年4月全国军队整编，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各部队执行时间不一，野战军番号亦有习惯性使用，本文对军区与野战军一般不加区别。
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1954年4月决定撤销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亦于稍迟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一并撤销。
1955年2月决定重新划分军区，三级军区制改为军区-省军区两级制，从此六大军区消失，整合为新的12个大军区。
中南地区主政者沿革
六大区第一个离开岗位的是林彪。
中南局存在于1949年5月～1954年4月 ，曾称华中局，林彪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
罗荣桓实未到职：四野南下时就因病未行，1949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又任总政主任。1951年11月中南局正式改为邓子恢第二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叶剑英兼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管辖两广、港澳。
林彪于1949年底从衡阳前线回到武汉，次年2月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3月13日林彪赴北京，其在中南所有职务保持到机构撤销时。林彪在北京名为养病，曾参与入朝作战准备，几度参加赴苏会谈，短期主持中央军委。
邓子恢作为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排第一位的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未到职），当然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主持者。中南军区没有副司令，林彪离开武汉时第一参谋长肖克调任军委训练部长，谭政升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陶铸升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日常事务由谭政、陶铸与参谋长赵尔陆处理。中南局增加第一副书记谭政、第二副书记李雪峰（1952年9月增加李先念为第三副书记）。
1951年5月成立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谭政兼任政委，陶铸因一度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亦于11月加入华南分局任第四书记。
1952年6月12日毛泽东召见华南分局负责人，指责广东工作失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因此降职。本月中南军区领导机关奉命迁广州，合并华南军区，叶剑英任中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叶剑英看似晋升，但华南分局错误的沉重责任难以释怀，不久即赴北京养病，中南军区由第三政委谭政主持，又以谭政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持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专任广西省）。同年9月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赴北京任二机部长，黄永胜接任。
1953年5月陶铸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从此华南地区进入为期13年的陶铸时期），谭政专主持中南军区，此期间黄永胜入朝任19兵团司令。
武汉方面，邓子恢1953年1月赴北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中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雪峰已于上年10月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遂填补空缺，主持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武汉已没有大军区机关，李雪峰也没有中南军区的职务。
1953年5月叶剑英出任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林彪三个职务罕见地完全由叶剑英代理。
当年10月叶剑英又返回北京，但未宣布免职，李雪峰再度看守中南局、中南行政委员会。叶剑英在武汉的执政情况资料中少见，如《叶剑英传》“5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0月，中共中央又调他回中央军委工作。”李雪峰回忆录称“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注：实际从北京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守摊子”之说的背后是职、责、权的严重模糊。
广州方面，1954年黄永胜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9月谭政离开广州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即以黄永胜、陶铸为首，于1955年3月过渡到广州军区。
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中南军区原辖湖北军区改编为武汉军区兼湖北省军区。
西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西北局由来已久，1949年夏西北局改组时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第三书记习仲勋。年底贺龙率第18兵团从北路进军四川，西北局遂调整为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1952年11月增加副书记马文瑞）。
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入朝，西北地区由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军区日常事务方面有副司令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负责。
1952年9月习仲勋赴北京任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第三书记马明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升任副主席，并兼军区副政委，从而全面主持西北工作（马明方原任陕西省委书记一职由潘自力接替）。西北军区方面，甘泗淇1951年8月入朝，张宗逊1952年11月升任副总参谋长，除马明方外只有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主持工作，直到1954年3月才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绍辉到职，廖汉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54年4月大区撤销，马明方调中央，9、10月间彭绍辉任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又只有政治部主任冼恒汉看守。
1955年5月西北军区撤销、改在兰州设兰州军区，张达志（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冼恒汉越级任司令、政委。西北军区原辖新疆军区升级。
西南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9年11月成立的西南局历史最浅，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从未变动，以三人资历论，这是“三驾马车”方式。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首先离岗，1950年10月底赴京筹建陆军大学。邓小平、贺龙同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主官，主持西南地区工作。
1952年7月邓小平赴北京任副总理，西南工作由贺龙全面主持。军区事务有副政委宋任穷辅助，宋任穷并升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副书记。11月底贺龙调任中央体委主任，西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以宋任穷接替全面主持。李井泉任新成立的四川省委书记，张际春主要负责西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达（1953年4月李达入朝）、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协助。
张际春于1954年1月赴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大区撤销时宋任穷调北京。李井泉仍是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军区此时唯一的副司令贺炳炎实际兼任四川军区司令，重庆方面的西南军区机关反而只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看守。
1955年4月西南军区撤销，王新亭调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四川军区顺理成章改编为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贺炳炎、李井泉首任司令、政委。
西南军区原辖云南军区改编为昆明军区兼云南省军区，原辖西藏军区升级。
东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东北局始于1945年9月。1949年5月始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是六大区中唯一兼任四大主官者，唯一的“书记”，参与指挥朝鲜战争。书记与副书记的差别明显大于第一、第二书记的差别，东北地区是“寡头”模式。
1949年5月李富春、林枫任东北局副书记，两人也是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年后李富春调北京任政务委员。
1952年8月东北局调整，林枫改为第一副书记，增加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10月高岗调北京，东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空缺，代之以林枫为首的“三驾马车”模式，张秀山也是军区副政委，军区方面主要由副司令贺晋年负责。
1954年高岗出事后，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此时邓华实际在朝鲜任志愿军代司令、代政委，9月5日任志愿军司令、政委，10月31日卸任回国，并兼副总参谋长。六大军区司令是5名元帅与高岗，任六大军区代司令者只有叶剑英、邓华，可见此时邓华地位之高。高岗出事后东北军区政委一职空缺，有副政委周桓在位，张秀山、张明远、贺晋年均受高岗一案牵连。
1955年3月东北军区改为沈阳军区，邓华、周桓即为首任司令、政委。
华东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5年9月山东分局、华中局在山东合并组成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12月增加副书记黎玉。
1949年华东局入驻上海，调整为第一书记饶漱石（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陈毅、副书记康生，1952年8月补第三书记谭震林、第四书记张鼎丞。
华东局领导呈“诸侯”结构：陈毅专任上海市（1950年3月后），谭震林专任浙江省，张鼎丞专任福建省，康生专任山东省（注：新的山东分局始于1949年3月，康生任书记。康生实际养病，第一副书记傅秋涛代理书记，1950年8月傅秋涛调任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第二副书记向明主持山东分局。1952年12月向明任第二书记、代理书记）。饶漱石是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名副其实的一把抓。
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是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四个野战军司令只有陈毅不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有人为此发问。一些资料解释称毛泽东与陈毅谈话，要陈毅担任主席，陈毅坚辞不受并推举饶漱石担任主席。这可能是人为编造的段子，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设问，为何五个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只有邓小平不是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实际上陈毅专任上海市，而上海定位特别可以直通北京，各中央局撤销后又单设上海局。（注：1948年5月陈毅脱离华东地区一年多可能也有些关系。）
饶漱石主政华东期间，副主席曾山调北京任纺织部长，副主席、军区副司令粟裕先是养病，再于1951年11月任副总参谋长，军区日常工作先后由参谋长张震、张爱萍（1952年3月始）与政治部主任舒同、唐亮（1952年10月始）主持。
1952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升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饶漱石1953年3月赴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华东地区四大主官只剩下军区司令陈毅，谭震林接替饶漱石主持华东全面工作。
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华东局第四书记张鼎丞调任中组部代理部长，华东军区没有任命新的政委，陈毅也于当年9月赴北京任副总理，政治部主任唐亮升任副政委，调山东军区司令许世友任军区副司令。许世友、唐亮就是后来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政委。
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华东军区原辖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兼山东省军区。
华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1949年10月始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薄一波实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聂荣臻实任代总参谋长。华北地区四大主官只剩刘澜涛实际主持华北工作。
刘澜涛1950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长，1952年4月改为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改为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1年12月起刘澜涛兼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华北军区日常工作先后由参谋长唐延杰、杨成武（1952年8月始）、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主持。1954年2月杨成武、朱良才分别升任副司令、副政委，就是后来北京军区的格局。
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为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原辖内蒙古军区升级。
结语
1949年下半年至1954年4月各大区历任主政者——
中南大区：林彪，邓子恢（1950.3），李雪峰（1953.1），叶剑英（1953.5），李雪峰（1953.10）；
西北大区：彭德怀，习仲勋（1950.10），马明方（1952.9）；
西南大区：邓小平，贺龙（1952.7），宋任穷（1952.11）；
东北大区：高岗，林枫（1952.10）；
华东大区：饶漱石，谭震林（1953.3）；
华北大区：薄一波，刘澜涛（1950.11）。
中南地区人员变动最大，与中南军区迁往广州有些关系。
1954年4月决定撤销大区时，六个大区末代主政者李雪峰、马明方、宋任穷、林枫、谭震林、刘澜涛都调北京任中央副秘书长。4月27日成立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6人兼任对应的地区工作部长，所以最终是大区主政者15人进京，而不仅仅是“五马进京”！
巧合的是，1960年再设中央局时，六个大区末代主政者有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3人任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第一书记，马明方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当年的西南局第三副书记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除以上大区主政者外，同一时期五个大区领导人进京担任要职的还有——
中南大区：第一副书记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副书记李先念（副总理），军区第一参谋长肖克（军委训练部长），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二机部长）；
西北大区：副书记马文瑞（劳动部长），军区副政委甘泗淇（任志愿军副政委一年半后任总政副主任），军区副政委廖汉生（国防部副部长），副司令张宗逊（副总长），副司令彭绍辉（副总长），参谋长阎揆要（军委情报部长）；
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筹建陆军大学），第二副书记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军区副司令陈赓（赴越南代表），副司令周士第（防空军司令），副司令李达（任志愿军参谋长一年后任国防部副部长）；
东北大区：副书记李富春（政务委员）；
华东大区：第四书记张鼎丞（中组部代部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纺织部长），军区司令陈毅（副总理），副司令粟裕（副总长），参谋长张震（总参作战部长）。
进京者保留原有职务至机构撤销时大有人在，以致频繁发生主要职位的重叠、交叉，例如中南局、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华南军区的叶剑英、谭政、陶铸等人。
重叠交叉的另一面是空缺，中南军区初期没有副司令职位，司令林彪1950年3月离开岗位，两年多后才任命叶剑英为副司令、代司令。
“进京”现象的背景是机构、人员变动频繁，发生职务重叠、交叉、空缺可能表明变动的不确定性。各大军区正职、副职的空缺尤为普遍，实际上是撤销大军区的前奏。“进京”实际效果扩大了中央、地方级别差距——管理学的一条原理是，在某种条件下，拉大上下级级别差距有利于管理目标的实施与改善。
《党史博采》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