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韩愈如何伪造颂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 次 更新时间:2017-04-17 0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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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一

  

   商纣王是暴君,西伯侯(即周文王)是贤臣,至少《史记》和话本已有定评。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封神榜》也有涉及。在话本和电视里,都有这样一个情节,残暴的商纣王杀害了西伯侯的儿子伯邑考,并从尸身上割下肉来做成“鹿饼”,赐给西伯侯享用。此时的西伯侯居然有心情歌颂商纣王的“天王圣明”,并自认“臣罪当诛”。简直匪夷所思!即使在皇权专制时代,这要拥有何等强大的内心承受力呀!

  

   二

  

   然而,西伯侯姬昌居然这样做了,并谱写了一首歌颂商纣王的颂歌。不过,这首颂歌并非出自西伯侯的手笔,而是出自西伯侯之后20个世纪的唐代韩愈的伪造。韩愈伪托古代名人创作了《琴操十首》,《拘幽操》是其中之一,原文不长,抄录如下:“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P798)而其“诗眼”就是最后一句。

  

   三

  

   这首歌写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此时的大唐华夏,已经逐渐被印度传来的佛教“全盘西化”,甚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唐宪宗李纯都要把佛骨迎入宫中供奉。由于当时还没有“中体西用”的学说,因此触发了儒佛斗争。

  

   这年正月,坚持儒家立场的韩愈出于忧国忧民的良好动机,上了一篇《论佛骨表》,触怒了唐宪宗,虽然死罪得免,但活罪难饶,皇帝言出法随,一道圣旨把韩愈这个刑部侍郎,贬为边远荒蛮之地的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自己在诗中所写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同上书,P759)

  

   在韩愈看来,忠君颂圣是儒家的基本要求。周文王是圣人,圣人必然是忠君的,即使遭受不公平待遇,也只能反躬自省,而不应抱怨皇上。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古往今来的许多政客,在受到朝廷迫害或错误处理之际,不仅不能说皇上的不是,而要竭力从自己身上挖根源,通过无数次的表忠心、做检讨,以开启皇上的恻隐之心,从而使自己得到救拔或起用。

  

   四

  

   韩愈不愧唐宋八大家之首,“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区区九个字即揭示了皇权专制政体的精魂。这种政体的规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韩愈的说法则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韩愈全集校注》,P2308),“臣妾”更卑于“王臣”。西方君主称,“朕即国家”;东方皇帝更是将国事当作家事,而各级官员不过是为皇帝打理家事的家奴而已。在古代史书中,皇帝“天纵英明”,永远正确,不但“句句是真理”,甚至“一句顶一万句”。即使设置“补阙”、“拾遗”的谏官,只不过为了彰显皇上的宽阔胸怀与民主作风而已。假如有谁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以为真,向皇上表达什么“第二忠诚”,只会落得“大不敬”的悲惨下场。

  

   即使作为“中国第一民主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对于爱提意见的魏征,在其生前就曾咬牙切齿地恨道:“会须杀此田舍翁(真该杀了这个乡巴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P6096),魏征死后,尸骨未寒,李世民就“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的石碑,废除他亲口许诺将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资治通鉴》,P6184、6202)。

  

   五

  

   揆诸中国历史,一些政客惨遭极权政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其含冤临死之际,却给自己加诸各种罪名,自我贬低,自我污蔑,痛心疾首地认罪悔罪,“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甚至对迫害者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我以为,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正是其滥觞者。

  

   如果说韩愈伪造这种古代颂歌,意在借古颂今,通过向皇上表示臣服与效忠,以获得今上的救拔与起用,那么,他在到达潮州贬所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专制政体之下面对迫害只能逆来顺受的情愫,“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韩愈全集校注》,P2306)短短几句话,韩愈就主动为自己加上了“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三大罪名,而“既免刑诛,又获禄食”,不正是“天王圣明”的体现么!“正名定罪,万死犹轻”,不正是“臣罪当诛”的直接表达么!在这种心态之下,虽然撤职远窜,竟然“破脑刳心”也感激不尽,就顺理成章了。

  

   六

  

   韩愈是儒家文化的崇信者,他反对宪宗皇帝迎佛骨的理论武器,也正是儒家学说,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同上书,P2289)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韩愈可说是抵制外来文化渗透之先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宪宗李纯制定了什么英明的开放政策。而是由于韩愈的儒家立场,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才受到历代儒家学派的推崇与重视。

  

   七

  

   北宋理学家程颐为韩诗作注说:“退之(即韩愈)作《琴操》有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不到此。”(《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P1160)在他看来,韩愈为周文王伪造的歌颂商纣王的颂歌,真实地反映了周文王的心声,而且他在表现两千多年前周文王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方面,体现了空前绝后的理解力,但却只字不提韩愈对荒淫无道、暴虐恣肆的商纣王毫无原则的愚忠与屈服。

  

   八

  

   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感到程颐的表达不够严密,他补充道:“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何故程子(程颐)道是好?文王岂不知纣之无道,却如此说?……须是有转语,方说得文王心出。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P233)

  

   我原以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中国专制政体的精髓,这种先秦的诗性语言毕竟失之婉转,倒是朱熹的表达更为直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这才是理解中国专制政制的密钥。的确,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来,官方暴力机器的运转,不正是基于“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机理;臣子攀附得逞,不正是遵循“臣子不说君父不是”的规则么?不是“君父”没有“不是”,而是君父有“不是”,“臣子”也不许妄议、不敢妄议。

  

   九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全集校注》,P2665)他认为,儒学传到孟轲这里就中断了。那么,谁是其道统的后来传人呢?《新唐书》的主笔宋祁认为,韩愈“其道盖自比孟轲”,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韩)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P5269)

  

   北宋后期的苏东坡纪念韩愈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就全面论述了韩愈如何拥有孟子的“浩然之气”,并强调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P508)从文学、哲学、政治、军事四个方面概括了韩愈的功勋,而这个“道济天下之溺”,正是韩愈坚持了儒家道统,正是他把天下之人从沉溺佛、老等异端文化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甚至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有后人留下这样的联语:“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十

  

   不过,我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有先儒与后儒之分。作为先儒,即使是孔子的“君君臣臣”,如果理解为君臣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话,也要比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要进步、要文明;孟子的思想更是闪烁着别样的光辉,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P125)他几乎在呼吁君臣的对等地位;而“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同上书,P27)在孟子眼里,皇上并非天纵英明,更非永远正确,比如商纣王,不仅不是韩愈笔下的“天王圣明”,而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独夫民贼。这些思想,首先在政治上体现为诛逆除暴的正义斗争或革命造反精神,在学术上则体现为精神的风骨与价值的独立。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十一

  

   孔孟等上古时代的学者,在君权面前,大体保持了盘膝对谈的平等地位与超然态度。他们并不像后来的儒家门徒,匍匐于权力脚下,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宋祁将这个在皇帝面前可怜兮兮,哭哭啼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韩愈,说成什么与孟轲“功与齐而力倍之”,简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且不说其学术风骨与精神气质,就其在皇权面前的表现,韩愈本人“自比孟轲”,一个将荒淫暴虐的商纣王赞为“天王圣明”,一个则称商纣王这个“残贼仁义”的独夫可以得而诛之,这可是天壤之别的政治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的思想,相比于孟轲,不仅不是什么道统薪火与学术传承,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阳萎与学术倒退。

  

   十二

  

   这并非站在今人立场上苛责古人。这要从《拘幽操》的性质去分析。《拘幽操》是韩愈揣摩周文王的心理伪造的颂歌,字面上歌颂的是商纣王,实际上歌颂的是唐宪宗。这种缘于后儒萎琐的精神世界而拟造出来的东西,硬扣在周文王的头上,显然有欠公允。历史上的周文王并没有韩愈描写的如此窝囊、如此不堪,他不仅通过行贿逃脱商纣王的控制,回到封地即着手励精图治,引进人才,招兵买马,包括引进姜尚这样的人才,其目的决非“臣罪当诛兮”。尽管推翻商纣王是他的儿子完成的,至少在他生前就已经进行了推翻殷商王朝的战略准备。

  

   十三

  

   其实,韩愈对商纣王的“美化”,即使在古代,许多有识之士也不以为然。尽管苏轼对韩愈作了高度评价,并不等于他认同韩愈的价值体系。他那篇碑文大抵可称为谀墓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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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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