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克:从“社会分工”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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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  
这是矛盾双方的正常反应。问题在于,如果把矛盾简单理解为依靠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的话,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问题不单纯是由经济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强化民族意识,使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工的差距,从而以更加保守和“民族化”倾向来应对挑战。同样,“全球化”加剧对应的是“区域化”加强,也就是说“全球化”出现的是产品流通和意识流通两方面,各国在应对随着产品流通而出现的“意识流通”方面正在强化“本国特色”。因此,民族地区也在社会分工的普遍提高过程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结合当地资源分布,提供适合民族分工水平的现代化生产企业。同时,应该让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跟上现代化分工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三,从人类分工演进的规律来看,单纯依靠制度安排来解决民族分工差距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初期,利用制度安排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最佳选择,但制度化的结果是使民族间差距明显化和固定化,在国家内部加剧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化安排加剧了国家内部民族差距和区域分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必然使制度化安排面临利益挑战,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强化制度性利益,必然导致民族内部出现保守倾向和反对开放的派别,也必然引起内部政治制度改革举步维艰。这是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内部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分子正是利用制度性问题挑战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特别是在境外拥有主体民族国家的跨界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因为,少数民族首先也是一个人们团体,其次才是少数民族团体,在关于一般人们发展的共同问题上,无论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遭遇和面对的问题是共同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认同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就会出现隔离。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至今是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最科学的方法理论,如何把这一理论具体应用到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当中 ,是摆在所有民族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面前的首要任务,在全面落实习总书记“科学发展理论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应该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中国民族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当中。(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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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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